引子

老D还是小D被抱在手上的时候，当过两年中华民国的子民。不过老D大半辈子要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让他有机会经过不少“风雨”，见过了不少“世面”。他见过“解放军进城”，可不是在电影上，而是兴冲冲地爬在他家二楼的窗台上。“土改”、“肃反”、“反右”，小D在学校里，听着大人议论，看着大人表演。可“大跃进”、“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就都轮到小D亲自披挂上阵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斗来斗去小D不觉就过了“而立之年”。托邓小平的福，D生命的轨迹忽然转了个弯，D便离开了一起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同一代中国红卫兵老将们，飘洋过海到了美国。又是洗盘碗，又是做科研，连踢带打，一呆又是二十几年。头上终于冒出了银丝，小D变成了老D。当年曾卯足了劲，时刻准备着解救美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可如今，老D倒成了美国公民。虽说算不上什么“沧海桑田”，倒也应了那句话——“世事难料”。

待到老D成了美国的“离休干部”，可以端起一杯龙井茶，悠闲地坐在美国家里宽大的阳台上聆听林中小鸟清晨的嬉闹，可以站在北京家中高高的塔楼上远眺西山的层林尽染，老D才想起，何不把自己大洋两岸的见闻讲给过去的现在的新老朋友们听听呢？总还是个故事啊，一个五十年的或许还有点传奇色彩的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老D是位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电脑工程师。一双罗圈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副眼镜也挡不住乱七八糟的头发和胡须，不过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老D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字正腔圆。还有一副漂亮的歌喉，可比职业演员。但这算不上他的故事。

老D五十年的故事中真让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还是他不仅在中国读过书，到美国留过洋，不仅有机会钻进过中美两国的科研机构，认识了中美两国各等大小名人，而且还发了一笔美国的“洋财”。现如今，“发财”是让人朝思暮想的事。老D这小子，一没向美国卖“白粉”，二没向中国倒洋货。他把自己在美国开的一间小科研公司硬碰硬地卖给了当今世界电脑软件王国的微软（Microsoft）公司。D的小科研公司就叫Dtech，老D既是老板又是小兵。这Dtech里面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专利技术。不管是“少林拳”还是“武当剑”，老D的“开发成果”到底撬开了独领全球软件风骚的微软公司大门。那世界首富的盖茨先生是何等的精明？竟让老D从口袋中掏走了一大笔钱！到底多少？除了当事人，谁也不知道，此乃“商业机密”。反正，老D“先富了起来”。搬进了老大老大的宅院，开起了招摇豪华的汽车。一时间，众人眼中老D还真变了模样，那双罗圈腿也就比过去直了许多。

钱不能白给，对Dtech 里那些尚未完全成熟的新技术，老D的那个大脑袋才是更重要的。老D也就只好从波士顿搬到了西雅图。Dtech的总裁屈就成了大微软公司的一名大头兵。

西雅图的微软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电脑软件公司，说它“领导世界电脑新潮流”并非为过。高手如云，精英成群。老D还是顺理成章地做了他那个部门的技术头目。成了微软公司具有最高技术级别的少数顶尖工程师之一，当然工资在工程师中也就顶了天。老D的英文虽然还是“狗屁”，不过，听着小组内这群来自全球，“红毛绿眼”个个都自命不凡的“八国联军”向他报告，倒也很自然。或者用句时兴的话“自我感觉良好”。

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人离乡背井飘洋过海的二十几年里，也并非只有上海的女人在曼哈顿里卖皮鞋，或者北京的男人在纽约城里织毛衣、洗盘碗。举目四望，那美国各大校园里，洋举人、洋翰林、中国书生比比皆是，早被引以为傲。二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经济蒸蒸日上，引得一群群美国大佬垂涎欲滴，纷纷欲寻其门而入，中国人来当洋掮客，洋律师也应运而生，已大有形成潮流之势。可“船坚炮利”还大半是洋人的“奇技淫巧”，在洋人顶尖的电脑世界里凭着一个新移民的“个人奋斗”，单枪匹马挑战微软这个超级软件王国，出了个“东风压倒西风”的事，虽然不大，可还透着点新鲜。

不过，在赢得微软的那一刻，老D人已过四十，在美国埋头电脑技术，钻在自家的阁楼里，苦战已十年，尝试过许多大小课题的老D，已觉不出太多的新鲜了，当他明确的感到了，那一瞬间，他所做的那个小题目确实领先于美国的同行时，他更多觉得是“运气”，实在是“运气”。试想，一个中等人材，又非名门望族，多少人比他聪明，多少人比他“玩命”，多少人拥有比他优越成千上万倍的好条件，可一个“耗子”倒让个“瞎猫”给撞上了。老D感谢命运与上苍。可老D有时又想：一只耗子，让瞎猫撞上了，那瞎猫也得知道这是只耗子。既然“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就捎带着吧，“撞上死老鼠的瞎猫也算好猫”。老D不免又多了一份欣慰。

一日，尚在微软打工的D伴随盖茨先生一起摇摇摆摆访问中国。晋见国家领导，拜见电脑名流、望着百舸争流、欣欣向荣的中国电脑界，这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当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望着那些小D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D一改初衷，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五十年的故事，与其说是个“瞎猫”的故事，不如说更像一只卒子的故事，人生大棋盘上一只五十年一路攻来、只进不退乐此不疲的小卒子的故事。于是，又几年后，这本即将要出版的书，这个由一串散文讲述的故事，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过河卒。

又及：作为一只卒子，三十年间，追梦也好，找饭吃也好，自觉不自觉，D还真有幸分别穿过了中美两边IT业的“底层”与“上层”。这三十年恰巧是全球IT业从风云乍起到波涛滚滚的三十年。裹在这股潮流之中，小卒子奔河而过，驰骋沙场，一路征战，并不常有的经历为D提供了一个并不寻常的“视角”。“瞎猫”也就看到了许多难得一见耐人寻味的真实故事。本书仅略说一二（皆因为故事是真实的），以飨读者。现如今，“比较文学”、“比较历史”、“比较××学”颇为时尚，说不定有一日还会蹦出一个“比较IT学”。好在来日方长，“老兵不死”，真到那时，作者乐于为老D的故事再来一个“下回分解”。

此刻，对翻开了本书的列位看官，还是说句洋文吧：

Enjoy It！

作者

2002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似乎有些遥远了

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说起来总是那么遥远，想起来仍感亲切。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月，一个和平即将到来的年月……

D出生的年月日在他们家是有争议的。母亲说是1946年，可北京的姑妈们偏说是1947年。按说，母亲的讲法更具权威，可D跑到北京来读书，填表时还是填成了1947年。大人做主，小孩也不在意。年轻一岁便与别人同窗共读，听起来还有点“神童”的感觉。可那时候也没想过，退休金可要比别人晚拿一年了。

D生在湖北省的汉口，也就是今天的武汉。作为一个满月不久的婴儿，就随父母迁到了湖南省的长沙市。说起来是个湖北人，可D实际上几乎没在湖北生活过。

大概是4岁，或者是5岁，D上了小学一年级。本来是送他上幼稚园，可幼稚园已人满为患，妈妈干脆把他送到小学去。小学居然收了他。后来才知道，那是楚怡小学，长沙一所很出名的小学。听说毛泽东年轻时也在那里教过书。妈妈告诉他，小学一年级，D写过一篇在学校里曾轰动一时的作文。作文中说：长大了，D要当中国人民志愿军。

长沙那几年，D猜想，是妈妈一生中比较开心的几年。结束了抗日战争没完没了的逃难生涯，又免掉了留在汉口那个大家庭中复杂的姑婆关系。长沙是妈妈的祖籍。妈妈在八角庭市中心开了一间看起来挺成功的玩具商店，至少衣食小康。

没有生活的压力，也不必操心养家糊口的父亲，继承爷爷的衣钵，开始了挂牌行医的生涯。在长沙中医的那个圈子里少有学过高能物理，而又能操流利英语和日语的人才。

1954年时任“孩子王”的小D

没多久，父亲就做了长沙医务工作者工会的主席。可这个主席没做两天便和南下而来的工农干部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接下来，D的姐姐，一个和D的妈妈一起经历过大后方无数苦难、聪明漂亮的12岁的女孩子突然患白喉去世了——死在一个医生的家庭里。D想不出这个打击对妈妈是多么的沉重。长沙的幸福划了一个句号。

D在长沙生活了5年。D只记得他的屁股挨过父亲许多打，但其中缘由却不记得。那正是父亲年纪还轻，心情十分烦躁的时候。D曾经躲进床下，他心想：这样你就够不着我了。可最后还是被父亲用鸡毛掸子赶了出来。后来他又想，那我先把鸡毛掸子藏起来，看你还能打我吗？但换来的是更厉害的尺！长大了，父亲曾说，D那时的倔强，让D额外地多吃了许多苦头。父亲又说，他更多的一层意思是希望这沉重的戒尺能使D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然而，“打”是挨过了，D几十年里都未能受此教训。福也？祸也？谁知道呢！还好，正因为D记得当时的感受，D自己的儿子，倒是从未挨过一巴掌了。其他，记忆里大多是空白了。湖南话，D也早就不会说了。

父母应聘离开了长沙。D随他们搬到了河北省南部一个叫临水的小地方。那里有一所在当时直属北京煤炭部的子弟中学。学校修在一个小山丘顶上。

妈妈在学校里教数学，爸爸教物理。起初，他们就住在山上校园内的一处套房里。后来山上的人多了，他们又搬到了山下一个被战火摧毁、尚未修复的电厂里。D真正有记忆的童年便是从这个叫六和沟的地方开始的。

50年代初，中国的大地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刚刚结束，土改与镇反已接近尾声，新的急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尚未来临。农村、城市，处处都显示着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

注：除特别标注外，本书所述事件均发生于20世纪，下同。

和爸妈一起来的教师大多是湖南、湖北、江苏、四川一带的南方人。有的全家，有的单身。他们背井离乡，跑到这样一个连火车都不通的北方小地方来，第一次捧起小米饭来吃，D想他们一定是出于对新国家和新生活的憧憬。

刚到北方，D记得对小米饭、窝窝头、熬南瓜、煮茄子等北方的饭菜根本咽不下去。可这并没妨碍D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是教师子弟的孩子在这个像花园（至少在当时孩子的眼中是这样的）似的学校里窜来窜去，玩得无比开心。D学会了爬墙头，上屋顶。学会了打弹弓，甚至于做弹弓。认识了什么是鸡冠花，什么是美人蕉。当然，酸枣、槐花，以及那些如今已忘掉名字的野浆果都是他们孩子们的美食。有时回到家里，看着他们吃得发紫的嘴唇与舌头，大人们实在搞不明白，这些孩子到底把什么东西塞到肚子里去了。

可还得念书。D转进了山下百头村的村小学。那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大概有四个年级，学生都坐在同一间黑黑的教室里。每一节课，老师隔十分钟一轮地教着每一个年级。D还记得老师是一位姓黄的老人，他也兼任学校的校长和勤杂。D只记得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用像刷子一样的大毛笔，蘸着泥浆在报纸上写下“光荣模范”这一类的字样，再用剪下来的字做模子，用红墨水喷出那种自制的大横幅。这是D一生中得过的第一张奖状。以后得过的许多印制精美的奖状，在D脑子里都不如这一张印象深刻。还记得，他弯着腰认真地递给D的印着方字格的薄薄的练习簿，那是D的奖品。后来，D常想，这样的老师每月工资有多少呢？

那时候，大城市出来的父母，跑到这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那几年，他们虽然住在电厂里，但一直用煤油灯），心情还算舒畅。“三反”、“五反”还轮不到他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后来的政治运动相比，实在只是“毛毛雨”而已。在煤油灯下，D第一次尝到小贩送到家门口的道口烧鸡，大口地吃着妈妈用糖和山里红熬制的金糕。每当此时，爸爸就会笑着对他们说：只要有妈妈，就有家里的幸福！

父亲也到河里去游泳，打乒乓球。偶尔有一场露天电影，如《攻克柏林》这样的片子。当时几乎就没有任何戏剧，这群南方来的教师自排起了京剧《空城计》。父亲替他们拉京胡。

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也在煤油灯跳动的灯影里，给孩子们讲起了故事：临漳，就是古时魏国西门豹治水的地方。那河伯娶亲的地方就是他们常去游玩的漳河。虽然一走出电厂的门就是一片田野，但在三国时代，这里就是曹操修起的美轮美奂的铜雀台，台里住着绝代佳人大乔和小乔……

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学校从六和沟迁到了河北峰峰，肃反运动随即开始了。可D依旧领着伙伴们在院子外的田野里冲来冲去，做着他们“打仗”的游戏，享受着田地里的胡萝卜、鬼子姜、甚至于火烧蚂蚱（大个儿的蝗虫，用野火烧熟）的新鲜的美味。孩子们甚至种起了老玉米、向日葵。D依旧是他们那所学校家属院里的孩子王。

又过了不久，1956年，D独自一人离开父母，到北京投奔了奶奶。那一年他上小学五年级。

提起童年，D自然想起的便是六和沟与峰峰的岁月。那几年真的让长沙城里的一个细伢子，沐浴了魏赵之地田野上的风。

燕山脚下（一）

1949年的全国解放，给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家家户户都带来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久居湖北，世代中医悬壶的D家，也在1951年，举家迁到了北京。那时，几位年长些的姑妈早已嫁出去了，长子（也就是D的父亲）远在湖南，爷爷及两个叔叔早已去世。最小的姑妈参军去了。所谓“举家”，也只是指D的奶奶，正在读中学的最小的叔叔，和一个终生未婚的三姑母。

土改运动是奶奶举家北迁的主要原因。还在抗战期间，身为武汉一代名医的爷爷去世了（他的挂号费是1块银元，出诊5块，如果需要过江到武昌，则收费10块银元。30年代的武汉，这真是一笔巨款了）。就在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前夕，以奶奶为首的孤儿寡母做了一个实在令人不解的决定：她们将剩下的财产买下了长江边上一片片生荒土地。

法律便是法律。虽然她在土地上惟一的活动就是“购买”而已，但随即而来的“土改”，奶奶仍然非常及时地成了一位还未来得及去看看那一片片土地的地主。她也不得不逃往北京。好在，没有佃户，也没人追究。在北京，最小的女儿参加了解放军，于是，奶奶的身份变成了一名光荣军属，D家也真的成了无产阶级。

除了“土改”和“镇反”所触及的较少数人之外，5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平和的年代。一转眼就是1956年。读高中的小叔叔还在郊区住校。平时并不回家。姑妈白天上班一走，家中就剩下年已六旬的奶奶孤身一人，不免膝下荒凉。于是，想起了不远的河北乡下，还有她的两个孙子。调一个进京，一老一小相映为趣，岂不更好吗？

1956年秋天，9岁的D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独自一人坐火车离开了野趣横生的河北临漳，奉召进京，住进了与中南海只有一路之隔的奶奶家。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事。从此，在北京的四合院里，D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肃反运动刚刚结束，立刻就是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但这与四合院里的奶奶与D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时的北京人口大概只有两百多万。天，依然蓝得那么清澈。鸽子带着哨音悠然自得地飞上飞下。有轨电车叮叮咚咚有节奏地响着，穿过横跨街面上的古香古色的牌楼。早上，三分钱可以买一只火烧（D不记得是否要粮票）边走边啃着去上学。晚上，便会有人吆喝着“好吃的萝—卜，赛过—梨”沿着一个个四合院子的门前走街串巷。那绿皮红心的水萝卜，煞是好吃。极具穿透力的各式小贩的吃喝声，更是印进了初入京城的D的脑海（而今，这些吆喝变成北京人艺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了）。

住在北京城里，上午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读书当然有趣。可下午，在乡下野惯了的D，就对着奶奶一个老太太不知应该干些什么了，被惹烦了的老人，常会给D五分钱让他跑到胡同口一间叫天德福的小人书店去读书（现在，小人书店，在北京再也找不到了）。一分钱可阅读一本。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D都会坐在那一排排矮矮的小凳子上读几本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鲁滨逊漂流记》等等大部分中外名著，D都是在这间小人书铺中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的。那些书中的文字虽然简化，却画得十分优美，许多作者都是画坛名家。就这一点，D真比当今那些只能翻阅日本式的大眼睛卡通娃娃连环画的孩子幸运得多。

在学校里，D读书并不吃力，或许D也不很用功。

对北京的小学，D的记忆中实在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却也愉快。那是电影《花儿朵朵》中所描绘的时代。相信很多人会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D的小学离北海很近。有时，少先队过队日，歌中所唱的真是他们课余的生活啊！虽然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可那时的孩子有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有“绿树红墙，有倒映中的白塔，有迎面吹来湖面上的微风”。

进了北京，第一次（此前，出身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的D，居然从未听过收音机）从“话匣子”里听孙敬修的故事，连阔如的评书，听广播剧《彼得与大灰狼》，听刘天华的《良宵》……D迷上了收音机。有一天，D打开那个二次大战日本株式会社留下的收音机的后盖，看了又看，D决定做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矿石收音机！对9岁的孩子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矿石收音机，是一种勉强可称作收音机的装置。最简单的，有一根室外的天线，有一块具有半导体（所谓半导体，是指仅能单向导电的材料）性能的晶体，一副耳机，就可以让你听到由电磁波送来的各种音频信号。再复杂一点，加一只线圈和一个可调整的电容器，你便可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台了。

和今天从小就开始玩电脑的孩子相比，这当然属“小儿科”。可和只有机会玩玻璃弹子的前辈相比，也算是“高科技”了。

做矿石收音机，第一需要的便是钱。妈妈寄给奶奶的钱中，每月有12块钱是他的生活费。除去保障可以订一份《少年文艺》与看一场电影以外，他要从中挤出一个收音机来！

他开始向奶奶要钱了。一副耳机，当时需人民币4块钱。1956年，这是一笔巨款。一块固定矿石1角8分钱，可变电容器大约2块钱。那时候，放了学，D总是身上带上几角钱，坐着公共汽车，白塔寺、护国寺、天桥、各种集市和旧货摊，到处乱找。线圈，跑遍了北京市的许多电器行均无着落。买不到线圈就买漆包线自己做，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当他带着耳机，终于从自己的矿石机中笑眯眯地听着连阔如的评书《杨家将》，一个男孩子，心中那份得意就别提了。

上了初中后，他努力钻进了当年设在北海公园五龙亭后的，由团中央设立的北京少年科技馆的无线电室。一干就是6年。每周一次，暑假更是住在里面，或做学生，或做普及青少年无线电技术的小教员。从单管机，一直做到电视机。后来，不顾父亲要求学医的强令，很自然地走上了电子工程、电脑硬件、电脑软件这条职业道路。

顺便向做了家长的朋友谈点体会，如果你有条件让你的孩子弹钢琴或跳芭蕾，而孩子也很喜欢，当然很好。没有条件，又何必勉强。每个孩子对他周围的世界都有数不清的好奇与兴趣，细心地去观察与引导，一件事情，或任何一个在成人看来哪怕是很简单的项目，如果放手让一个孩子单独去完成，都会给孩子十分有益的锻炼。鼓励你的孩子去做点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燕山脚下（二）

D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政治运动一起长大的。有些运动在孩子看来倒是非常有趣。“除四害”就是件很开心的事。那一回，北京，或许全国也是，学校接连三天均不上课了（这是何等的开心），像D那么大的孩子，抱着铁皮饼干盒一类的响器爬上屋顶、树顶。麻雀一过，大家便敲得“叮当”作响，热闹非凡。一天下来，无处可落的麻雀累得直往下掉。不过，孩子们也累得差不多了，上房的兴趣也减了许多。

1958年，“大跃进”便开始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一片热气腾腾。大家以无比的热情，迎接着、呼唤着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报纸上每天都在释放着各种各样的“卫星”。农村，小麦亩产已经超过了万斤；城里，一个星期真的可以盖完一座大楼。文艺界在畅想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无数美景。北京城里的古老的墙壁上也绘满了五彩缤纷的壁画与诗歌：

天上没有凤凰，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凤凰，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党要求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政府坚定而自信地表示：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奔上了党所指引的方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民日报》的社论开始放声地嘲弄泰晤士河那边的同行绅士们了。（当时，《人民日报》反驳伦敦《泰晤士报》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和嘲笑形形色色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篇名社论，被选入初一语文课本。）

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中国沸腾了。

尽管，墙上，还有报纸上，一幅幅漫画上画着天上以玉皇大帝为首的众仙们对中国地面上发生的这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或惊讶，未雨绸缪的理论界却更是大胆地提出，中国已经是时候，可以取消工资，可以取消货币，可以考虑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走进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崇高境界了。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钢元帅要升帐”了，学校当然也不例外。已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D，也兴高采烈地投入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到处拉起了电灯，通宵不灭。“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都不够用了！小小的操场上堆起了一个个小土炉。地上炉火通明，天上烟雾腾腾。课，还在上，但年轻的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都投入了“炒钢”。

“炒钢”，现在已是一个很生疏了的名词，懂得其意的人大概也不多了。顾名思义，就是在地上挖出的小坑中放入破碎的废铁，然后堆上一堆干柴加热到某一温度，再像炒菜一样，用钢钎炒来炒去，最后成“钢”。

为了年产1070万吨钢，全国人民没黑没夜地守在熊熊大火面前苦战。老人自比“黄忠”，青年人都是“赵云”，小将便是“罗成”了。每天上学，D路过西单大街，都会看到一幅上面画着骑在腾空而起的火箭上的胖娃娃的壁画。小D也真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立马就在眼前了。下课后，小D们不再满足去捡废铁。三个要好的同学，商定自己去找更多的耐火砖，也去砌一座炼钢的土炉。小D们要为这1070万吨增加一点自己的分量。

这一天，小D们跑到学校边上的一个煤铺，三言两语便说动了那儿的工人师傅，借来了一辆拖煤的板车（那时人与人的关系相对简单，共产主义的远景使得人们一切都好商量）。其实，初一的孩子哪知道什么砖耐火？什么又不耐火呢？况且大街上又哪有那么多耐火砖呢？可是热情，孩子们的热情，也实在让人不去深究这些了。

小D们跑到离学校不远的阜成门城墙边（环绕北京那高大的城墙1969年被彻底地拆除了。它的遗址就是今天的二环路）。他们想，这硕大的城墙一定耐火！用尽吃奶的力气，连拣带拆，好不容易装满了一车。可小D们忘记了，三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能拖动这样一车城砖呢？三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位自告奋勇地站到了车辕中间。

“一，二，三——”

大家拼足了力气，把车把抬了起来。但车把刚一抬起，车尾便迅速地下沉。驾辕的同学被高高地悬空举了起来。车也立即向后倒滑下来，小D站在车尾，拼死想顶住车的下滑。然而车轻易地就将小D倒滑着挤到城墙边上。当小D最后一刻从夹缝中跳出来，始终在用力的手还是被挤压在城墙上。立刻，一道血肉模糊的伤口贯穿了右手无名指，细小的骨头露了出来。

几十年来，每当看着无名指上这道长长的伤疤，总让小D想起那些6亿人民万众一心的日子。虽然一起做了一件大蠢事。可这当中也有他，一个孩子的份儿。

燕山脚下（三）

尽管全国人民真的鼓足了干劲，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抢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前，甚至还有点突然地来到小D们中间。

三年自然灾害也称困难时期。所谓“困难”，的确包括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民以食为天，粮食首当其冲！城市的居民开始大幅度地调整了各自的粮食与副食的供应定量。

此时的党，除了继续号召艰苦奋斗之外，又加上了“劳逸结合”、“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种种号召与安排。“卡路里”成了当时各种报刊文件上常用词汇之一。此时的百姓，除了必不可少的工作与学习，6亿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吃”字上来了。大家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以粮为纲”。

奶奶去世了，恰逢困难时期。初中二年级，小D搬进了学校，成了这一千多走读同学中仅有的6名住校生。每月能收到父母寄来12元钱的小D，在一个饥肠辘辘的年月里独步走进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涯。

“大炼钢铁”当然早已结束，公共场所变得安静了起来。在劳逸结合的精神指导下，课余少掉了许多集体活动。为保存热量，体育课也暂停了。下了课，时间多多。北京三十六中地处西单菜市场的后门。西单商场、西单菜市场，都成了小D与室友常来常往之处。桂香村和稻香村里，点缀着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的橱窗真让人流连忘返。这些糕点的价格大约在凭票食品的10倍左右，小D们只能站在外面馋涎欲滴。偶尔，能看见一列长长的大队，那一定是在额外的处理什么免票的食品。

学校食堂里，一日三餐，顿顿窝头清水煮白菜，逐渐把肚里的油水搜刮干净了。“饿”开始占据了头脑中所有除了“肚子”以外的空闲部位，浮肿成了横跨全国城乡的流行病。

1961年，除了“肚子”以外，无忧无虑的高中一年级学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回忆起来，几十年前那种饿的感觉变得模糊了。反之，一顿饱餐真让人久久难以忘：

离1960年新年元旦还有两周。宿舍里的6位室友发誓，一定要吃一顿让自己叫“饱”的除夕晚餐！大家一致决定，从现在开始，每顿饭，都从自己窝头的底部切下一片，在火炉上烤成金黄，穿在铁丝之上，高高挂起。一天又一天，一顿又一顿，大家以极大的毅力在执行着各自的承诺（今天吃麦当劳的孩子不知能否体会）。两周终于过去了。阳历除夕夜，6位室友一起从食堂打回点缀着寥寥肉片的白菜煮粉条（每人每月能有2两肉的配给）。大家围坐在宿舍的火炉旁。炉上开水壶冒着腾腾的热气，人人郑重而严肃地捧出了那一串串犹如黄金锭似的窝头片，堆在自己面前。一片接一片，那神情庄严得像一场宗教仪式。窝头的颜色如此焦黄，历经两周的筹备，终于可以了。吃啊吃……

到底是吃饱了！

寒假，D挤火车回河北去看父母。攒了一学期的肉票可以买一听清蒸猪肉罐头。将半年来省下的日粮（居然还可以省下来）通通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懒得洗衣服，每半年都攒下不少肥皂（也是配给的），一并带回家去。已调到邯郸市的父母，他们的情况远比北京糟得多。早在公共食堂还没解散，就开始吃起以往作为柴草使用的棉花壳、玉米芯做的窝头了。寒假，小D尝了一个，实在难以下咽。虽然花生壳做的窝头味道最好，有一点甜甜的巧克力味（今天，吃腻了米饭的孩子也可以尝尝），可惜，吃进去还是不太容易拉出来。（跑到美国，看到今天吃得过于精细的人还要向食品中故意地添加纤维素，让小D想起那时候吃过的这些代用品窝头。）

热量虽然不够，但生命总在成长。一年又一年，西单商场里吸引小D的不仅是高级点心和高级糖，D日复一日地，站在新华书店里读完了《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儒勒·凡尔纳全套的经典科幻小说等一本又一本的新书。

新华书店里也开始高高挂起伦·勃朗、达·芬奇、列·维坦等人的经典的油画素描。虽然印刷得并不精美，可这是让小D感到新奇与兴奋的第一个免费的艺术长廊。

如果说上小学的小D永远记得胡同口的那个天德福小人书店，上初中的小D更不会忘记西单菜市场对门的新华书店。在那里，小D几乎花掉了整个初中时代的午睡时间。早已与小D相熟的店员，有时竟然还能容许实在疲倦了的孩子钻进那老式的大书柜台呼呼地睡起觉来。

那些年里，由于缺乏汽油，北京公共汽车的顶上虽然都背起了一个个大煤气包，但上车下车的老百姓却依然秩序井然。虽然大家都系紧了裤带，但大家真心诚意地相信：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前途光明。

在机关，在厂矿，在校园里，那歌声虽然沉重，却也昂扬：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人的生活不能没有希望。人也总是要向前走的！

住进学校的小D独立地管理自己的每月12元钱。在银行里，他开了一个每月2元的零存整取户头。剩下10元，覆盖每月的衣食住行等全部开支，再攒出期末回家的火车票。他还要再装一台自己的收音机。已经是初中生了，“矿石收音机”的时代当然应该掀过去了。

找来《无线电》杂志，小D决定安装一台有两个直流电子管（1A2Π与2Π2Π（北京电子管厂生产的苏式型号））的再生式便携收音机。照样缺少应有的器材与工具。费尽了磨难，在一块裸露的玻璃纤维板上，小D调出了所有的北京电台。他高兴地把电池与收音机塞进书包里，把音量开得大大的（其实，就相当于蚊子叫吧），在操场里跑来跑去，尽情地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不幸的是，作为供应电子管板极电源的67.5伏的高压积层电池一转眼便用尽了。小D的钱，再也买不起第二块在当时算得上昂贵的积层电池了。

只用了一次的收音机让小D的无线电知识与经验都大大提升了一步。不久，他凭借同龄人中明显的技术优势考进了北海公园内五龙亭北面的中国少年科技馆。从此，每周至少半天，小D拥有了只有帝王才可免费享用的北海公园。困难时期，或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或莫斯科餐厅、四川饭庄，或什刹海、天桥，首都北京，每个圈子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块乐园去度过那漫漫的长夜。北海成了小D永远的公园。一周又一周，春天里落英缤纷的桃花，夏日里婀娜多姿的荷田，秋天里高大的白杨树叶打着旋飘落一地，冬日里那冰封玉砌的湖面……当然，还有那永远的绿树红墙，那高高的白塔，那荡漾着的双桨……

一天，从北海的后门去少年科技馆，忽然看见九龙壁前的大茶棚卖起了糖炒栗子。小D明白了，困难时期过去了！小D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了。

（恰好长身体的孩子，独自一人去度过吃不饱饭的“困难时期”，造就了矮个子罗圈腿“二等残废”。但除了必须勒紧裤带以外，独立自主与无拘无束，也使D的心灵收益多多！上苍的公平就在于，当你暂时被置于一个并不优越的环境中时，上苍也一定会给你点什么东西作为额外的补偿。）

也忆高考

1964年，中国大陆的历史上是个万象复苏的一年。“西伯利亚的寒潮”即将过去，三年自然灾害已临近了尾声。虽然粮票、布票等配给供应依然严格，但百货商店的架子上已经摆出了更多的商品，街上人们的衣着鲜艳了起来。至少，小D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已不再觉得饥饿难熬了。

蓝天白云下，捷报频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运动又开展了起来。一个需要千百万中国青年永远学习的榜样—雷锋，树立在我们面前。也就在这个时间前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再次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与号召！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教育界在批判了1962年、1963年以“智育第一”的错误招生倾向之后，提出了1964年的高考招生要优先选拔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选拔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当然成了当年高考的首要任务。

虽然都是些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可对那些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考生，如果又不是党团员，那么他们也都明白：只有表现得格外优秀才有可能赢得本属于你的权利。阶级路线，这颗时紧时松的螺丝又拧紧了。这些高三的考生们又站在了一条并不平等的起跑线上。

和许多在网上想起当年的考生一样，三十多年以后的D也能并不费力地记起他高中毕业作文考试的第一句：

“多少年来，梦寐以求，多少年来，向往已久，今天即将毕业、今天即将成年，今天，即将踏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步伐走进那奔腾直泻的生活河流……”

年轻的小D也有一个好梦。

可是，毫无人生经验，却又对知识流露出无比好奇和痴迷的小D，在毕业鉴定上已经被放上了“学习目的不明确”的书面评语。并非红五类家庭出身，想入却又入不了团的小D，在通往高考的路上更多了一层艰难。

不知什么原因，小D所就读的那所离北海公园后门不远的中学，1964年前后的大学升学率只有5%左右。相信学校或班主任对小D和小D这类在学业上还有可能升学的弟子，放上这样一条足够致命的评语也一定费过一番周折。

学校有学校的难处。即使是60年代的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基本上是受升学率的影响，可是学校又不得不突出政治。一方面学校调集了校内最强的师资力量来辅导毕业班的升学复习，另一方面学校又启动了全部宣传力量要小D他们向放弃高考、直接到农村插队的侯隽、邢燕子学习，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其实，这已是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曲了。等小D他们后来真成人了，想想当年的老师们，包括那位给小D评语的班主任，这条钢丝走得也真不容易！

学校要求小D他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既准备上大学又准备去农村。刚好，那一年北京有一个著名的佛教寺庙准备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一批和尚。据说待遇相当不错。第一年，送入某大学专攻梵文，一旦工作，起薪60元，等等。倒也确实让小D他们心仪了-番。小D们也就把“一颗红心、三种准备”当成玩笑挂在了嘴上。后又听说选和尚的政治条件有相当的要求。小D等人就只好再次改口：“那就两种准备吧。”

其实，小D的心里只有一条路：上大学！小学、初中、高中，小D在班上大体算得上前三名。可考初中、考高中，一发榜，D上的都是最后一个志愿学校。升大学的考试会是个什么样子，小D心里没底。小D那些在北京的长辈亲戚们也搞不清楚他算哪一类学生。

高三一开始，小D把三年的课本找到一块。纠集了四五个皆有此心的学友们晚自习里扎了下来。白天，把高三那点东西搞完。晚上，开始他们自己的计划。大家都开始想到和自己的命运叫一叫板。

文科，并非是小D所擅长的。要扬长避短就只能确保数、理、化的每一分了。化学，以门捷列夫周期表为核心，元素性能倒背如流。各种“键”关系别搞错了，复习起来，相对简单。俄文，更是一个“背”字。单词拼写、变格变位、句法句型，如果这些都不出错，那一小段俄文作文就全凭判卷老师临场好恶了。物理、数学便是从实战出发：题海战术。小D们拼命收集他们能力范围内找得到的各种习题集，且订下一条规则：独立地解出每一道看得见的题！一年下来，这一条小D做到了。其中一题：底角平分线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小D们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几十年后，在微软公司，D有一天心血来潮，又把这道中学生的题目拿出来，给他那些“洋鬼子”部下做智力游戏。结果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的老美也是沿着小D当年的思路，一天下来，不得要领。倒是一位印度老弟，十几分钟便用反证法证了出来。

这一年，小D是下了一些笨工夫。至于作文考试，D只是期望别丢太多分。《古代散文选》、《艺海拾贝》等各种散文范文通通阅读。几本书读下来，居然发现文学里还有那样一片美好的天地。当然，这也只是副产品了。

日子飞快，白天早8点到晚5点，老师上课。晚上6点到9点学校里晚自习。再晚，10点到12点，挤在斗室里，在压暗了灯火的床头边，做习题。一年，一晃过去了。春夏秋冬，除了谈升学、上山下乡、人党入团、批判苏共中央，当然也谈鲁迅、屈原、牛顿、爱因斯坦、火箭、导弹……，人生中花一样的季节里，留下大家多少谈不完的话题。

临到填写志愿表，清华、北大被放到了一边。小D把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或科技大学）放到了第一志愿。因班主任老师每次找他谈话临结束时都要加上一句：“像你这样的表现科技大学能收你吗！？”当时，中国科技大学专业设置和毕业后的去向对家庭出身的要求要比清华、北大更苛刻。小D要赌一下：到底科技大学要不要他？有时人生的一些决定也是很随机的。

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时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书已被小D摸烂了。考得上吗？小D不知道。过去的经验使他没有坐标系可参照。可他也不知道还应该再看什么了。干脆，把所有的书都放到了一边。学校也不再考勤。一毛钱一场，小D看了许多好电影：《四个伪金币》、《科伦上尉》、《冰海沉船》……，反正，这一个月里小D什么书也没看。考试那天早上，一向脾气极坏的姑母一早起来，煎了三个荷包蛋。要求小D一口气吃掉，说是“三元及第”。小D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四中那所紧挨着自己的母校的考场。上午下午，一日两场，天气酷热，监考的老师一会给这个，一会又给那个考生摇着扇子。三天之后走出考场，D和同是考生的L坐在北海公园的东岸边长凳上发愣了半天。

考完试，全体考生又到郊外的温泉苗圃劳动了两星期。同窗三年最后的一次聚会，谁也不提考试的事情。就这么着，大家分手了。回到城里，小D高烧骤起，上吐下泻。D得了中毒性痢疾。拿着电报从外地赶来的母亲，在火车上还以为小D已经没命了。

接下来，是小D最轻松的一个暑假。也是小学以后和母亲相伴最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几十年中他也很难找到相同的感觉。

发榜了，科大要了他。做中学教师的母亲惊喜非凡，可小D却平静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后来在科大里，小D知道了他的数学考了105分，这大概是那一届考生中数得着的高分。但在考场上同样“感觉良好”的物理，只有79分。什么原因？和以往考中学时一样，小D始终也没搞明白。

一起度过了这一年的朋友们没有小D运气。小Z被保考哈尔滨市军事工程学院。考完之后再说政审不合格时，别的院校录取工作也都结束了。L1、L2的家庭出身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高考不过是“重在参与”罢了。十几年后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凭着他们的实力，朋友们又都浮出了水面。小Z也在美国圆了他的硕士梦。

一向欣赏小D的老师们当然为他高兴，也都为他捏了把冷汗。小D的班主任也来表示祝贺：“你一向很骄傲，这次你赢了，若不取得经验，以后你还是要吃亏的。”

若干年后再想起这些话，才觉出这真是为人师长的金玉良言。

那一年，母校的升学率大概有10%。35年以后再看，考入大学的同学中其中一半依然是他们各自行当的佼者。这超出了一般大学毕业生在事业上真正的成功率。这应该是他们老师们的骄傲。可惜母校早已不在北京高中名单的序列里了。

从小D变老D的过程中，从国内的舞台到国外的舞台，小D或老D又经过了无数次“考试”。但肯定地讲，1964年的高考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座泸定桥。这一年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再也忘不掉教室窗外那槐花淡淡的幽香。

D儿时习作

驾波凌云又一春，劣马风烟几浮沉。

沐月疾驰踏枯草，临风狂舞鄙小人。

伏窗将以铁笔秃，陷阵欲使金刀钝。

傲视苍穹笑残雪，誓驶青虬登昆仑。

1962年春节

第二章 我的大学

红与专

1964年9月，离17岁还有两个月的小D，扛着行李卷，瞪圆了好奇的双眼，走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门。

中国科技大学并不在北京高校云集的中关村。沿着北京长安街向西，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军兵种司令部、军队医院与学校，一座简陋的一半围墙一半铁丝网圈起来的校舍，孤零零地呆在北京长安街的西尽头一片田野之中——离那座大名鼎鼎的“八宝山”只有一箭之遥。

中国科技大学历史也不悠久，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并由科学院直接领导。

身为国家人大副委员长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届时也为科学院院长，当然也是科技大学的校长。那些刚刚从欧美回来不久的在国内外最为赫赫有名的教授，担任了科学院各研究所所长的先生们也就兼任了科大各系的主任。除了“共产主义”以外，科技大学的办校方针便是“院校结合，所系结合”。在那一年，就是这所只有一座简单的、1958年由学生们自己盖起来的7层教学大楼的科大，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科研“奥林匹克代表队”的后备军。

和小D这个北京长大的孩子相比，那些腰里扎着草绳，打着赤脚，世世代代第一次走进城市，第一次迈进大学的贫下中农的孩子们对走进北京，走进科大，更是充满了兴奋与新奇。

1964年D大学新生，摄于中国科大主教学大楼前

一个江西井冈山来的同学，神秘地告诉小D，他发现汽车原来也有三只轮子的。小D明白，他是第一次看到北京城里的三轮摩托。可是，在这群能够走进科大的孩子中并不乏各省市的高考状元。许多人是由县长、村长步行几十里送上火车，“男儿立志出县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他们身上背负着家乡父老和几代亲人的期望。

小D们被告知，六个贫下中农的收入方可支持一个大学生的教育，而每一届大学生也只占全国同龄人口的百分之一。1964年，中国的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弟还能得到大约15元左右的助学金。勤俭的人，除日常开销外还可寄一两元给父母。在1964年的中国，科大的学生们是天之骄子了。

不是红五类，不是党团员，不是出自名门名校，小D侥幸地排在了“天之骄子”的队尾上，开始了第一个6年的大学生涯。（17年后，小D在美国的大学里又度过了另一个4年的大学生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一个人一生中能有10年接受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大学教育，小D知足了。）

走进了科大的小D，憧憬着牛顿、爱因斯坦的人生，珍视命运提供的机遇。他老早便从高年级的朋友那借来一年级课本。虽然他并不知道在这云集了全国高材生的“国家队”里，他排在何处。但过去一年的经验告诉他：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不同的只是，无非你快一点，我慢一点罢了。

学校却并不急于开课。刚刚打开的行李又卷了起来。一路嘹亮的歌声，无线电系的新生们被送往南口，到一片满是鹅卵石的沙滩上去种苹果。

60年代，艰苦的体力劳动是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用劳动的汗水洗刷头脑中的修正主义灰尘，用‘接班的五项条件’纠正自己的入学动机”。劳动的间隙，这口号一次又一次地在提醒着这些汗流浃背的孩子们。

农历八月十五，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第一个离开父母的中秋节。扛了一天鹅卵石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跑到洒满月光的河滩上散步。这里曾是清兵入关时的古战场。小D也独自一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嘴里咬着坚如磐石的月饼，遥望着天边那些黑沉沉的群山，历经了高考结束后一场又一场的“下乡劳动”，心里盼着快点上课吧。盼望那期待已久的下一轮挑战。想着，不由默默地念出了声：

铁马金戈，移山填河，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又一个月，过了国庆，终于上课了。微积分，一个流动着的概念，让刚刚离开高中课本的思想一下子变得鲜活了起来。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不再是科普读物上抽象的历史人物，他们认识自然的思路变得具体了。多少年前，中国也有人提出过“一尺之锤，日取其半，永无穷尽”的命题。纵有5000年的文明，可微积分终究没有出在中国。不知为什么，小D想到这些。

上课了，在中学时代，那些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名教授忽然站在你的面前。他们不仅做着各自的研究工作，也教新生的基础课。小D好奇地发现，他们其实也都是些普通人。想必除了他们都很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事物，或者说是“做学问”的方法。

一轮新学业上的竞争中，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使得一部分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尖子”的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尝尝“中游”甚至“下游”的味道。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个中国人的老观念在摄取知识财富的领域里似乎也是如此。

“又红又专”，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大学生们大概都面对过这一“问题”的困扰。“专”，当然是学有真功。“红”却不知如何定义。当时在科大任××系主任的Q教授，对红与专，也提出了他的公式：

贡献 = 红↑ · 专↑

或者说，人对社会的贡献相当于矢量代数中的点乘。红，作为一个矢量，代表党所指引的方向和个人在这个方向上所作的努力。专，作为一个矢量，表示个人在专业上的功力和个人以专业服务于社会的方向。

这个公式在两年后的文革中依然遭到批判。批判者的大字报说：红与专的权重系数完全相等是错误之一。更为严重，只要红↑与专↑的矢量角小于90°便可有所贡献。这岂不是容许不必与党保持百分之百（即矢量角为零）的一致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看来，这种批判也只有“最愚蠢”的“臭老九”才看得懂，才做得出。时至今天，对已退休，虽未盖棺但大体定论了的Q教授，这个公式倒也是他回国以后的一个写照。

作为一个大学新生，小D没有等到文革就已受到了批判。校园里从教室到食堂、到宿舍，沿途的黑板报上仍如火如荼地继续着“端正入学动机”的讨论。议题逐渐集中到“读科大，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做科学家！”是否正确？

起初，绝大部分学子都热烈响应。但是，黑板报的其他版面上充满了“王杰、雷锋、阶级斗争……”，“科学家”几个字变得读起来有点别扭了。便有聪明人提出“读科大，要为共产主义做工农兵！”小D是“科学家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派”人越来越少，“工农兵派”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最后，官方的正确答案揭晓。“科学家派”当然满盘皆输。但，“我要做工农兵”也是错误的。“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关键是“党要……”，而不是“我要……”

大学终究是大学。阶梯教室里你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位置。1964年的科大，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准时上课或准时下课（这在当时是与周围的革命纪律有点不太协调）。图书馆中更有数不尽的图书；运动场上各种各样的运动员龙腾虎跃；革命的歌舞台上也尽显着年轻人的才华。

小D的谨慎和心中无数，倒使他很快地适应了大学的学习。他听懂了华罗庚教授的一句名言：“读书，就是要把‘厚’的读‘薄’，再把‘薄’的读‘厚’。”图书馆里，小D尝试着用一句或两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课堂上和讲义上老师讲的内容。然后再找来不同的名家所写的书本，看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深度是如何描述这个问题的。如果真懂了，那就把一切书本推到一边，把自己的理解尽可能充实地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写出来，小D称之为“做笔记”；如果引出了更多的问题，那就有机会让小D与老师和同学们作一番尽兴的争论与探讨。D想，凡是读过书的，无论是“老”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不会忘记这“一本书，一支笔，一杯茶”的乐趣。

高三时，“题海战术”让小D应付中国式的高考游刃有余。读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这个习惯也就自然地保留了下来。小D喜欢去做那些额外的习题。犹如练拳的人，围着八卦图不停地绕圈子，乐此不疲，直至深夜。大学的第一年几乎天天如此。Q教授的另一句话，小D也是记住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是从来就没有在12点钟以前上过床的。

（读过大学或正在读大学理工科的年轻朋友，随意找一个小题目，试试看，能否在一分钟内证明。譬如，“每两个无理数之间至少有一个有理数，每两个有理数之间也至少有一个无理数”。其实，这一类的大脑体操，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运动。）

小D与其他一百多个同年级的男生共住一层筒子楼。每个小小的房间放进4张上下床之后就只剩一个狭窄的过道了。8个年轻人如同沙丁鱼排列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如何相处，确是十分重要。好在党团组织将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学雷锋”等诸多的运动之下，不乖巧又不敏感的人，如小D，每当卫生扫除，连打扫房间的扫帚都很少有机会抢到。

如此环境，D每天12点钟以后回来，要想不惊扰别人的确也十分困难。很快，同房间便有第二个人，也要晚过12点才回来上床。不久，同学们知道了，他是在读“老三篇”，每晚如此。他的行为，被年级辅导员在“晚点名”中郑重地予以表彰。其时，在林彪元帅的号召之下，全国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开始了。

1964年的大学里每个年级都设有一个辅导员。小D的辅导员是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据说读书时成绩优异，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原子反应堆自动控制中的一个课题，但党此时更需要他来做一个政治辅导员。我们暂称他为Y。他是小D文革之前的大学生活中不能不提的一个年轻教师。

南口劳动，他健康的体魄，简朴的生活，犹如舞台上一个精彩的亮相，折服了这群初次相识的年轻人，牢牢地树立了辅导员的地位。从此，科技大学1964年无线电系的学子们在Y的率领下，开始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大学生活，直至文革开始。相信小D和当年的同学们都会终生难忘。

大学一年级，整整一年，早上起床号响，紧急集合。5分钟之内要从床上跳起来，衣着整齐地在宿舍楼前列队，或出操，或长跑。有时还是全副武装（人手一支7.62步骑枪，有时就放在宿舍里），直到早餐食堂门前解散。这是出早操。晚9点，无论你在哪里，均要赶到阶梯教室“晚点名””。Y每次讲大约半小时，大至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小至寝室的卫生，学习的压力。当然，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准绳。

作为高校民兵火箭炮团，小D们，每周至少一次或两次，下午四点半，操场集合。正步，操炮，步枪瞄准，刺杀，这件事，小D很有兴趣，常和其他同学“额外加码”，手脚都留下过不少的水泡。他可以卧姿，左臂托起7块砖头，半小时不必休息。蒙上眼睛也可在几秒钟内将枪栓拆卸，分解组装。几十年后，在美国一个射击俱乐部里，老D刚一操枪，边上的洋教练便讲：你是受过训练的。老D不乏得意。事实上，无论小D老D，射击成绩没有下过九环（或许有点“吹牛”）。此外，“一点两面”，“三三制”（均林彪的战术条例），班进攻，排进攻，也在转业军官带领下反复演练。

在Y辅导员“大学解放军”的虔诚与灵感的驱动下，1964年，无线电系的新生整个上了一年“西点军校”，不过那一代人称之为“抗大校风”。

任何时代，大学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专”还是“红”，有时都得让位于生命与青春的顽强。渐渐地，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小d走进了小D的眼帘。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单薄与瘦小。练刺杀时，每当步枪刺出去，给人的感觉是她的身体好像也要跟着枪飞出去了。后来，小D发现，当晚自习的教室里剩下最后两人时，往往另一个便是她。他们开始探讨相互遇到的难题。小D终于意识到她那瘦小的身躯里藏着的犀利与敏感。果然，一个学期下来，他们的成绩都置身于“马拉松赛”的第一集团。晚自习的色彩变得更丰富了。他们开始相约一同去图书馆。心中的一种朦胧，使人感觉到读书居然是这样的愉悦。可这种愉悦使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感觉迟钝了。终于，一个周末下午，他们爬上校园外的一座小山丘，沿着空无一人、弯弯曲曲的摩托车俱乐部的跑道，谈起了他们的中学，各自的朋友，谈起了小说《牛虻》，谈起了居里夫人……，他们忘掉了时间。当天色昏暗，远处校园里飘来隐约的声音时，忽然想起，他们误过了晚点名。他们跑着，越过一道道铁丝网钻进学校时，都感到校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隐约的骚动。接着，他们听到了有线广播里传来了新闻，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小D的同学几乎遍布了中国东部的各个省，都有着骄人的过去。不仅是学习上的尖子，大多数人都有过学生会、班主席和团支部的各种各样的头衔。每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梦。这样一群血气方刚未脱稚气的青年人，告别了父母，聚集在一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去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竞争尤为剧烈。学习的压力使少数人开始失眠，开始神经衰弱。发过霉的战备粮做的窝头也真让南方来的孩子们直皱眉头。世代贫下中农的子弟，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中骄傲地陈述着自己祖辈所受过的苦难。小D也开始发愁，怎么自己连团员都不是……。

Y辅导员不失时机地提醒小D，“为什么不可以用你开夜车的时间去帮助那些学习仍然很困难的同学们呢？”小D醒悟到，他不再是一个从北京那所几乎是最差的中学跑出来的考生了。可当他真的尝试是否也能帮助别人时，他发现，其实其他的“状元郎”们还从未具备接受别人帮助的心理准备。

政治上如此脆弱，学习上却名列前茅，更糟糕的是身边还有一位学习同样名列前茅的上海女孩子。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里，小D已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大学二年级，整整一年，小D都被一种矛盾的心理苦苦地折磨着：想做一名科学家为什么不对呢？既然党允许我加入科大，不也是要培养我做科技工作者吗？可是，D对每日深夜反复研读“老三篇”提不起热情。学雷锋，别人抢得到扫帚，自己却总也抢不到。

1965年，颇为迷茫的大学二年级

这似乎也是在说，自己一定是有什么地方错了！

小D无法将自己在政治上的表现提升到与学业同一水平，却又不懂如何在政治上去争取同学们的帮助。直到大学毕业，以至同学们开始大批入党，小D也始终未能加入他实在向往的共青团。已经作为一个共青团员的“资产阶级小姐”小d比小D更多一层来自团内的组织压力。自从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起，小d切断了和小D的一切联系。

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了在“破四旧”中取得了赫赫战果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带着红袖章把北京已经砸得差不多了的孩子们，受到无比的鼓舞。他们的心沸腾了起来。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横扫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与腐朽没落的封、资、修”。

那是何等的快感与淋漓尽致！（对这些被学校、家长压抑已久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的确是难得的宣泄！）

中央文革也的确需要这群孩子们杀出北京，去煽风点火，去挑战当地的原党政领导。北京的孩子们要做“播种机”，要做“宣传队”，也要做“钦大臣”。北京的小将杀向了全国……

豪情万丈的北京红卫兵启发和诱惑着外地的孩子们。他们也要去见毛主席！理直气壮，无法阻挡。于是，相当一段时间里，先是“红五类”的学生们，接下来是一般家庭的子弟，跟后也包括胆大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秋、冬、春、夏，一批批地拥向了北京，挤满了机关学校，大街小巷。全国免费大旅行铺展开来。

D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可也不是“黑五类”。当学校停课了，“校党委”靠边了，“工作组”也赶跑了，周围的人们，或革命或被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经过了文革之初情绪上的震撼与扰动之后，任何造反或被造反的组织都未参加，D迅速成了一名“自由兵”。他当然奈何不了这样大的革命，革命也暂时顾不过来管他。在台风眼里，在漫天遍地的“红海洋”中，和D的“阶级地位”大体相同的这一群人忽然享受起过去几年来难得的悠闲，暂时一切都不必考虑的悠闲。

注：每当刮台风，台风的旋涡中心都是最平静的地方。

看遍了北京高校的大字报，也腻烦了既无休止又听不出名堂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之后。D选择了孤身一人，走出校门。既然读不了万卷书，便去行万里路！

9月，天气依旧炎热。外地学生奔向北京的节目尚未大规模开始，永定门火车站还不拥挤。除了正常旅客上下车外，站台边上两堆高高堆起的家具与行李在耀眼的阳光下显出一点时代气氛。这是破四旧中被押送回原籍的“黑五类”分子在走上火车的最后一刻丢弃在站台上的。身上别着“黑五类”白布标签的一对五十左右的夫妻，女人被守在站台上的红卫兵中学生喝令将怀里抱着的挂钟扔到家具堆里去。刚要爬上火车的男人又被拦了下来。告知将多余的一条被子扔到行李堆上去。

“两个人有一条应该足够了！”

看着那破旧的大挂钟，脏兮兮的被子，以及这一对怎么看都不像富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同行尸般的男女，D禁不住把自己的头扭向了一边。

D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一只军用水壶，一只父亲留给他的原美军二战中旧的双肩军用背包，里面塞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别在胸口的大大的“中国科大”的校徽便是一路免票的绿灯与通行证。

归心似箭，D担心着自己的父母。但D知道，在这样一场席卷着一切的狂潮面前，近在邯郸，在当地略有一点名气的医生父亲的身上免不了溅上浪花，冲一番淋浴。D也只好期望他能像一位男子汉一样去对付吧。D直奔了武汉。那里，有他久别的母亲与外婆。

就在文革爆发前不久，年近55岁的母亲选择了“因病提前退休”，离开了邯郸一个中学教师的岗位，独自一人回到了武汉照顾外婆。（当年，一个人若想回故乡，如果故乡又恰巧在一个大城市的话，这是惟一的办法。）外婆作外公的弃妇已独居了近五十年，几近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了。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母亲不得不把“为人子”放到自己做人优先地位。

鬼使神差，回到武汉，让母亲无意中躲过了文革之初学校里一个优秀教师一定会碰到的飞来横祸与无妄之灾。

号称“火炉”的武汉似乎比北京还要凉爽怡人。刚刚破过“四旧”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其实，真正的“革命”在这里还尚未开始。高高的江汉关，浩荡的长江水，依稀能让人感到当年九省通衢的盛况。D第一次回到17年前的出生地。妈妈与外婆均平安无事。一个星期，D与妈妈在汉口街心骑楼之下漫步，去品尝“小桃园”的排骨汤，“老通城”的豆皮，去看D出生的老屋，去听妈妈讲少女时代在这城里每一处的乐趣。一时间，D心中泛滥起一股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悠然与恬静。其实生活原本是这么美好，小老百姓的心中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啊。

站在长江大桥中间，龟山之上既没有黄鹤与高楼，水天之际也不见孤帆与远影，倒是高高的桥下，江水仍在滚滚地流淌。

一个10平米左右的木板小屋中间又被隔成一半。那一边住着外公姨太太的小儿子夫妻二人。这边暂时住着外婆与D的母亲。这便是那位曾为武汉首富的外公遗属在武汉的全部家当了。

眨眼便是一周，D又要走了。虽然从眼神里看得出妈妈在问：“非要走吗？”

但她终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临走的早晨，外婆早早地将军用水壶冲满了凉开水，放在D的背包旁。望着与D几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老人，D心中涌上来一股潮意。1949年后，新政权并没有触动这个既没有丈夫，也没有财产的老人。虽然她法定的丈夫曾是“首富”。这次，破四旧，当D的母亲不得不打碎了她一日三叩，供奉了几十年的观世音时，老人的眼睛有点茫然了。

再上车，形势已大变。车上开始拥挤了。在长沙D没有下车，径直奔向广州。北方长大的D，急于知道中国南端这个亚热带城市中的一切都是个什么样子？

车驶进广州站，尚未停稳，站上的大喇叭便叫了起来：“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们请注意，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们请注意，请到出站口集合，请到出站口集合，省领导将在南方大厦接见你们，省领导将在南方大厦接见你们。”

听着广播，隔着几个座位的那几个北京小伙子眼睛亮了起来。不顾广州的炎热，他们穿上了各自将校呢的黄军装。手臂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长。除首都红卫兵五个大字外，下面还印有一行“xx纠察队”的小字。D心里有点好笑。出站时，瞟了一眼坐满了穿着黄军衣的姑娘小伙，标着“北京红卫兵”字样的大轿车，D从接待人员的身边绕了过去。

早上吃过中山大学红卫兵接待站提供的粗米饭与咸萝卜条便出了门，挤上公共汽车，坐到海珠广场。这是广州的市中心。从这里，D对照地图正式开始了广州一游。迈开双腿，沿街一路走下去，青春年少，不知疲劳。中午，一碗云吞面，只须两角钱。

红花岗，农民运动讲习所，当然是每个学生必到之地。越秀公园，那座著名的广州五羊市标，已被砸碎了羊头。想去看著名的黄埔军校，但无人告诉如何走。D还是自己摸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文革前，D读过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发动武装暴动前夜写给妻儿的遗书。使人无法忘怀，一批留学生与富家子弟，虽不懂如何“发动群众”去冲锋陷阵，但绝不缺少舍己救国，哪怕是以卵击石的勇气与决心。明知一去不返，却义无反顾，那信中充满凛然荡气回肠的词句，曾让D久久不能入睡。可看到这也被砸得七零八落的墓园与碑亭，虽然早有准备，可心中还是有些疑惑，彼革命与此革命竟然是这样的不相容吗？

广州，那种扑面而来带着芭蕉或榕树的潮湿的气息，几天里都令D无比兴奋。夜深了，那刚被漆成火红的城市街道，那浓艳多彩的热带亚热带鲜花，都被黑暗掩盖了起来。永不停歇忙了一天的高音喇叭终于累了。一切都静了下来。停泊在珠江边的船，亮着点点灯火，大街小巷又充满了花木醉人的芳香。D想起文革前读过的《三家巷》：小说中的“革命仔”个个都是那样的漂亮与多情。离开广州，上车的学生犹如潮水。一列列火车上已人满为患。椅子上挤满人，桌子上同样坐满人。厕所里站满了人，座椅之下也钻进了人。

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行李。凭着还算是矫健的身手，D也抢着攀上了车厢的行李架，便像一尊卧佛似地侧身顶着车顶躺了下来。俯视着满车挤成“肉饼”似的学生，D算是躺在车厢内九天之上的头等“卧铺”上了。在满车越来越熟的香蕉气味中（香蕉仅九分钱一斤，学生还买得起），朝上海方向驶去。

没完没了地摇晃着，火车爬进了杭州。与车上新结识的三位学生朋友一起钻出了车厢。D总算伸直了手脚，登上了杭州站台。

1966年文革“大串联”，攀登于杭州南高峰半山之上

正是秋日最好的时节，桂花树上金色点点，杭州满城飘香，到处都是带着雕花木格门窗风格古老的铺面商店。街道异常整洁。来来往往的广播车，依然要求市民们“保持清洁，保持秩序”。但铿锵有力的声音里总让人觉得多了点什么，D倒是听得出，其实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已成了惊弓之鸟的省市领导们对“文革”下一步不知深浅的惶恐。也难为他们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三位火车上新结识的朋友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他们似乎也不是为了“煽风点火”而出来的。大家心照不宣，D便跟着他们，一路走过来，住进了他们对口的院校，浙江美院。真会选地方，学校就在西子湖边的“柳浪闻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D早有所闻。可身临其境，苏堤，白堤，保俶塔，西子湖……。怪不得，南宋的小皇帝只识得杭州，不记得汴州了。这天堂里的“暖风”也让D沉醉了，三潭印月，南屏晚钟，灵隐，虎跑，龙井，断桥。苏小小，白娘子，岳飞，秦桧，“卖油郎独占花魁”。几天下来，D真的把“文革”也扔到脑后去了。

玩了一天，晚上，躺在铺着稻草帘子的大画室地板上，D却发现，中央戏院的三位都靠在自己的铺位上，若有所思。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画室的一角乱七八糟地散落着一堆无人问津的素描习作和碎成数块的石膏模型。一路火车坐过来，D知道这三位分别是舞美、表演和导演系的学生。D也猜出来，他们大概在想什么。D便说：

“睡觉，睡觉，睡觉！明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儿，定能让你们忘掉尘世中的一切。”

“哎呀，此地还有这等去处？”

那位表演系的又来劲了，捏着嗓子念起了台词。大家笑着，关了灯。

第二天一早，D真的领着三位出了门。向左手边一转，穿过“柳浪闻莺”，沿着西子湖，边说边走朝“花港观鱼”而去。

“唉，当初我也考了北航，结果戏校先发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是你们学理工的好。”

话匣子一开，少了不少禁忌。D是个文艺爱好者。深知能进中央戏剧学院也绝非凡人。对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们多少都有崇敬。可看看当前的形势，文艺界里从上到下，“洪洞县里没好人”，阎王、小鬼统统打倒。收音机里，除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便是响彻云天的语录歌。也难怪这几位学了几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准艺术家有点茫茫然。D忙说：

“嗨，鲁迅先生讲过：‘革命时期无文艺’，诸位也不必过分担心。革命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天才’。长歌当哭也必在痛定之后。到时候，定有诸君的用武之地。”

嘴里说着，D心里也想起了自己。学理工的不也停课好几个月了吗？

转过了苏堤，便是“花港观鱼”。景色豁然开朗。天气暖洋洋的，“游人”不多不少，湖中的锦鳞火红金黄。满树的桂花密如繁星，芬芳四溢，扑鼻而来。大家什么都不说了，一个个都仰天倒在墨绿色犹如床垫一般厚厚的草坪上，眯起了眼睛，真的醉了。

告别了新识的朋友，离开了杭州，D独自来到上海。住进了闸北的红卫兵招待站。他当然急于了解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城市，一睹外滩的风采和大名鼎鼎的南京路、淮海路。他很想爬上当时上海（也是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去鸟瞰过去赫赫有名的“跑马场”，而今的人民公园。他想看看那个古老的上海城隍庙。他心中还有一个秘密，他知道小d在上海的地址。他急于去看看小d在上海的家……

11月，终于回到了学校。校园里，虽然高音喇叭依旧轰鸣，少数的革命“骨干”们依然为证明各自才是最坚定的毛泽东思想追随者而紧张地忙碌，但气氛却自由了许多。道路两旁，大字报棚子上，稀稀落落的红绿纸张在寒风中摇曳，显得有点萧瑟。而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却挤满了外地来的红卫兵学生们。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不断地接见各式各样的“造反派”，不断地发布着各种指示，可在科大，大部分学生仍然在忙着“大串联”。

陆续回来的“自由兵”依然自由。稍事休整，D与同班的其他两位也完成了第一轮串联的同学决定再次组成了一支三人的“长征队”，有过坐火车在城市中周游的经验，这一次，D想试试用双腿去穿越中国的农村，想尝一尝脚上打泡的味道。请在床单厂工作的中学同学印了一面“星火”的队旗，可以插在背包上。三个小“星火”，也要燎原啊！于是，每人背起了近15公斤重的背包，选定了上海作为目标。出了校门朝向了正南，一天一站，每站平均40公里。在茫茫的田野间，高高的堤岸上，一步一步，背上的小旗也一晃一晃。一天下来，没有比找热水洗脚更重要的事情。一周下来，脚下似乎有了些功夫，可吃够了沿途村村户户的窝头咸菜，路口遇到鸡毛小店，那案板上的猪头肉又让人垂涎三尺了。也尝试过急行军。D们想试试，“当年红军一天一夜急行240里直扑泸定桥是个什么感觉”。可只走了120里，已是半夜时分。实在坚持不住了，终于钻进村中，也顾不得寒风瑟瑟，摸黑找到一个牲口棚，跳到装饲料的马槽里倒头呼呼大睡了起来。

穿过片片泛白的盐碱地，与赶集的老乡聊起一天的工分与一年的收成。

夕阳西下，沉浸在红红的阳光之中，脸上暖洋洋的，一千年前，孔老夫子赶着牛车穿越这齐鲁大地时，可也是这番感觉？

如此，他们一路走过了河北、山东，穿过泉城济南，从后面爬上泰山极顶，又从前面南天门跑下来。

再回学校又是春天了。串联结束了，武斗要开始了。换句话说，文革中最美好的日子过去了。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姗姗迟来的春风，

吹开了，

含苞欲放的花蕾。

银丝般的雨雾，

又洒上，

几滴微笑的眼泪。

是痛苦？

是幸福？

是忏悔？

1968年于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高能所）学生宿舍

1965年小D于北京

如果说一年前，与d在晚自习上一起读书，D还仅是隐约有着一种愉悦和朦胧的话，一切往来被突然地切断，这种朦胧与愉悦也突然变得清晰与痛苦。正是痛苦使D开始明白：d已经走进了他这个男孩子的心。

D第一次拿起他姑妈的那把小提琴。硬生生地拉起了《二泉映月》，拉起了《梁祝》，那些忘不掉的旋律片断。于是，宿舍楼的洗脸间，长长的筒子楼道里，开始经常地响起了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琴声。

不再来往了，可时间依旧在向前移动。课堂上、图书馆、校园里的每个地方，大家依旧背着沉重的书包在对方面前晃来晃去。D依旧默默地关注着小d，也并不掩饰自己直视的目光，可小d的眼睛每次都急忙闪了开来。

为什么？D不甘心已有的答案。高中时读过一本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从头到尾，书中一句名言，那是身为大尉飞行员的书中的主人公，一个苏联小伙子牢记在心的：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那时，D自己练习将它刻了一个一寸见方的石头图章，把这句认准了的话印在自己的书本上。现在，他忽然意识到，这句话，不仅是对心爱的事业，也同样是针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子。你喜欢小d那个聪明过人的女孩子吗？好，那就绝不松手！

人生的哪一步不需要耐心的等待与无休止的奋斗呢！

……

读书，读书，再读书。读书是最好的镇痛剂。

二年级尚未结束，文革开始了。D与d更不会有什么来往了，大家都陷入了最初的震撼。谁都不知道文革会把大家引向何方。接下来，看够了大字报与乱哄哄的辩论会与批斗会，还有那些充满了火药味乃至血腥气味的“破四旧”，D走出了校门，开始了他的“大串联”。

很久以后，小d告诉D，几乎在同一时间，她也出了校门。也和她的朋友们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爬上了井冈山，走过了韶山。那是一条无可指责的“朝圣”路线。

一晃便是一年多时光，文革进入了烽火连三月的武斗阶段。某地告急的传单、标语漫城飞舞。外地不再安全。除了极少数陷入外地“革命”的学生之外，科大的大部分同学重新回到了学校。科大也有一点象征性的手持砖头与木棒的武斗，但与清华、北大那些风口浪尖上轰轰烈烈的武斗相比堪称是非常“文明”了。

斗争的双方，不管它叫 “延安公社”还是叫 “东方红兵团”，在科大，这场仅使用了砖头与长矛的武斗终究还只是少数人才愿意去享受的一种刺激。不管外面依然进行着何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科大校园的院墙之内，各派之间却进入了一种奇妙的谁也灭不了谁的、相安无事的“战略相持”阶段。

如果说，文革之初忽然倡导的“巴黎公社选举制” 让“红五类”们尝尝什么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味道。现在，不参加武斗的学生们可充分地体验一下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 乐趣了。没有了党支部，没有了辅导员，大家既不敢离开学校这一“革命的阵地”，可也没有任何人告诉你每天要做什么。好不逍遥自在！有的去九渡、十渡、香山、八大处，整日里游山玩水：有的猫在宿舍里，各式各样的半导体收音机装了一台又一台；织毛衣，练烹调，学照相……，每个学生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去做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兼容的任何事情。

行过了万里路，沿途读着各式各样的大字报与传单，倾听着中央首长们接见这一派或那一派的种种讲话，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社会上种种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新思潮的辩论，D的心终于解放了。一年来没完没了、针对各色人等的批斗，给了D足够的机会去“欣赏”那些曾经是多么“权威”或“显贵”的人，或者那些一向便是十分“卑微”早就入了“另册”的人，在危机来临时台上与台下各种各样的表现。D开始认识了生活本来的面貌，终于从自己的苦思冥想中解脱了出来。D的心里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D重新拿起了教科书，以及他能够拿得到的所有书。中央文件讲可以“复课闹革命”了，而且再也没有考试了。读自己最想读的。尽管去批判书中的黄金屋或者书中的颜如玉吧。只要你自己不闭上心中那只慧眼，书中自有一个奥妙无穷的乾坤世界啊。那里的乐趣只给那些懂得欣赏的人去享受。读书可以“入世”，读书更可以“出世”。D对自己有了一丝会心的微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然方兴未艾，但无论前面的形势如何演变，D似乎给自己找到了“出路”：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就去读书。

家人与亲情让人牵肠挂肚，却也无奈。而另一头，便是d，两年过去了，却无法忘记。天下也许有千千万万个好女孩，那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读着书，更加想起了一年级一起读书的d。D不禁遥问心中的那个如此聪明的d：经历了这一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心里也像我一样自由了吗？

转眼到了1968年春天，大部分同学革命的热情都趋于平淡了。“逍遥派”（文革中对没有参与各派斗争那一群人的统称）的队伍更加壮大了起来。一日，有好事的同学在学校的大字报棚上贴出了一个告示，倡导一次自愿参加的游京郊上坊山的活动。告示勾起了D的兴致。到日子，碰头一看，也有几十人一支队伍。D发现小d与她的女友也在其中凑热闹。已经很久没有照过面了，D莫名地兴奋了起来。中午，玩兴甚浓的人马才一路嘻笑从学校出发。前者呼，后者应。步行穿过了九渡、十渡，玩着，走着，天黑了下来。大家东摸西找，发现了一个空荡荡的山村小学，教室里正好宿营过夜。大家便停了下来。小小的操场上说着，笑着，拾来了柴禾，点起了篝火，夜里便在课桌上和衣而卧。

次日清晨，又兴致勃勃地爬上了上坊山，七拐八拐，找到了云水洞，洞穴深深，手电已照不出什么名堂。大家点燃了临时扎起的火把才钻了进去。这或许是北京郊区一处重要的，截止1968年未经任何修缮的喀斯特山洞。漆黑的洞里，大家望着一个个钟乳石柱在火光跳跃下的暗影，听着空旷的滴滴哒哒的水声，摸索着前进，好不刺激。

摸出洞口，便是刺眼而又明媚的阳光，穿过松林，惊跑了几只兔子，看不清是否还有狐狸。继续朝上，翻过了山头是千年古刹潭柘寺的后门，高大古老的庙堂，长寿参天的银杏。走下山去，便是门头沟的公共汽车了。

d 也在队伍里跟着爬。兴奋的D，生火，烧水，扎火把。爬山时殿后，下山冲在最前，一路上高唱着歌。

d 和她的女友们夹在队伍之中与同学们一起开心地欣赏着燕山的春色。她当然听见了久违的嘹亮的歌声。登山时，小d一不小心滑了一脚，殿后的D 猛伸手抓住了d。一回头，D终于盼到了那久违的微笑。

大学生d，1968年D拍摄于北京紫竹院还要有一系列的努力，D才真正地抓回那几乎已经丢掉了的d。不过，那些都只是“技术性细节”了。20年前，那一次相见。一瞬间，如四月的春风拂过了面颊。仿佛滚烫的额头，落上一片晶莹的雪花。从此，这一池清澈，深邃的湖水便伴随在我的身边，温暖着我的心田。

1984年D于波士顿

接下来，当然还有许多磨难。已经是由D与d共同来对付了。经过这么多年内心的冲撞之后，他们当然更有许多开心的时日，不过，那在众多爱情小说里已经讲过多遍了。托尔斯泰或许说过

类似的话：不幸的模式虽说多种

多样，幸福的模式却大体相同。

（托翁的话，大概是反过来说的。）

不管文革给他们的家庭带来

了什么样的灾难，可也恰巧是文革

粉碎了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与形形色

色的“法海和尚”，使得那样一对努

力读书的年轻学生有机会、有可能

去得到本来就该他们得到的爱情。

D曾把以上的故事讲给年轻

人听。听故事的人说，你们的故事好像太简单了。

1970年大学终于“毕业”了。此为毕业照，那时，不兴“戴帽子”

或许吧，按照今天的标准，但D与d的故事肯定是那个时代在他们那个年级中最“轰轰烈烈”也是最“政治化”的爱情故事之一。从1964年开始到1973年10月他们相恋了整整9年才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其中，1965年到1968年，3年，除了眼睛无声的对话，没有任何来往。一切都藏到了心底的最深处。9年里，他们的故事中，既没有“断桥借伞”中的浪漫，也没有“水漫金山”中的勇猛，似乎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他们最愉快的日子就是那一起读书的时日，而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也恰恰是读书。其实，在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干涉之前，他们在一起读书的乐趣远超过男女间的亲情。偏偏是这位看不见的“法海”，使D明白了，就是这个女孩子，刚好是他应该追求的。这9年，与其说是一场恋爱，不如说是D与命运的一场不屈服的抗争。

故事虽然简单，幸运的是，D赢了！

第三章 走进社会

国防绿

1970年10月，小D将一颗红五星，两片丝绒的红领章缀到自己新发的军装上，心中确有一种奇妙和复杂的感觉。

穿过民权、兰考这些黄沙滚滚的旧黄泛区，到河南省商丘市的驻军报到时正值8月份，天气酷热。在一片鸣蝉的长吟声中，提着简单的行李，小D与自己共同分配的女友小d一起走进了一片连绵的军营。走进来才发现，这是一片小D从未见过的屯兵数万人的军营。一排排整洁的营房，宽大的练兵场，绿树成荫的营门大道，与营区外一路从火车站走过来所见的扬尘处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地处郑州与徐州之间的商丘，自古以来就是逐鹿中原兵家必争之地。1958年，一支数万人的志愿军队伍从朝鲜撤回，便安插在这里镇守中原。从此，便在这滚来滚去的黄河滩上营造出这一片大军营。

小D与小d，还有其他来自上海、湖南、湖北以及河南本地的1700名1969、1970两届大学毕业生，遵照毕业分配的指令，来此报到，并进而转赴各个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迟迟不能离校，已厌倦了大学校园的末代“红卫兵”大学毕业生们，又不得不走进他们青春年华中的另一轮“等待”。不过，这次，命运与小D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1971年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一军二师。此照曾被D放成“斗大”，挂在微软办公室中

一经报到，小D与小d便依照早已拟好的名单，分别编进了男生连与女生连。来报到的大学生们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进驻全国高等院校的“工军宣队”的努力工作之下，早在学校里，就把这些当年的“天之骄子”和“红卫兵小将”们还原成“学建筑的不懂盖猪圈”（干嘛非是猪圈呢？），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修正主义苗子”。做人的“尾巴”，早就不得不夹了起来。现在，来到了军营，大家都更谨慎地去扮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剧本中为自己规定好了的角色。大家都明白，戏就是一个——“接受再教育”。

学生连的连长、指导员和各排长是职业军人。副职从学生中挑选，大多是和军人气质相近的，农村出身的原学生干部。小D，当然也还是“普通一兵”。他们住进了营房，作息随着军号动作。早在大学一年级就习惯了紧急集合的小D，倒显得从容不迫，像个老兵了。

第一天夜里在营区里看戏，第二天夜里还是看戏，看战士的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各种小节目。学生连队还在等待陆续报到的其余学生们，呆在营房里体会战士的生活。

接下来，轮到学生连要表演节目了。初到连队报到时，小D手里提着一把小提琴。被连里的干部看在眼中，记在了名单之上。连队临时紧急演出，小D便是当然的动员对象。小D说：“好吧，让我来唱支歌。”

小D喜欢拉提琴，上帝更给了小D一个一生中被职业歌唱家称赞过几次的好歌喉。果然，一曲芭蕾舞《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插曲为他的连队赢得了掌声。又过了一星期，连队忽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调小D到政治部报到。

到了政治部，小D才明白，全国又在传达一轮“最新指示”：“样板戏，不仅样板团要演，全国……都要演……。”

解放军从来都是贯彻执行“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样板单位。《解放军报》的一位高级记者，正代表总政治部来该部队 “蹲点”，总结野战军贯彻这一指示的最新经验。

车轮般的军、师、团以及学生连的各级战士宣传队集中调演，正是这位记者在督促和协助该部队选拔人才，组织自己的样板团。

小D恰逢其时的演出，使坐在台下的记者当机立断，拍板定案，排演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并钦点小D为草包士匪胡传魁。

于是，小D领到了自己的军装和领章帽徽，戏剧性地开始了自己今后两年的军旅生涯。

军队讲究雷厉风行。“两周之内向部队首长汇报，向部队直属机关公演全本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不得走样！”

军令如山倒。抢时间！阿庆嫂、沙奶奶、刁德一、胡传魁暂时从军垦的大学生中抽调。演郭建光的，是司令部的参谋，接到命令，放下手头的工作，赶来演戏。需要武打的18位新四军伤病员及日伪军的扮演者，调来了清一色身手非凡的特种兵（那时候称侦察连）。

商丘市有一个豫剧团，全面总动员，走进军营。角色对角色，“一帮一，一对红”。反正豫剧《沙家浜》与京剧《沙家浜》除了唱腔，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周之后，部队政委亲临现场。看着这批真军人，假军人废寝忘食，走起台来，初具模样，政委高兴了起来。随即命令，将公演日期改为后天。好在沙剧的唱腔、台词大家大体熟悉，只要记住出场的时机和大体的台位，如果一支京胡也能托得住临时荒腔走板的各位——大家觉得，可以一试。

演出那天，一早，几辆军车便从豫剧团拖来了全套服装道具、灯光布景，以及全体后台人员。演员们一对一化好了妆，早早地，肃穆以待。隔着幕布，台下歌声早已此起彼伏。

中国的解放军大凡集会，会前，一定歌声嘹亮。部队以单位走进会场，一旦落座，便会有一军官站起身来指挥开唱。歌声是否雄壮，是否能压倒同来集会的其他单位，自然是在与会的友邻单位和上级首长面前表现“战斗力”的大好机会。“荣誉”是军人的头等大事，当然也体现在歌声上。对生活相对艰苦和单调的战士而言，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和宣泄的机会。对中国的解放军军人而言，歌声也是士气！

灯光逐渐转暗，大幕徐徐拉开。一束聚光灯投到了台上片片的芦苇之上。台下的战士开始屏住了呼吸。大概，他们没有料到，一个战士的业余宣传队会有这样的样板团式的开场。

一阵紧忙，新四军抓到了正在娶亲、大梦未醒的草包司令胡传魁。

台下掌声雷动。接下来，首长一一登台，握手，灯光闪闪……。演出还是很成功的。

其实，细一想，这样板团式的包装都是地方豫剧团的功劳。可台上的大小角色，都是军队自己的人。这当然是军队的骄傲。正因为是“自己人”，才7天，那台上的漏洞和错误一笑之后就被观众丢到脑后去了。

记者急电总政治部：解放军某部，贯彻主席最新指示，7天之内，仅用人民币11元，排演了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部队党委决定长期保留该剧，并加排《红灯记》。小D与扮演刁德一的A就算正式调到了部队的宣传科。他们从野战医院的护士中找来一位可以扮演沙奶奶和李奶奶的女战士。又从热衷于参军的女学生（那个年代可真有千千万万）中选出一位已经小有基础的阿庆嫂，特招进部队当兵。角色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小D又从部队的国防施工现场找来各种灯光器材，请部队修械所加以改制。后勤部里找来布匹与木材，再请地方上的美工帮助。枪支，军队里有的是。从胡传魁的左轮枪，到新四军的驳壳枪，全是真家伙。总之，不花现钱也把舞台装备了起来。考虑到军队的野战性质，人员与设备均须纳入一辆车的范围之内。小D干得兴致勃勃。

接下来，小D开始了漫长的军人宣传队的演出生涯。在军区内的各个部队与驻地，“三支两军”的城市与单位，国防施工的现场与工地，节假日的农村田头与谷场，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观众们对戏中情节早就滚瓜烂熟了。他们有兴趣的是每个角色的演技和临场发挥。有一次，在一个国防单位的坑道口演出，散场之后，一个老兵抽着烟走过来，笑着对小D说：“你一定不会抽烟。”

“你怎么知道？”

“你看，你把烟在手上墩了半天，倒把另一头放进嘴里，所以说你不会抽烟。”

当三辆军车摇摆着，颠簸着，冲过鹅卵石滩，驶进大别山寨时，尽管样板戏在城里早已是翻来覆去地演过无数次了，可这深山里，看到一台有灯光布景的大戏，老百姓还是热闹得和过年一般。

小D瘦了一圈。每到一地，小D要指挥搭台吊景，寻找电源（或自行发电），布置灯光。这些刚一就绪，便要急忙化妆。轮到“胡传魁”要登台了。头顶领章帽徽的小D，和战士们干在一块，逐渐把自己“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也忘了。几十场下来，舞台上，胡司令摇摆着一出场，台下便是一阵哄笑。直到有一天，政委提醒小D：“你演的是阶级敌人呀，太受欢迎就不对了啊。”

1971年，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小D作为政治部的一员，随部队参加了在河南某地的大演习。部队舍弃了军车，连夜急行军。起初还有年轻的小战士来抢他的枪，小D也不争。可到了后来，小D笑着把别人的机枪也放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上。小D心说，不要小看我们大学生，几年前步行串联，走过的远不止这点路程。

拉练的最后一项是实弹大演习。小D与司令部的同事以及其他友邻部队来观摩的参谋干事们沿山坡坐成一横排。他们身后一列长长的条桌背后坐着来自各大军区名声显赫的将军们。部队的参谋长坐在一角，手持麦克风，他是这次演习的导演兼解说。

时间到了，天上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参谋长的话筒里告诉大家，空军老大哥的轰炸机开始了火力支援。话音未落，也未看见飞机，对面山头腾起了团团黑烟，接着，巨大爆炸声传了过来。这是高空水平投弹。从一个个弹着点看，炸得还是满准的。据说空军对着这一固定的山头已练过一个多月了。投下的只是装药一半的演习弹。可这也足以使对面的山头笼罩在烟与火之中了。接着，远在后方的大炮开火了，直指对面山头。小D感到了大地的抖动和呛人的硝烟。作为标靶的碉堡和泥塑的坦克飞了起来。参谋长得意地宣称“首发命中”。话未说完，在距我们人群前方不足一百米处，一发炮弹炸了开来。坐在这边的这群“瞎”参谋，“乱”干事（均为军内对参谋人员的戏称用语）谁也没动声色。可心里说，你要再朝后偏一百米可就有热闹好看了。

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就在眼前的地面上，一下子冒出了“千”军“万”马，吼叫着，朝对面山头扑了上去。小D不由得佩服，他们隐蔽得实在是不错。炮火开始向后延伸，天上强击机，三架一组俯冲着向山头发出一排排火箭弹。接下来便听参谋长在解说，导弹已经发射，击中敌方坦克。伞兵开始空降，占领敌后方某地。已对敌人完成合围……

演习的最后还是出了一点小岔子。担任主攻的X连冲上了山头。担任守方假设敌的Y连跳出战壕，与X拼起了刺刀，迟迟不肯照“剧本”败下阵去。急得当导演的参谋长心中骂起娘来……

三十年后的老D回忆起来，想想，那也只是一次传统战术的演习罢了。可动用了飞机、坦克，甚至搬出了导弹。那时还在文化革命之中。演还是让当时的小D略感吃惊与新奇。

一晃便是一年半多了。部队接到军垦的学生即将安排工作的通知，便也征求小D的意见，是否想在部队里继续干下去。演刁德一的A决定留在部队里。小D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地方”与大学生一起分配工作。

两年，较特殊的军旅生涯，让小D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对军队有了一份特别的关注。更对30年前那支解放军队伍有一份特别的情感。

那时，全国学习解放军，文革中的“三支两军”更使全国都处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一时，称做“国防绿”的绿军装是最时髦的时装。军人便是权力的象征。在大学里最后一段时间几乎被“工军宣队”打成“反革命”的小D在心理上是和解放军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可一旦走进这支军队，不禁发现，在军人看来，这些不过是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罢了。由军队带头掀起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全国运动，无疑是“突出政治”的头等大事。可走进军队一看，便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军事行动。“读书”，“写笔记”，再“联系日常工作”，如果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到位，你当然就很好完成了你的任务。军人并不介意你平时讲什么。他们最欣赏的就是那个在需要时，真能冲得上去的人。用现在的话讲，要能“make job done！”

不管你高兴与否，那时的军队的确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一支力量。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一遇机会，碰到美国军人，D都不忘去比较一下两支军队的异同。其实各国军队，都一定有着各自在战场的血与火的环境中凝聚的文化与情感。今天的美国军队或许更注重科技，而当年的中国军队似乎更多一份“不计一切，去完成任务的决心与意志”。

小D所服务过的那支军队，今天已调离了河南，仍然是解放军中的一支主力部队。在坚守老山的对越战争中打得十分出色。那么，这支曾经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夺得过天下的军队，在未来的类似“沙漠风暴”式的新战争中会表现如何呢？老D依然关心。

小城春秋

商丘市的无线电厂是在文革中期才组建的，位于商丘市的远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线电厂是一个占地数亩，用围墙圈起来的大院子。靠墙的一边盖了一排大仓库似的房子，那是生产车间。遥相对应的另一边也盖了一排小许多的房子，那是职工的宿舍。在车间与宿舍之间是通向厂门的大路。路边一排杨树下的房子便是工厂的“生产组”、“政工组”一类的办公室了。与院外相呼应，院里的空地上也种了不少绿油油的庄稼。这个院落与对面田野中的那座大桥，据说都是当年大跃进时留下的建筑。

这个工厂的产品是一种输出功率为100瓦的扩音机和一种压电陶瓷做的廉价喇叭。它的市场看起来就是当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有线广播网。文革中，要求中央台的有线广播要覆盖全国。这无疑是这个厂的商机所在。这个工厂是整个地区惟一的一个高科技工厂。它的“惟一性”使得这座工厂成了那些与电子技术相关的人员，无论你是从外地返回故乡的商丘本地人，还是分配到商丘地区工作的外乡人的惟一的去处。商丘无线电厂成了商丘市的一个 “藏龙卧虎”之地。而D与d也终于跟在这些人的后面，来到了这个商丘市惟一的无线电厂。

商丘市是河南省东部紧靠以贫穷而大名鼎鼎的兰考县的一个小城市，是D曾服务过的那支部队的驻地。两个无线电专业的科大毕业生希望仍能做无线电专业的工程师，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很正常与自然的选择。但那时，还真让任该市副市长的军代表煞费了苦心。分配到该地区来的大学生“无一例外，不分专业，百分之百都做中小学教师”。这一命令恰巧是由军管会下达的。在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时，并未料到这些待分配的大学生中竟会有他们的“战友”。军代表们不得不与地方上的同事拼足了耐心。足足地等够了三个月，在将所有的学生都安排分配完毕后，他们终于完成了他们军内上级下达的“交待”，送D与d进了该地区惟一的一个无线电厂。

D没有选择大城市或大单位，让自己的目标相对简单明了，也让那些可以帮助自己的朋友便于执行。然而D还是没有料到，为了走进一个百人左右，生产基层单位扩音设备的一个县级小厂居然要自己的军队“战友”们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与心机。

几十年过去了，你会发现，“红卫兵大学生”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社会阶层与“知青”相比，已渐被人遗忘了。虽然他们中的一些在“文革”中同样荒废了学业，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革”在校闲逛时仍有助学金可拿。在军垦农场中他们经受远比知青强度要大得多的体力劳动和一个要不断接受批判和改造的更压抑的精神环境，但他们每月有四十几元的工资可领取。当他们最终被安排工作，走入社会时，他们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梦碎的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都是孤身一人被分配到以往从未有过大学生的基层单位。仅就D直接看到的，学食品加工的分做卖肉售货员的有之；女学生报到后，第一件工作就是为自己修盖厕所的有之；学无线电的分配到那些电都没有的地区，也只好慨叹“心有余而电不足”。时至今日，D的科大同学依然有人在农村基层中小学担任全能教师兼校长和勤杂的工作。他们应该为自己，一只燃烧了几十年的“红烛”而骄傲。可这也绝非当年他们曾为科大毕业生的初衷。作为旧教育制度下最后一批扫地出门的产品，他们大部分是被一巴掌打沉到了底。对他们，并不存在一个回城的政策。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不得不经历一个重新浮起来的过程，而其中的另一些也不得不从此沉了下去。

在这样一番挣扎后来到无线电厂的D被安排到了厂内仪器仪表组担任组长，一来，厂里对市军代表好有交待，二来也好看看这位挺能折腾的大学生到底有多大本事。厂里近年来通过各种关系从北京、上海的科所机构调拨了许多人家淘汰的废旧仪器，厂里也须把它们用起来才行。好不容易进了厂，D也就踏下心来从这些废旧仪器中挑出能用于厂内生产的，如稳压电源、音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设备。一台一台地修理和测试，再将它们安置到生产线上。其间也戏剧性地克服一些老技术人员与工人为了测试他这个大学生的“本事”而设置的一个个小“包袱”。这倒也难不倒从小便摸电烙铁的D。不过，这些并没有多大恶意的“刁难”，给了D一个明确的机会，相对明快地展示一下“技艺”，使D更快地走到了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大伙心知肚明，皆大欢喜。

一旦呆了下来，D便提出不要只做扩音机了，接近饱和了的地区市场也让厂里认真地考虑这个提议。既然你想干，就让你干。不久D便转任厂新产品试制组长（相当今天的R&D）。

从“少年科技馆”时代便开始积攒的技术底蕴使D并未费力便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干得兴趣盎然。应商丘地区的要求，以丹麦的一本没几页的简单的产品说明书为蓝本，D为商丘地区的粮库试制了粮食水分测试仪，又为地区的五金交电公司试制并小批量生产了与今天 Walkman一样的袖珍收音机。活儿，干得挺开心。事接着一件又一件……

在生产车间担任工艺技术员的d做事严谨并脚踏实地，也使其对工作胜任有余。D研发的新产品都是由d转换成生产工艺在车间生产线上生产。这使得D与d在工作中的合作又有点像当年一起读书的感觉了。

商丘市有许多人曾欣赏过D作为军人宣传队的演出。传说中的军人背景，以及周末来来往往出进工厂的原上下级军人朋友，在一个“三支两军”的时代里，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的开始，都确实为D在商丘市的工作打下一个难得的基础。D开始被邀请参加厂内那些头头脑脑们周末轮流操办的家庭聚餐。这是那个政治充斥了一切的时代里，远离市区，大家难得自娱的机会与场合。可在一个一切都充满了政治色彩的年月里，头头脑脑们的饭局就演变成所谓的“核心人物”炫耀其厂内地位的一种仪式。每一次，那些劣质的白酒都使得人人大醉而归。而头痛，要过一两天才会消失。

总算有了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D开始收集在那个时代与那个环境里能够找到的新技术书籍。不久，一门新的技术“数字电路与计算机”开始吸引并迷住了D。作为一个学习过程，D争取机会，在一个与河南省的轻工技术研究所合作改造商丘市一个玻璃瓶厂的程序控制的工程中，担当了数字电子技术这一部分的技术骨干，并出色地完成这一项目。从此，D从一个学习模拟电子技术的工程师开始走进了数字时代。

是该结婚的时候了。1972年10月，D与d在上海登记结婚。一张印有毛主席教导的结婚证，一个极为简单的家庭婚礼，简单到其“革命化”的程度应该可以和中国任何一个先辈们相比。随后，他们跑到了杭州。天外天，楼外楼，一瓶菊花酒（以后再也没见过这种酒），D躺在草坪上，喝醉了。这一天，他足足地等了9年。

1974年摄于商丘无线电厂的新婚之家

带着双方父母的祝福，D与d回到了商丘市。在无线电厂的院中与自己的办公室遥遥相对靠院墙的一排宿舍里，他们

要到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子，领来了一张大床，又从北京带回了一张折叠桌，两把折叠椅。门口种上了一块小小的菜地，一棵长得小树似的辣椒让他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辣椒炒蛋好吃。在这个依旧贫穷粮食奇缺的黄泛区中（兰考就是其典型代表），新鲜的鸡蛋不必用钱去买，可在农村集市中凭借粮票与农民交换来。自己饲养的一群小鸡，尽管活泼可爱，可惜不等长大，就与一只只青椒相伴，进了他们的肚子。一番操练之后，对照菜谱，他们可以做出一种种好菜来了。习惯了读书的一对年轻人，有了新的乐趣。晚饭后，他们又开始在夕阳与暮色中走出厂门去散步，爬上那座高高的旱桥，遥望周围一片片绿油油的田野，然后捉回一瓶瓶的小甲虫，那是小鸡们的高级食品……

很快，他们的小家又引来了许多新朋友。工程师同行们，那些从外地调回来，领略过北京、上海文明的同事们，住在厂中的青工们，下班后都喜欢跑来，坐在他们的菜地旁边，天南海北的神聊或下棋，尝一杯从上海带来的咖啡或者“乐口福”，或者翻翻他们订阅的挺新奇的外文影印科技杂志。

而小d，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身穿剪裁合身的上海衣着，在一片灰蓝色的世界里总是透着点与众不同，引来一片女人们的目光。渐渐地，工厂之外，医院里、学校里，她也聚集了又一群新朋友。

不当科学家也有那么多幸福！

可这是一个没有世外桃源的时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又一个运动高潮掀起来了。无线电厂相对稳定的生产形势终于被扰乱了。本因两年的军队生活，已从地方文革运动中被隔了开来的D们，又不得不再次陷入其中。

所谓“右倾翻案”，其实质是在文革初期被冲击下台而后又得以复起的干部及其相应的势力，与通过文革才登上领导阶层的势力之间，一场利害关系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与斗争。当然，“你死我活”。而在这样一个口号下的斗争，反映在农村或城市，不同的地区与单位，形式又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都算得上是件吸引人的东西。古往今来，千千万万取得权力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想方设法削尖脑袋钻进现有的领导阶层，成为其中一员，分得一杯权力之羹，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或者入党做官都算这一门类中较为程序化了的途径。二是，“造反有理”，推翻现有的统治阶层，取而代之，曰：“将相有种乎？”，这当然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范畴。至于其他，比如先“造反”而后“招安”等，不外乎这两类方法的灵活运用罢了。

商丘的无线电厂当然也和这天下所有的单位一样，有着对自己拥有“权力”的状况还不甚满意的人群。“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和其他种种政治口号与旗帜一样，对这群“候选人”而言，当然又是一次向拥有更大的权力发起冲击的机会。

在无线电厂，首先发难的是一位原籍当地，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的“调干”学生，X先生。

注：所谓“调干”，是指1949年以后、文革之前，由各级领导从已经参加了革命的干部、工人中直接免试选送进大学读书的学生，有些类似后来的工农兵学员。

学历虽高D一届，但年龄已经三十出头，略有些发胖了，前额开始谢顶了。X先生文革中曾是“首都三司”驻商丘市的代表，在当地小有名气，给当地人的印象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商丘市的某一类人士。虽然林彪摔死了，邓小平复出了，文革走进了中后期，但河南省仍是全国各省中“造反派”掌权的省份之一。X先生作为受过不少苦难的“造反派”一员，却未能分享到权力的一份，仅在无线电厂担任一个似乎干什么都不太顺手的“技术员”。X先生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以邓小平先生为首的“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结果。

出乎别人也出乎自己的意料，迷上了数控设备的D极不情愿地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一线之上。X先生要想“造反”，第一件事就是要搅乱现有的生产秩序。只有混水才好摸鱼，只有乱中方可取胜。但这却是D反对的。从北京经过军队过来的文革中的“逍遥派”，D与商丘市内一个基层单位中的两派既无历史遗留的“包袱”，也没有个人恩怨。但D希望经自己的双手做出优秀产品，D需要一个稳定的生产秩序。除了不得不随中央文件所规定的音调参与大批判外，D小心地不对当地的具体问题表示立场。不幸的是，和以往D在运动中的位置不同，与厂内同事们一起两年多的生产实践，使得D与d的身后聚集着一群生产与技术骨干、厂内以高中生和复员转业技术兵为主的工人，以及大城市调回来的外来户们。这些在文革中期才从全国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的人们，也和X先生关心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切身利益与历史恩怨。大家基本上是以沉默或消极来响应X先生“造反”的号召。渐渐地，这伙人成了厂内的绝大多数。D与d成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的领头人。

老实讲，绝大多数人的沉默，对希望掀起风浪的X先生实在是不大有利。厂里的领导班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们当然也依据文件不停地做出“执行了邓小平错误指示”的检查，扮演着运动中为他们规定的角色，可他们的日子实在比院墙之外的、同等身份的领导们好过得多。批判会之后，全部住在厂内的他们，晚上聚在一起喝酒的日子更频繁了，而每次都不忘请并不会喝酒的、但也住在厂内的D来参加。

在担任市长的造反派支持下，X先生终于担任了厂内的生产组长，这或多或少是有那么点误会——估计X 先生本人对主管生产这个差事也极不情愿。对这位基本上不懂电子技术的组长，大家只好瞪大眼睛望着他，而并不真正关心生产的组长也没有什么生产指令要下达。他感兴趣的还是 “批判右倾翻案风”这个运动的领导权。而另一方面，D与同事们在尽力去维系一个与政治运动并不那么紧密相关的正常生产秩序。也就在这时，d也克服重重困难，频繁地奔波于南京与商丘之间，完成了对这么一个小厂而言在技术能力上是超负荷的“Q表”①样机的研制，并在市内主管生产的老市长主持下与电子部的专家一起开了一个颇鼓舞人心的产品鉴定会。

久攻不下的X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他向自己派内市长汇报的过程中，针对D，第一次提出了在商丘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生产压革命，左右了无线电厂的运动”。

D没有任何权力，只想用自己的时间做感兴趣的事。在大学内，他曾因同样的原因被定在一个“白专分子”的位置之上，连团都入不成。此刻，在掌了权的造反派眼中，他是大部分党团员保守派的代言人。

注：英文Quality的第一个字母，中文可称“优”，是测量电子元件的一项重要参数。

D与d是厂内大多数人的朋友。既没有保守派的包袱，也没有按文件不得不做检查的义务，更是厂内实际生产秩序的维系者。被运动大潮冲到了一边的厂领导们，当年的区委书记和军队的营团长们，也有意无意地躲到了他们的身后。这实在是他没有料到的。

他们当年想努力读专业书，今天他们想努力做技术工作，而“挂帅”的“政治”却偏要过问他们的事情，而过问的角度却也是这样的不同。

厂长（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位1949年前已是共产党区委书记的农村出身的干部，不知什么原因，1956年被打成了右派，不久被平反。可人人都说他被这有惊无险的右派生涯真的吓破了胆。他成了商丘地区最出名的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他总喜欢在中式对襟衬衣外披一件什么外衣。嘴角上永远是一支冒着烟的最劣质香烟。大街上无论碰到了上级下级，他都一定会在五步之外便跳下那辆破自行车，然后不停地诺诺点着头。他是商丘市的“老好人”。不过，在D看来，这位老厂长更像《红岩》小说中陪过刑场的华子良。

正是这位“华子良”跑到市长那里抗议：“怎么能说党一手培养的新大学生，厂里的生产骨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不久，在北京，邓小平到了又要下台的边缘了。与邓小平绝对扯不上任何关系的D们在厂内的日子不好过了。D不得不把业务放到一边，把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及自己周边的朋友们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又经过了几轮相持之后，那位动了肝火的身兼公安局长的造反派市长决定把他的秘书作为工作组长派进了无线电厂，亲自拔掉这个“敢于和批判右倾翻案风对着干的白色堡垒”。D心里明白，他们不是对手了，到了非离开无线电厂不可的时候了。

命运之神再次光顾了D。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科学院工作的亲友相助之下，D收到了北京中科院发来的商调令：调D与d进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

科学院啊科学院，那里才可能实现D多年朝思暮想的科学家的梦。

D及时地逃出了无线电厂内又一场恶斗，公安局长与他的秘书没有卡住他们。造反派也乐见其行。接下来，D队伍中的骨干们，以及无线电厂的三位主要领导也先后迅速地离开了无线电厂。包括X先生，没多久也离开了他好不容易夺来的空荡荡的阵地。虽说他们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草”啃起来总还是有些苦涩吧。

据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无线电厂终于凭借着家庭音响设备在商丘地区的市场上打开了局面，重又红火了起来。可惜，那位“华子良”老厂长早因肝硬化离开了人世。至于X先生等造反派，在四人帮下台，而邓小平再次上台后是什么命运却无人告知了。

D与d离开了那间小屋，那块菜地，离开了无线电厂这个留下他3年青春年华的院子。告别了生活5年之久的黄沙滚滚的豫东平原，告别了那些曾经共患难的同事和那委婉动听的河南乡音，回到了魂魄萦绕、日思夜想的北京。

D十分庆幸在文革那场波澜起伏、诡秘难测的10年动乱中，在人与人“整”过来“整”过去的斗争之中，未留下任何让良心困扰终生的遗憾。

虽然文革前夕，“白专道路”的批判使自己在运动的初期便谨言慎行，但心直口快的本性还是在运动的不同阶段招来过许多“无妄之灾”。虽然都是有惊无险，却也使人心有余悸。文革风浪中，D在政治上始终是个弱者，但D内心的自信，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又使他绕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投机。在灵魂深处，D始终确信自己是个强者。这又使他常常忘记了运动中自己的所在，在一个又一个的转折点上，把自己的心始终放在了弱者的一边。10年的文革，有着无数的“幽默” 与荒唐。但有句话却是对的：这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

朋友们，一生中，无论你是“老革命”还是“老反革命”，都会遇到新问题。局面的混乱与似是而非，超出了那一刻我们所能做出的判断时，跟着你的良知往前走吧。良知是不会错的。良知一定会指引你走向一个又一个正确的方向，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会让你终生无悔。

中科院的日子

（一）北京天文台

“灿烂的朝霞，映照着金色的北京。庄严的红旗……”

这是那个岁月里萦绕在D脑海里一首动人的歌。“文革”临近尾声了，如同秋后的蚂蚱，四人帮虽然还在强弩之末地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劲头十足的人却也不多了。人们依旧在忙碌，忙碌里隐约着一种期待。同样是革命歌曲，少了一份慷慨与激昂，多了一份宁静与悠扬。1975年8月到1981年9月，D在北京的中科院里送走了四人帮时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注：“科学的春天”，见郭沫若先生1975年的大作《科学的春天》。

到中科院做科研工作，一直是D儿时的梦想。考科大，就是奔着它去的。毕业5年之后，D与d又回来了。如鲁迅所说：一只苍蝇，腾的一下从桌上飞了起来，绕了一圈又落到了原地。虽然，作为权宜之计他们的户口仍放在紧靠北京通县的河北香河（户口进北京，那个年头是天大的事）。可人总算进了北京，工资是由中国科学院的北京天文台来发的。

北京天文台虽无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历史悠久，也算是1949年后中国天文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阵地。集中了偌大一个中国天文界的精英。法国回来的C台长、英国回来的WSG 台长，代表着一批前辈。历年来北大与北师大等院校的天文、物理、数学专业高材生这里更是照单全收，人才济济！与基层 “地方上”那些“无老虎”的荒山野岭相比，这儿简直“处处是蛟龙”。在这群龙中混过几日后，也发觉：只可惜这些“龙”们都绞缠在一起，又恰逢“文革”此一“天时”，让他们实在是难以腾飞。

然而，硕大的一个北京天文台，总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英国回来的WSG 台长是其中之一。他高高的个子，大大的下巴上扁扁的嘴，讲一口轻言细语的南方普通话。在D看来，在那个年月里，WSG 是一位颇为实干的依然站在第一线上奋斗的归国学者。实际上他也成为了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人之一。

无论天文学研究着多么重要的理论，产生过和产生着多么重要的结果，整个天文学的研究工作都基于一个最基本的行为：观天。古时候，哲人们凭肉眼看，十分困难。近代，意大利的伽利略发明了光学望远镜，修道院里的科学家日子好过多了，否定了地心说，发现了太阳系。到了现代，人类发现，除了可见光，地球以外的整个天体在各个不同频段上所传播的信息更有着巨大的意义。于是，五花八门的天文望远镜也应运而生，包括红外线望远镜、紫外线望远镜、X 射线望远镜等等。总之，除了可见光，科学家还关心着人类肉眼看不到的可见光以外的那部分信息。而针对观察天体中米波段到毫米波段电磁波的望远镜被称做射电望远镜。

射电望远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只接收信号而不发射信号的雷达系统。电磁波的理论认为，如果想增加望远镜所观测到信号的能量与分辨率就必须增加望远镜的口径，而具体到射电望远镜就是要增加电磁波接收天线上反射器（抛物面）的口径。可当今的金属与结构工艺使得要求口径超过了30米的单一天线的反射面它在对天体的转动扫描中没有变形与扰动已相当困难。科学家们想出了两个主意。一是将一个大口径的天线（数百米以上）直接铺放在地球的地面上，靠地球的运动去扫描天体（读者应在007的电影中见过此类天线）。另一个主意就是用若干面可运动的小的天线去“拼”出一幅大天线来。后一种方法被技术科学家称为“综合孔径”。

WSG 台长想在北京的密云也铺上这样一面综合孔径的射电望远镜。

WSG手下有个射电研究室，除了一部分年轻的天文学者外，射电室里养着一帮个个都优秀的电子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配合WSG去完成这样一个射电望远镜系统。不过，全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反击以邓小平为首的右倾翻案风，科学院也不例外。天文台里科研的指挥与管理系统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

可有时，恰巧是“革命”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外援。从当时海外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这自然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60年代开始的在国际上以中国为领导的对“修正主义”批判与论战的一个继续。澳大利亚毛泽东思想一派的共产党自然是热烈地支持中国“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好，澳共总书记的妹夫是当时悉尼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射电天文学家。他不仅在文革开始前就参与和指导了北京天文台综合孔径方案的制定与论证，又在热火朝天的文革中从射电室中带走两名技术骨干到悉尼大学的射电望远镜项目组去实地培训了一年。他甚至于利用假期跑到北京天文台的实验室亲自操起电烙铁，指导中国同行做实验。对这一位被革命理想驱动的身体力行的白求恩式的科学家，射电室内无论哪一派人倒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也亲热地称他“老克”。老克早期在北京天文台的活动，D并未亲聆，多是听同事转述。当D被指派到射电室时，老克又回悉尼大学去领导他的物理系了。

走进地处北京沙河的天文台射电研究室，D最初看到的只是几个不得不轮班做例行观测的天文学者，一帮不知在干什么的电子工程师们。除了WSG 台长焦急，奔忙于中关村与沙河之间外，一切都是“懒洋洋”的。刚从基层地方而来，对科学院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D多少有些失望与不解。老同事们看着年纪轻轻的D好笑，好心人劝慰着：“别急，头儿们不在，XXX（指被老克带到悉尼，作为项目电子工程实施领导培训了一年的射电室副主任）还在五七干校。先看看资料，等一等。”

同事随手递过悉尼大学关于他们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设计的几期英文特刊。有东西可学，D算是暂时在沙河沉下心来。时间一长，D对这些整日里“摇摇晃晃”的同行们多了一分理解。

根红苗正的两位工程师，文革高潮之中被送往悉尼去进行技术培训，让人羡慕，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可回到北京，一下飞机也不得不先到农村五七干校去干上一年。既然人人都需轮流下乡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自然也不能少掉他们。革命自有革命的规律。其他人没有机会去喝洋墨水，也不了解项目的全貌，就安心等待吧。电子工程师，在天文台里不过是“服务行业”。管好自己的一块就行了，乐得无事。更何况还有住房三代同堂、工资入不敷出等等没完没了的烦心琐事。

D是初出茅庐，老同事们大多十分沉稳。班车天天早上从中关村开出直奔沙河，天天下午再返回中关村。文献、杂志读了又读，方案偶有讨论。D读文献中提出的问题没人给予肯定的回答，而又不知何处再可借到其他相关文献。（或许还有人诧异，哪儿跑来这么一个不安分的红卫兵大学生？林子大了，当然什么鸟都有。）除了WSG 台长，似乎人人都没底，可WSG似乎也需要有人在电子工程方面替他操控全局才行。

大家都想干点什么，大家又都在相互依赖而等待。直到形势走到非要有所突破时，或许，变更才会出现。当D也有过了在美国领导科研项目的经验后，不禁也琢磨过，当年，那憧憬过中国革命的澳洲科学家老克，身临其境来到北京天文台，真地走进了中国革命，吃力地推动他那慢慢爬行的中国项目时，他又有些什么体会呢？

多少年后，D在国外，从中央台卫星电视的新闻上终于看到了他曾经在纸上效力过的密云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看到了已晋升院士、垂垂老矣的WSG 台长。这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想想当年射电室的其他同事也不知散到哪里去了。（记得派到澳大利亚培训去的一位，不等射电室综合孔径项目真正开工就调到上海去解决 “两地分居”了。）新闻里当然不会提起当年的澳大利亚的那位热心肠的老克。离开这一领域多年的D，也没有去查阅在国外这一课题的前沿已走到什么地方了。但不管怎样，WSG 及其最终追随他的人总算做完了一件事——在中国，开创性的一件事。

越是在国外做过科研的人，越是佩服国内先辈与同行一路走过的历程。至于在它完成时究竟还有多先进，倒也不十分重要了。

远在澳洲，关心着密云综合孔径进程的老克又把他的一位助手从澳洲派到北京天文台短期讲学。这是一位澳籍华人，一位和D年龄一样大的电脑专家。这是D此生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四人帮时代，在北京天文台这似乎也算一个不常有的事。

华人K先生被安排住进了王府井华侨饭店，并由曾去悉尼培训、与华人K相识的射电室工程师“湖北佬”专门在同一饭店开房同吃同往“全程陪同”。K所报告的题目实质上就是关于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接收的电信号，经数字化后的一系列成像处理是如何基于一台NOVA小型计算机实现的。他的报告非常具体，看得出，在悉尼，在老克的题目组里，他就是干这个的。果然，报告结束时，他也自豪地宣称这部分工作基本上是他一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

虽然K是位华人，可报告与讨论都还得用英文进行。偌大的一个北京天文台，除了WSG 台长，竟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为他做学术翻译（口译）的年轻人。报告，用今天的话讲都是实实在在的Know How（知道如何做）。如果射电室也在同期做着相似的工作，应该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讨。看得出老克的用心良苦，可讨论中真正能提出问题的人，除了WSG 台长，还是寥寥无几。密云的综合孔径项目还在纸上，或许也已在几个人的脑子里，可还没有人真正下手干过。面对如此内容具体的报告，大家的感觉反倒有些隔靴搔痒了。

问题虽不多，与会的人却不少。华侨饭店高大的会议厅里，豪华的吊灯，金丝绒的窗帘，厚厚的羊毛地毯，那投影幻灯，从头到尾的英文……，一种隐约不同的文化，对“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听得太多了的人，总是一种调剂。每天散会了，与“湖北佬”相处不错的同事谁也不急于回去，一窝蜂拥进他的房间，这里有堆上了天花板的供K先生免费享用的橘子水与啤酒。在一切还均须凭票的低工资时代，参加学术研讨的同仁们也算小有收获。

综合孔径项目在当时确是一个挑战性的题目。第一次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望着与自己同龄的海外专家K，D心中颇感震动。我们不也是从中国数亿人中钻出来的人吗？我也即将开始你才做完的题目。你行，我也绝对行！然而，行还是不行，却并非由D说了算。在天文台沙河站的岁月，D的工作，基本上没有逃出两个字——等待。

已经怀孕的d留在中关村天文台的本部，一幢与微生物所合用的三层楼。d被指派到位于楼中的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为在密云县射电室的观测基地正在使用的抛物面天线配置转动控制箱（一个使用步进电机做驱动的、对时间进行计数的开环控制系统）。无论是从今天还是从当时的观点来看，在技术上，这都是极简单的，用不着在中科院天文台内兴师动众地列为“项目”，可这里聚集了一伙几乎都是毕业于中国名校电子系的女士们。娘子军由一位绰号“小广东”的“党代表”（那个年代，大家从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借来的戏语）率领，年年都是台里的先进集体。娘子军的工作便是拿烙铁焊接和调试晶体管的印刷板。她们干得也着实认真、踏实。对一个个观测站点几乎都在郊外远离家庭的研究所而言，女士们不得不找一个可以兼顾家庭为人妻、为人母和为人女的落脚点啊。已在基层接触过数字电路的D，几次都想建议，何必还要用晶体管去搭计数器呢，用几个芯片就很省事嘛！可每次看到“小广东”那统帅娘子军们的兢兢业业与高昂士气，话到嘴边也都缩了回来。

天文台的日子是D与d生活中较为艰难的日子。在北京如果没有户口也就没有凭票供应的一切。更窘迫的是没有住房。D与d起初还挤在三姑母那小杂院中10平米的小屋内。时间一长，方方面面的不便与痛苦就难以言表了。接下来d有了身孕。又挣扎了一段时间，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中关村周边的农民小院里，租到了一小间农家的土坯厢房。1976年，就在这儿，d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子，一个未来的出色的电脑专家。

也是在天文台的日子里，一个正在沙河值班的闷热夏夜，突然窗外红光闪闪（事后解释，那是由地震衍生的地光），远处传来了地动山摇的隆隆巨响，梦尚未醒的D以为那是“苏修”扔过来的原子弹。这便是那有名的令北京也死伤了数十人的唐山大地震。接下来，一代巨人，毛泽东去世了。再接下来，欢快的鞭炮声便送走了“四人帮”时代，京城里响起了李光羲先生那首高亢的《祝酒歌》。

有过军中艰苦却也新鲜的体验，有过商丘无线电厂的恬静而又刺激的生活，北京天文台的日子与D对科学院的憧憬相比多少有些无力与无奈。但D终究还是接触到了第一流的科研课题，尽管只是在纸上。这使D从一个有挑战性的实际课题出发，深入地自学了数字信号处理与计算机技术，完成了由一个电子工程师到电脑工程师的转换，为未来的美国生涯，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二十几年后，再看天文台，D发现，一批当年罩在权威们阴影之下的五六十年代的天文学者终于撑起了北京天文台的局面。2.18米光学望远镜，综合孔径的射电望远镜，太阳磁场望远镜等，一系列大型设备经他们的手一一配备了起来。（当然会有一篇篇基于这些设备观测结果的研究论文与报告。）从新闻中也看出，他们也要在中国南方某地铺上一面大大的射电望远镜，光学的综合孔径似乎也在他们考虑之中。这些题目的领导人，就当年仅侧身于射电室一隅的D而言，大多并不十分熟悉。可这些人恰巧是那年头，D在来往于沙河的内部班车上，听到的被大家谈论得最多的人物。大浪淘沙！“露出口袋的锥子”终究还是这些人。

尽管今天D对当年的同事们充满了敬意，但当年，还不具备把握自己研究课题能力的D还是选择了尽快离开天文台。“人挪活，树挪死”，这或许就是小人物们摆脱无奈最好的办法。（二）空间中心

D与d离开了天文台，借调到了新组建的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这里更有可能解决他们的北京户口。

这个空间中心尚不足十几个人，从三里河院部刚刚搬进离中关村不远的西颐宾馆北馆一处闲置的大楼，大家还暂时散坐在当年为苏联专家跳舞准备的空荡荡的大厅的各个角落里办公。大家开玩笑：空间中心目前还是中间空心。

D被分配到了地面部。报到之后发现，除了主任兼党委书记与一位女办公室主任外，他是第三个雇员。

空间中心还是空的，但空间中心颇有些来历。70年代中，文革尚在进行，美国卡特政府与尚未建交的中国政府忽然签订了一项科技合作协议。细心的人会觉得，《人民日报》上这则新闻与周边的其他报道不是非常协调。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谈的话题，它们的背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吧。重要的是，卡特政府在这一协议中绕开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冷战时间对共产党国家实行禁运的一个西方组织），承诺了向中国出口一套资源卫星地面图片接收系统。这是一套按当时的币制预计3500万美元的设备。在中国方面也是要由中央政治局来审批的项目，且“项目”落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头上。

对渴望“春天”，百废待兴的科学院，这是一项“利多”的好消息。对那些闲散了十年，而又学科相关的科学家，这么一套设备更是众目所望。（也正是他们向中央建议，国外的遥感遥测卫星早已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了，才得以组建空间中心，引进这套设备的。）

打倒了“四人帮”，新建单位是安排复出干部的好地方。为管理空间中心里的十几个“兵”，科学院派来了三位高干。空间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曾官居1949年后第一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封疆大吏。可惜好景不长，沾了个高岗集团的边，从此一蹶不振。文革前已连降数级，贬到科学院某所当书记（以下简称书记）。此次打倒了“四人帮”，重出江湖。副主任是位官居八级（在文革前的中国“官系统”中，应属副部长级）的白发白须老所长。但与D关系最密切的要算地面部主任，一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这位江西“少共国际师”的“红小鬼”，曾背着一支比他还高的长枪爬雪山，过草地，自始至终地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路。到了70年代中，早已是一位身经百战却身无一伤的老兵。据老兵自己讲，当年的兵，依然健在的，全国也不足百位了。留任北京的，都比他官大。虽然一解放就把他这位年轻的高干送进了人民大学工农速成班，但老兵大字还是识不得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讲，读人大的那些大好时光都用来爬香山去了。几经沧桑，老兵又被派到地面部来出任主任，成了D的顶头上司。老兵对暂时只管D这样一个小兵的任命也很高兴。看来，这是一位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生气勃勃的老小孩。

谁都明白，这个局面不是长久之计。总得有一帮学科带头人才。于是D报到后不久（D此刻的身分仍属“借调”）的空间中心就变得人头簇拥了起来。潜在的学科带头人都希望有机会抓住这一套难得的设备。

曾为“封疆大吏”的书记，雄心远不止于引进一套地面设备。既然是空间科学技术中心，那就不仅仅是接收资源卫星的多光谱扫描图片。让国防科委去负责火箭吧，而中国卫星的研发就应由空间中心来完成。这本就是科学院的任务，只不过文革中划拨给国防科委罢了。多数的“官”，在主观愿望上，对自己管辖的“疆域”都还是希望 “越大越好”。

而自认为有可能来执掌这套设备的“学科带头人”，就是一帮留苏的副博士们了。副博士们正是年富力强却又被文革耽搁了10年的一批少壮派。比他们资格更老的人，要么尚在牛棚之中有待释放，要么早已功成名就，对新发展起来的学科与技术，还是以逸待劳为好。总之，反应慢了三拍，老头们还没转过弯来。

打倒了四人帮的中国，虽说是百废待兴，“洋跃进”的进货单子开得很长很长，可立马拿得出钱的项目还是少僧多。由政治局批示，且由中美两国政府签约保障的项目自然就是一项比较显眼的“大肥肉”。

离开了天文台的D有幸一屁股坐到了一块“肥肉”之上。D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组建空间中心的地面部。D暂时是老兵惟一一个可以“上蹿下跳”的部下，于是，当老兵喝着茶，看着报纸或打着瞌睡的时候，D便开始读起一份份该他读的，或者不该他读的，从四面八方发放到所级单位的种种文件，特别是中央各个部门关于空间中心的一切批示与文件。D开始学习起草一份份报告去回复这一份份的文件。对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这倒也是一项全新的训练。使D不得不佩服的是，大字识不得太多的老兵，用不着去读那些文件便可准确地告诉D针对不同部门的回复报告应该掌握的基调与分寸。老兵更重要的工作，一是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去争论和确定地面部在空间中心的位置与分量；二便是在众多的学术带头候选人中确认究竟谁才是他真的可以使用和依赖的带头人。

除了与技术紧密相关的外，D较少参加头头们的会议，但与一位位候选人的谈话，D大多在场。有时，老兵干脆指派D来进行谈话。

注：据说，文革前赴苏的留学生，仅一人获博士学位外，其他人所获最高学位为“副博士”。“副博士”也是一个颇具苏联社会主义特色的学位。

老兵很聪明。他尽可能地保留自己在一群谁都不应该得罪的人之中最终拍板的主动权与回旋余地。

一段时间与几轮试探之后，地面部的未来掌门人开始被聚焦于两组人马之间。一组人是以已在空间中心任总工程师并兼卫星总体部主任的Wcs 先生为首。而另一组人马便是科学院北京自动化所的以Chy先生为首的第七研究室。

据传，Wcs先生早在文革前已是科学院中知名的“四大才俊”之一，还因此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书记受命组建空间中心，最先调来的Wcs便是当然的倚赖对象。空间中心早期的组织结构，科研的任务与方向几乎全部出自他的手。从未在西方受过教育，苏联留学归来的Wcs，除俄语外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正当D们，这些小萝卜头为中心初建的具体“万事”忙上忙下时，Wcs先生已陪着书记“巡视考察”，跑遍了欧洲、美国的NASA（美国国家太空总署）等相关机构。

Wcs先生的专长是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希望在科学院内重振雄风，这自然也与书记希望将空间中心的业务，向研制科学应用卫星领域全面发展不谋而合。但空间中心被中央在项目计划上、在经费上全面认可了的，也仅有这套地面设备。他们，中国科研界的老手，当然明白，谁抓住了这套设备，谁才是真正地抓住了空间中心，谁才真有可能去做他们想做的其他事情。

Chy 先生与他的合作伙伴 Wxm 也是苏联回来的副博士，同样说着流利的英语与俄语，此前刚好完成了一套航测红外遥感图像快视系统的研制任务。他们更急需抓住新的题目与新的机遇。如果能以他们为主体组成地面部，那自然是在他们刚刚开始的遥感遥测设备的研究与使用上快步地迈上几个台阶。说穿了，无非是地面部，“这个队伍谁当家？”

D的位置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两组人马自身的技术背景，各自有关地面部的技术规划，都有待于D向老兵做更详细的解释。何况D也是这两组人马刺探事态在地面部内部进展状态的渠道之一。D算是有机会了解了阎王身边的小鬼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已经身居空间中心高位的Wcs先生的这组人马，一群青壮年的研究员与副研究员，个个才华横溢，言谈举止确比Chy们优雅不少，不乏才俊本色。不过在D看来，在遥感数据处理与计算机技术这方面他们似乎更多的还是纸上谈兵。他们大概不会亲身介入地面部具体的技术工作。他们心中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地面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就范”，醉翁之意更在他们正要设计的资源卫星与天文卫星。Chy先生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在遥感信号的处理与显示这个领域开始了切实的工作。D能够体会到，他们现在希望抓住这套设备的心态不亚于要抓住他们今后的技术生命。

在打过一轮又一轮的交道之后，D不由得把票投给了Chy的七室。D觉得由他们在技术上来负责引进这套预计要价3500万美元的设备，工作可能会做得更踏实一些。（在河南生活过5年的D，难以想象，要有多少车皮的红薯干出口，才能换来这笔美元。红薯干曾是河南的出口货源，当时约几分钱人民币一斤。）

其实，不动声色的老兵心中早已有数。选择Wcs，那不过是给自己再确认一组“秀才”做上级，而选择 Chy 那才是招募了真正的下级，更何况有了七室一个成编制的队伍。老兵也不再是“光杆司令”了。地面部就真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实体了。D的意见恰好为老兵的腹稿做了技术上的支撑。

老兵与书记终于下达了他们的命令。书记要求地面部就自己的组织筹备、技术方向、业务范围，对完成中央下达引进资源卫星地面站任务的工作计划进度向各级领导和相关专家做一次全面的总结与汇报。老兵要求D来协调各方完成此事，并由D代表大家向各方汇报。

这件事D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技术上的数字，方方面面的科学家已经论证多次了。几组科学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完成任务的期限从中央到各具体领导机关下达的文件又都有明确的规定。D的工作更像军队中的参谋，对司令部下达的任务目标提供一套执行方案。对方案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几种结果做出预先的分析与对策。真正的要害是要把老兵、Chy 先生们、也包括D自己的意见嵌入方案之中并使其获得权威机构的批准。

文字由D起草。图表由大家准备。全稿由老兵与Chy先生审核。

所有相关领导被请进了中心会议大厅。整整一个上午，汇报中，D更像一个演员，按照大家编好的剧本做一次有说服力的表演。汇报后的答辩，或许小有考验。不过概念是清楚的，数字是准确的，对“大人物”的权威不必太在意的话，D也就对答如流了。

上级机关批准了地面部的具体组建与实施计划。

这样一个活动或多或少满足了D的一种虚荣心。尽管他不过是一个“演员”而已。然而在那个年月，还是较少由他这个年龄段和资历的人在一个重要的讲台上代表这样一群权威而在另一群权威面前去陈述和辩驳一个重要机构的前途与命运。因为他的“表演”（或者用现在的词叫 presentation）的确系着地面部可能的组建方式。大概也是因为此次汇报，那位曾经的省委书记开始注意到这位地面部里冒出来的小青年。

鹿死谁手大致有了结果。不久，Wcs 先生和他的人马陆续离开了空间中心去就任改革开放后新组建某重要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去了。他们的确是中国的优秀人才，到处都有他们可以驰骋的天地。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道理。可地球上的楼再高又能高出几百米呢？直到人类将一颗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轨道，人才算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穷千里目”的新视点。地球资源卫星就是这样一种专门从天上看地球的卫星。这种卫星，尽量离地很近，但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地飞转，让自己的视野不漏过地球上任何一点。

在这种卫星中都有一台重要的设备叫多光谱扫描仪，它就是从天上看地球的那只眼睛。世间的万物，对各个不同频率的电磁波都有自己的吸收特性与反射特性。于是这些特性就成了人类去识别世间万物的视觉手段。这种特性也不仅限于人眼可以反应的那部分电磁波（可见光部分）。人还可以使用不同的仪器设备，将肉眼无法看到的、却又对区别物种极为有效的频率，转换成可见的频率供人识别。所谓“多光谱”就是这个意义。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还是很有想像力的。他们曾设计过一个叫杨二郎的人物（或者是神仙）。他除了两只与我们凡人一样的眼睛之外，额头间还有第三只眼睛用以看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可惜，祖先们没有来得及沿着这个思路与概念设计出中国人的多光谱扫描仪。

多光谱扫描仪将它看见的东西记录在一种高密度的磁带上（也就是一个超级摄像机），并转换成射频信号向地球上发送。因而，地球的地面站除了一套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成像设备外，还必须有一套射频信号的接收设备。这套设备必须安置在一个既能充分地接收卫星送向地面的信号又能充分地规避除卫星信号以外的来自天空或地面的无关信号（或叫干扰噪声）。地面部为北京站选址，就是设备引进安装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与D同时调入地面部的小d与她的同伴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对卫星图片质量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工作。

选址，首先在地图上凭相关的常规知识找出一系列候选地点。在一一寻访过这些地点后，再根据地形地貌、交通、电力等条件——淘汰。当目标缩小到极小的范围时选址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一是找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计算出该地的电磁环境是否满足美国太空总署提出的设计标准。二是要实地测出360度全方位辐射到该点的各种各样的会对卫星送回地面的信号产生影响的电磁波。

d的技术领导是一位从国防科委某研究所调来的老蔡先生，她的工作伙伴是一群刚到地面部报到的小青年生力军。地面部作为一个新单位不仅是安排复出老干部的好地方，也是安排年轻人的好地方。一批新报到的工农兵学员和复员的基层军官来到了地面部，他们大多也刚好是打倒四人帮后那一大批复出干部的子弟们。文革中，他们的父辈尽其所能将他们送进军队（那是当时年轻人最理想的出路）。入党，提干，选送工农兵大学生。现在，又到了下一轮：找一个理想的地方单位。地面部在当时，或许符合这样一个“好”的定义。而他们又刚好有相关的联系与渠道。天下的父母大多都会为子女们做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的父母大多是文革前的司局长们罢了。

言归正传，不管这些小青年的父母曾经是多大的官，在地面部，在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单位里，每当野外作业，他们是由d“统帅”的一群普通一兵（一般情况下，总指挥老蔡先生当然是居家坐镇）。他们从部队回到地方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资源卫星地面接收站选择一个理想的站址。一位年轻的大姐，十几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两台车辆，一套测试设备，一支由青春与热情裹起来的队伍，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地跑遍了北京城郊的东南西北。在80年代初万物复苏的日子里，空间中心组建初期，这伙人是独立于中心干部学者们的一道颇为别致的风景线。他们那段特定时间的生活、工作、学习与爱情，他们间的冲突与秘密足以写出另一本时下流行的20集电视剧。20年后，当他们欣闻d回国度假，这些早已是散在各处的中年人，又开着各自的车子设法聚在一起。虽然都已是什么经理主任类的人物，但他们依然认同大家共同的大姐，留恋那段努力工作与拼命疯玩的日子，怀念他们尊敬和爱戴的老蔡。

站址最终选在了密云水库附近一个叫“金笸箩”的地方。选址报告的理论计算部分是由d与老蔡先生共同完成的。凭着大家认真的工作态度，站址一次通过了严格的技术论证。现已20年过去了。20年来北京地区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密集的电磁活动，均未对密云站的接收造成影响。当年的选址工作经受住了时间与技术的考验。

Chy 先生与Wxm 先生全面接管了引进地面站的商业谈判。在技术上，射频端密云站由蔡先生负责，数字成像端由 Wxm负责的一个技术引进队伍也建立了起来。同样，党政部门各处的处长们调进了地面部。地面部开始走上了一个正常运转的轨道。

作为地面部“元老”的小兵D，就在此时离开了已经成立起来的部机关。老兵笑着说：“你对技术太感兴趣了。”

跟着共产党夺得了天下的老兵当然明白，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且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D不适合做“官”。

D的工资被越级提升了一次。聪明的Chy 先生再将D派到香港出差，参加一个科学院赴港浩大的设备采购与技术培训团。在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的中国，这实属“美差”。偌大一个团，除D以外全是一帮文革前便已工作的老家伙。在国内的运作体制内，这或多或少都带有对该团成员工作认可与奖赏的意味。从香港带着“八大件”回到北京，D便被“空降”到自动化所的七室去担任这个室的编制中还剩下的一个快视设备课题组组长。Chy 希望D也能为他看守住他在自动化所内的“根据地”。在许多人看来，这也算是一项破格的任命。因为D要管辖的大部分是资格比他老的学长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Chy 信誓旦旦，待他们迎回美国的设备后，再派D赴西德参加洪堡基金会举办的为期数年的客座学者研究项目。

但D，有自己更清晰的想法。不是已经有过做“官”的经验了吗？是时候了，其实也是“最后一分钟”了，他应该到美国去读研究生。

地面部的组建，是D赴美留学前，留在中国大陆时做过的最后一件事，一件跑过“龙套”的事。

注：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招考；1979年，第一批留学生选派出国。

就在3年后，d也离开地面部不久，Chy 先生在完成了设备的商业谈判后，突然退休了；若干年后 Wxm 先生在完成了设备的引进与开始运转后也退休了；蔡先生在一次尽兴的乒乓球比赛后，突然心脏病发猝然去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20年后，地面部的成员几乎都不认识了，但地面站运转良好，在电视新闻中频频亮相。随着经济活动的深入，国土资源的利用，农业生产的宏观控制，污染的监视防治，洪旱灾害的监测与预警，资源卫星地面图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和资源卫星地面站这个角色相比，Chy 先生们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是“龙套”。Chy 与Wxm 先生将3500万美元的预算（以美国GE公司销往伊朗的地面站为依据）最后谈到1000万美元左右成交。按照近年来国内的“习惯”，他们绝对有机会拿到外商巨额的回扣。但 Wxm的独生女赴美读书还曾经找还在美国做穷学生的D来帮忙。无论是在自动化所还是在地面部都曾称雄一时的Chy先生突然退休，跑到美国一个华裔教授那里去做访问学者，做一个汇编语言的程序员，说穿了也是为了能够资助在美国读书的女儿（唉，天下父母心！）。在商业上他们是尽职廉洁的。在技术上他们不仅完成美国LANDSAT卫星的接收任务，也努力做到了与法国SPOT卫星的兼容。回顾中国五十年来一系列倾全国之力，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标志性项目，无不包含了这些“龙套”，一群臭老九的努力。幸运的是，在资源卫星地面站这个项目上，这些“龙套”无论“头旗”还是“未旗”，留下的，终究还有一丝丝值得肯定的痕迹。虽然并没有太多的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除了地面站北京站，D未见到有关地面部的其他报道。那些他曾经代表地面部做过一次次答辩的规划，目前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是否也在为自己的国民服务？毕竟，那也包含着他做过的努力。

D决定去美国了。34岁的D。在走出校门的十几年中，那句“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虽不再作为图章印在书本上，他却把它更深地埋在心里。无论一时的境遇是好是坏，不敢忘怀。

与海外同龄学子的接触，让D深深地反问：“为什么他行，而我却不行！？”

香港之旅是另一类的震撼。那时国内开始有了些斑斓色彩，但街上的主流仍然是一片灰蓝，深圳也不过是个小渔村。罗湖桥两边巨大的反差，弥敦道与铜锣湾的通明灯火，让每一个 “难得糊涂”的人都要想一想：同是炎黄子孙，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的苗”（文革中一句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第一批留学生经卡拉奇、法国巴黎直奔美国去了（那时还没有中美直达航线），其中包括D大学时一位同宿舍室友。这自然更把D的目光引向了太平洋的彼岸。一方面，几年的工作让D深感到自己处处都是空洞的知识结构急需填补。另一方面，既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外还生活着其余的三分之二的人类（尽管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D这一代人曾经反复吟唱着马克思的名言：“我们失去的只是脖子上的锁链，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那就让D也来尝试一下吧。

抢滩登陆

1981年10月，D登上飞机直奔美国之时，他身上只有美元20块钱。那年头，大陆好像还没有外汇黑市。或者说，D也不知到哪儿去换。就算真有地方去换，那61块人民币一个月的工资又能换出几个美金呢？这条路D没多想。

吉人自有天相。春天，D刚试着给美国发了一封信，便被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应用数学系录取为博士生，寄来了一切相应表格。反应如此之快，D实未料到。那时，D的夫人d也啧啧称奇，连称D是有运气之人。可这录取通知书上除了免掉学费外，并未提供生活费。看来，拿着这份录取通知赴美，D还得自己找饭吃。在美国还能饿死人吗？是否还要联系一个“管饭吃”的学校呢？D不禁遐想连篇。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连再联系的时间都没有了。

“夜长梦多，时不待我，三十六计，走为上！”并未费力，D便下了决心。大庆人、大寨人不都说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D那一拨人是在举国上下高举一穷二白的大旗下长大的。没钱的好处就是做任何决定时，钱的分量也不重。

D开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自行车轮子飞转……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了，财务担保有了，护照拿到手了。D被排进了科学院自费公派学习班，学习了许多在外国待人接物的规矩。学习班结业时，科学院又发了700块钱制装费，一张单程机票（当时要超过1000美元），20美元路上零用。这些加起来，可真超过了已有十几年工龄的D当时的全部财产。

钱，多少年后，D一次性还清了，可他依旧心怀感激。感激那些帮他穿过层层关卡的老师和朋友们，怀念当过“白专”典型，也险些被打成“反革命”，荒废了学业和青春，都又送他出国留学的故乡朋友们。这是一片生过他，养过他，磨炼了他的故乡故土。嗨，谁让你是个人呢，人脑子里总是有那么块地方永远“账目不清”。

D 的一切手续齐备了，很顺利地拿到了赴美的签证。美国驻北京的领馆还为他们举行了一个Party。（物以稀为贵，现在的赴美留学生大概不会有什么Party 了）

举目无亲，两手空空，除了20美元，D在美国连借的钱都没有，应该是一个问题。不过，饿死饿不死，那是到美国之后的事。当D穿上了新装，把锅碗瓢盆都塞进箱子之时，他也顾不上和亲友甚至于小d去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也似乎觉得届时自有锦囊妙计。除了小d眼中闪烁的忧虑外，旁人当然并不知道那些天衣无缝的各种文件之后所藏的险情，D看到的自然都是一片羡慕的目光（至少在当年是如此）。不等“D要出国”的消息进一步扩散，泛美航空波音747飞机冒着烟，载着吃饭睡觉尚未有着落的D直奔西天取经去了。

1981年10月2日下午，时年34岁的D，推着装满两个箱子的行李小车，孤身一人走出了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第一眼望着美国如此清澈的蓝天和一片碧绿的大地，一个回避已久的问题立刻变得现实而清晰了起来，到哪儿去呢？

注：洛根，机场名字的译音。

此刻，D有一张东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20美元，有两个箱子和一个其实也是惟一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电话号码，除此以外，他一无所有，并且面对着一个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世界。

当一个人处于别无选择之时，惶惑也就无济于事了。D给那个唯一的号码拨了一通电话，但电话久无人接。一想，估计这可能是一处办公室电话。星期六下午，主人下班回家了。不到星期一不会有人来接了。思考片刻，似乎没有其他的办法，问清楚了需10美元可到东北大学（那年头对D来说10美元真是个不小的数目），D毅然迈进了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驶出了机场环道，钻进了海底隧道，直奔波士顿城里东北大学而去。第一次登临美国大地，D一边看着新鲜的风景，一边搜索少得可怜的英文单词，到底让司机老头明白了，把车开到了东北大学的派出所。

转来转去，找到派出所时，里面刚好有一位警察。D也不知道10块钱是否真够，跟司机老头说了声 “再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搬着两个大箱子进了派出所。冲着这位除了电影上头一次见到的美国警察连说带比划，警察先生明白了D的来意。

其实，D的计划也很简单，先编一个故事告诉他们：奖学金要过了周末才可能拿到。而周末一时找不到应该联系的朋友，且身边没钱。能否将行李先暂存该处？D自信，只要能把行李先暂存在派出所，地铁站、公园里，哪儿不能凑合两夜呢！只要多出这两天时间，就有办法。

警察先生站起了身子，气度轩然，上下打量着这位从一个极其陌生的地方来的不速之客，简单地宣布了他的决定：“OK，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想你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去处。”

说着他把头朝屋里摆了一下，D明白，他是指屋尽头一张连颜色也看不出的沙发床。这一夜有了着落！D也来不及多想便提了箱子直奔那张“小床”而去。警察看着D，也知道再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丢给他一条毛毯，也就忙他的去了。

一觉醒来，沙发床上一股怪咖啡味，D忽然看到警察先生就站在他的床前，连忙起身，朝窗外一看，天还亮着，知道只是打了一个盹。

“喂，中国人，这是你的房间钥匙。明早你应该搬到YMCA去住。记住，只付了一天的钱。后天早上，也就是星期一，你必须把钥匙退还给管理员。到时候，你应该能找到你的朋友。你知道 YMCA吗？”

说着，他在一张简易的校园地图上向D标示YMCA的位置，然后把地图交给D。不等D反应过来，警察先生又递过来一个纸包：“这是你的晚餐。”

D接过来一看，大概是汉堡包一类的东西。

注：YMCA，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面对社会的一种服务单位。

“饮料在桌子上。”

D 还没想好怎样说一声谢谢，警察肩膀上的步话机叽叽喳喳地又响了起来。

“祝你好运！”警察没来得及再多说什么就扶正了挎在腰带上威风凛凛的手枪，奔出了房门，开着他的车，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D搬出了派出所，换到了YMCA。有了这一天的时间，新鲜加兴奋，没吃没喝，沿街乱闯。

初到波士顿

第三天早上，D总算拨通了随身带的那个电话号码，一天没吃饭，也没觉出饿。提着两只箱子，爬上了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几番上下到底找到了“朋友的朋友”，一个礼品店的小老板。“朋友的朋友”皱了皱眉头，又开着车，再把他送到一间中国餐馆——杭州楼。两个小老板嘀咕商量了一会儿，瘸着一条腿的杭州楼老板司徒先生一拐一拐地走过来。一把接过了D的一只箱子，又一拐一拐地提着往楼上爬。边走边说：“放心吧，就在这儿安家。有吃，有住，帮我洗碗，不过餐馆生意不好，暂时没有工钱。”

心中块石头落了地的D跑回YMCA，退还了房间钥匙，那个黑人管理员忽然递给他3块钱，告诉D，这是钥匙的押金。钱！D多少有点喜出望外。这是D在异国他乡“挣”到的第一“笔”钱。虽然少了点。

刚到波士顿，两眼一抹黑的D没顾上问警察先生的大名。以后多少年，他也不知东北大学警察派出所是否真有为他这类人暂住并代付YMCA房租的预算，当然也没明白过这警察局的这一夜算怎么回事。总之，在波士顿东北大学的警察派出所里，D碰到了他打过交道的第一个美国人，住了一夜，“挣”了3块钱。

住进了杭州楼后很久，D才知道，帮他介绍波士顿这两位朋友的那位热心的香港朋友，竟是香港最富有、最出名的“公子”之一。他的最年幼的弟弟就是20年后出任中国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首长的何厚华。

不管怎样，1981年10月4日，仍然拥有13块钱的D终于在波士顿的杭州楼的职工宿舍，一间美国花园洋房的阁楼里“扎”了下来。D登上了美国的桥头堡，尽管还没有工钱。

第四章 波城学子

最初的同学

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一座历史悠久而又美丽的港口城市，它在美国地图上的位置，类似于中国的大连港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17世纪时，一艘叫 “五月花”号的帆船载来一批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启程，逃避宗教歧视的新教徒。他们扶老携幼漂过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恰好在这里靠了岸。这个地方便被他们称做新普利茅斯，而附近的一大片地区也被称作新英格兰。这批最初的登陆者胼手胝足，贫病交加，几乎死伤殆尽。终于在当地印地安人的帮助下种下第一茬玉米，养活了第一批火鸡，在北美这块处女地上立下了脚跟，掀开了波士顿的西方文明史的第一页。一年后，他们第一次从田野里收获的那一天也就成了而今美国的感恩节——一个可与华夏民族中秋节相比，举家团聚的隆重节日。又过了一两百年，波士顿的新移民已经颇具规模了。于是，依旧受不了英王政府歧视压迫的新移民终于举起了枪杆，又使波士顿成了打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第一枪的美国独立战争发源地。

一船又一船，一年又一年。将近300年的时间，波士顿从连接英国的一个殖民大港演变成了美国的一座文化名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伦戴斯大学、卫斯理女子学院一座座都是威震全球的名校。全城人口几近一半都是几十所院校的学生与员工。波士顿干脆就是一座学术城。

D第一次听到波士顿这个名字，还是在文革之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党中央邀请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出。D无缘亲临，可在电视里也与首都体育馆二万名观众一样在久违了的古典音乐中如醉如痴。那位出生在中国的日本指挥小泽征尔，表演华丽热情，出自一群高鼻凹眼 “洋鬼子”手下的《二泉映月》居然也是那样的清莹与透彻。从此，在D的心中，波士顿便与美妙的音乐联在了一起。

再次看到波士顿的名字，是在科学院报纸的一则新闻上读到波士顿有个以半工半读闻名全美的东北大学。新闻撩动了D的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时，D已在中科院空间科学中心的研究所中任一课题组长，领导着比他年龄更大的几位科技工作者。这在当时属反常现象。有机会每天都接触到在中国都算是最新的课题与设备，确已处在同龄学子幸运的宝塔尖上。D也就觉得，迎接每天的实际工作与挑战就是最好的学习。但1980年，第一批国家选派的留学研究生即将赴美时，一个鲜明的信号提醒了D：真正的宝塔尖在地球的另一边！安于现状，还是丢掉好不容易才争取的这一切，走进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D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一个基本上一切由“组织”包办的年代里，D开始了自己的搜寻。那还是一个初留美、对“洋插队”两眼一抹黑的年代。如果没有国家经费支撑，无任何海外资源，“半工半读”就是一条穷秀才的底线了。确是吸引人！这样，如上文所述，D便与波士顿结了缘，一呆便是10年。波士顿成了D除北京以外的第二故乡。

波士顿的东北大学是美国一所出名的半工半读私立大学。它的平民教育特性，使得过去短短的15年内就有里根、克林顿两位总统出席过它的毕业典礼。此外，美国“挑战号”牺牲的7位宇航员中也有一位是东北大学毕业生。但D并未听说过它在美国的学术界中有过哪些重大的建树。

D凭一封申请信跑到美国，成为应用数学系的博士生。既没有考过GRE，也没有考过托福。虽然，校方从D过去的履历来看，认为这些对D都不应该是问题，但校方与D也都有点“麻杆打狼，两头没底”。于是，校方便要D从硕士课读起。本科时并不就读数学系的D也乐得如此。然而，已做过九年工程师的D，一堂课下来，又觉得那些入门课他本都可以教。不过他也发现，他的英文口语糟到课堂上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在国内时，还说得过去的英文阅读能力掩盖了口语的真相。书到用时方觉少，真是读书人永远的遗憾。

听不懂，就只好多阅读。阅读——练习—考试，几近自学了，这是D最初半年的学习方式，看起来还能对付。有过多年的专业工作经验，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纯学生。（此后5年的博士学业，D的书面考核平均成绩最多只有B+。对分数，D已不再觉得这有那么重要。）

每天八点钟，D从床上跳起来。灌饱一肚子凉牛奶，（真该谢谢这些比矿泉水还便宜的、装在加伦桶中卖的美国牛奶）背上书包步行约1小时，9点钟赶到学校。周一至周五，上下午各3小时，是为外国学生准备的加强英语课。每星期三、五，晚8点到11点是D本学期选修的数学系研究生的正课。真正有效解决问题的“读”，便得利用一切空档时间，抢着进行了。半夜12点回到“家”里，再填进肚里两份面包夹花生酱，摇摇晃晃地倒在床上便结束累得结结实实的一天。其余的日子，每晚6点到半夜12点，还要在杭州楼饭馆里洗盘碗。不过，厨房里是补充营养和放松大脑的大好时机。D在波士顿开始了自己一生中又一轮的学子生涯。

在D报到之前，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已有两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数学系有一位来自北大的助教WANG，早他一年入学，在东北大学读硕士。电机系还有一位当年清华的毕业生L，更是早两年入学的学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大学大陆留学生的先驱，两年以来，他们均在各自系里以优异的成绩为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奠定了信誉。D对这两位学长倍感亲切，恭敬有加。D算是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中大陆学生第三人。除了大陆学生，那一年，数学系还有三位来自台湾的中国人，两位已开始做博士研究的男生，还有一位在读硕士的女生。

时间一长，D逐渐发现，在国内背景大体相同的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却有很不同的个性。在中国，D不认识年龄比他大一截的WANG。WANG是1965年北大理论物理系留校为助教的高材生。这样的背景再来对付东北大学数学系的硕士课程，当然是“小菜一碟”。他的年龄，他在学业上优异的成绩，很自然地使他成为这群中国（当然包括台湾）学生的“首席数学顾问”。他是由亲属资助自费赴美的。他成绩上的优异与他在学业上的漫不经心，在系里显得很有特色，使系里那些对他极抱期望的老美教授深感迷惑不解。

他明显地和大陆“公派”电机系的L保持着距离。在D入学后的第三个学季，WANG结束了硕士课程，谢绝了所有博士奖学金和教授的挽留到纽约去做电脑程序分析师去了。当时，对博士学位还是非常向往的D也不甚理解。书，一路读得如此轻松，为何不一鼓作气读完博士再说呢？WANG只是笑着未做解释。

WANG是最初的半年里给过D最多帮助的一位北京老乡。将近40岁的年纪，篮球运动员般的身材，总是单肩背一个大学生最常用的书包。最初只是微笑地望着你，客气地打个招呼。他愿意耐心地回答那些与人学相关的种种问题，却并不再多讲些什么。D注意到，他熟悉系里几乎每一个无论来自哪一国的博士生。

一个学季下来，当D这个不会英文口语、极其贫困的公派生也变成数学系里一群老外同学的“首席电脑顾问”，D能觉察出WANG 对他那点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认真地回答D向他请教的那些抽象的、D从未读过的，比如拓扑这一类的数学问题。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他从不正面回答你的提问。他会给你这样或那样的提示。一旦你得出了正确结论，他也会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矜持开始有了松动。午饭或是晚饭时，如果碰在一起，有时也将一份两半的生柿子椒不容分辩地递给你：“增加点VC吧。”

注：学季，东北大学施行每三个月一个学季、一年四个学季的教学制度。

接过他递过来的“VC”，D心里明白，大概是在WANG的视野中，D只吃过面包花生酱（坦白地讲，那时的D，确实没有哪怕是买一点青菜的钱）。

随着一个学季的结束或开始，WANG 主动及时地提醒D那些该做的事情。除了学校与学习，他们开始谈谈昨天的电视或今天的球赛，一起缅怀北京的烧饼果子和油条豆浆，但WANG不和D谈过去，也从不谈将来。他显然也对D这样的经济状态和举目无亲的公派生有着一堆问号，但他从来不问D任何与现在读书无关的私人问题。

有一次，在TA（助教奖学金持有者）的大公共办公室里，台湾同学议论起大陆的众多高干子弟。说到邓朴方时，一向只听不说的WANG不知为何插了一句：“就我所教过的，在北大读书时的邓朴方而言，他倒是一个生活简朴、成绩优秀的学生。”这当然是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却又引起了大家对WANG的一点好奇。

忙于应付最初的方方面面挑战的9个月，实际上是一眨眼的功夫。当D也能从WANG那副高仓健似的面孔之下看到一丝惆怅的时候，已到了WANG要离开波士顿的时候。D赶来为他送行，才知道过去的大半年，其实WANG就住在他的附近。

正是波士顿玉兰花开时。D与WANG跑到他们“家”边上的街心公园小坐。异国他乡，萍水相逢，刚刚认识，便又分手，D心中一丝伤感。连WANG的真正的名字都不清楚。可这 WANG是他从国内到国外情感上的一丝延伸，相逢何必曾相识。

“颐和园里就那么几棵，可这儿满山遍野都是。”D 指着洁白的玉兰花说。

“其实，我最不愿看玉兰花，总让我想起一个同学。”

WANG神色黯然。D有点诧异，觉得他的眼神有点泪花。

“1966年，下乡‘四清’，头天晚上还在一起‘访贫问苦’，第二天早上发现她被人杀害，倒在村旁的水渠里。”

“她是谁？”D试探着问。

“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一位女同学。”

“她是你……”

“一起拉提琴。”

D没有再多问了。WANG自己又接着说：“回到学校，看到的就是落满一地的玉兰花。”

面对着即将奔赴的纽约，他在想什么呢？……

离开了波士顿，WANG曾经给D来过一个电话，询问某一型号电脑的性能。从此，就再也没有了消息，WANG消失在曼哈顿来去匆匆的人流里了，只给D留下了一点忘不掉的怀念。也许WANG是最早离开国门赴美读书各色人群中的一种。

人们常慨叹一个“小世界”。到东北大学报道之后，D才知道电机系的L原是自己夫人小d的高中校友！L的夫人m，竟是小d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文革之中虽曾听小d提过m的男朋友，还是清华学生的L，但来到东北大学才是第一次相识。此时此地，碰到这样一位早两年抵美、又有一点渊源的学长，D很高兴。L大学毕业后一直是中学教师，1978年考取研究生，1979年作为教育部第一批留学生，L被公费派到美国。留美的老资格，与优秀的学习成绩，自然就成了东北大学大陆学生会的头儿。冒险犯难、仓促赴美的D，意外地他乡遇故人，心里真是充满了欣慰与期望。不过，这种期望不久就被不仅仅是失望所代替了。

世上总是有一些巧事，L的夫人m一年前也申请了东北大学数学系的博士计划。但待到D前来报到的时候，m是否被录取依然查无音讯。D当时不知道这些背景。他满腔热望地走进L的助教办公室向L请教第一学期应如何选择课程时，L一番公允的回答中，却让他感到有那么一股说不清楚的高傲与冷漠。D悻悻地离开L的助教办公室，除了不得要领之外，反比进来前多了一分莫名其妙的凉意。

不久，在作为公费生和访问学者们常聚的地方，L的办公室里便传出各式各样有关D的“异闻趣事”。流言大多也无恶意，无非是经济上如何贫困，英文如何糟糕等等。不过，或多或少也都带着些好奇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那时，不仅东北大学，整个波士顿也没几个大陆学生。没多久这些流言也传进了D的耳朵。这么一来，起初还想与他们凑凑近乎的D，有点觉得不太自在了，也开始琢磨这位L先生。

L的心境或许是矛盾的。或许他的职务要求他必须关注每一个公派生的状态，但有时也难免对某一特定人物带有了一份特定的感情。早期，寥寥无几的访问学者与留学生们，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精神生活，聚在一起谈谈周围的人与事，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属人之常情。但其中的一些朋友们的确忽略了比他们更艰苦、更紧张的人同处异国他乡时心中的感受。当我们无法给某人以帮助时，那就尽量避免再伤害他。一句温暖的话并不比一个刻薄的讥讽更费口舌。

或多或少，未曾料到的遭遇，使D在作为东北大学生的一开始，在期待同胞们帮助的同时，使他想起刚刚逝去不远的文革中的种种。

出国之前的D，已有过比那时大多数留学生更好的业务成绩，也有了接近这些比他年龄大许多的访问学者们的地位。只不过他把这些都扔到一边，而选择了一条更艰苦的、未来得及做更充分准备的路。也许是D过强的自尊心，D离开了公派生的圈子，去向那些比他年轻许多，面对同样困难的自费生中去寻找寄托乡愁的友谊。

多少年后，一则新闻一时轰动了美国的侨界与学术界。一个名叫卢刚的从北京来的学物理的博士后学生，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毕业前夕突然持枪杀害了同为博士毕业生的另一位中国同学，然后自杀。几位美国物理学界小有名气的教授一并受害。一时，传媒众说纷纭，沸沸扬扬。同为中国人的D，除了感到一种遗憾与无奈之外，多少也想起了自己初到美国时，在自己的同胞中有过的感觉。

多少年后，L早已是美国著名的电讯公司中颇为成功的高级工程师。在D来东北大学后的第二年，作为“学妹”来到的m，现也已是美国某大学数学系的终生教授，他们的子女也在美国大学毕业了。又一个成功的华人移民家庭。

其实，除了少数有极其显赫家庭背景和由父母包办一切的人之外，到美国来读书的，大多是中国人中相当优秀的一部分。可包括D，作为阿Q的后代，除了少掉一条辫子，也都有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长长短短。如果这许多优秀的中国人都能联手拼搏，那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这是许多中国哲人探讨已久的问题，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更聪明的哲人去继续完成。

相互间的好奇，以及接下来的友谊，使D和来自台湾的同学开始有了许多交往。数学系里，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的Li是一位个子高高的二十七八岁的“山东人”。在南部田纳西一所学校读完了硕士后，在东北大学博士计划中又读过了4年，但论文还一直没有眉目。这让他天天都在念叨，不知导师到底让他做哪个题目。

Li又是WANG的“学生”。导师布置的一系列博士生预研性的题目，他往往也都要求助于WANG。他从不隐讳这一点，自然也就被中国人戏作WANG的“学生”。正因为他与WANG来往较多，他也是D认识的第一个台湾同学。

认识D，Li最初也十分高兴。一听D来自大陆的科学院，以为又来了另一位可帮他读完博士的WANG，也是毕恭毕敬。可没想到，D只是个大陆无线电系出身的“冒牌”的数学家。不过，没多久，又从那些欧美同学口里发现了D超常的电脑背景，他又佩服得五体投地。

“想不到大陆的电脑界也有这样的水平！”

待到D也拿到了TA（助教奖学金），他们俩的办公桌恰巧紧挨在一起，这便有机会多聊了起来。

D请他们一起包大陆正宗的饺子，他们也请D去参加台湾歌星赴美演出的音乐会。大家其乐融融。和他们相处，D并不隐讳文革中的种种怪事，甚至于讨论起“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D也兴趣十足地听他们讲台湾的“土地改革”、“十大建设”和台湾的经济起飞。

另一个台湾同学S比较特别，是国民党的“九大”代表，似乎是波士顿台湾留学生中一个说不清楚的什么头儿。台湾同学私下也表示，他或许真有点“背景”。有一次S与其他台湾同学说：这个穷得遮都遮不住的大陆学生D，何来的一股豪气呢？传到D耳边，D笑笑。半年一晃过去，快放暑假了。找着个机会，D冲着S，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在许多台湾人眼中大陆人穷，其实大陆的灾难并非只是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近百年，包括你我的父辈不也都经历过许多吗？比如抗日战争……。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大治和大乱总是频繁交替。可黄河在流，长江在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谁活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谁就是这片土地的长子长孙。我们大陆人或许现在还穷，可谁吃这儿的窝头长大，谁就有这五千年的底气。美国就在眼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你我机会一样均等。干一个暑假（打工挣钱，作者注）你们有的，我也就有。我父亲是死在文革中，可我活过来了，还跑到了地球的这一边。我们这批大陆仔，前半辈子所有过的风浪，那就是我们的独家财富了。你不觉得？其实上帝给我们这批大陆学生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嘛！你们大概也就吃一碗饭长大，我们可有两条‘命’！”

暑假一过，S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和D一起吃饭：

“你们不是说我是‘职业学生’吗？………”

S的兴奋中露出一股藏不住的得意。

D在东北大学中的几个台湾同学，包括这位S，都颇具人情味。和D以前所熟悉的香港青年比，他们身上的有较多的中国文化色彩，与D们更容易沟通。

与第一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对这批台湾的学子也是一个冲击。那时，小蒋仍然在世。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依然是台湾的“国策”。类似S这样的国民党学生还负有在大陆学者或学生中策动“反共义士”的任务。可他们也发现，大陆人也并非他们“三民主义”课堂上所描绘的那样。

波士顿大学，大陆、香港、台湾同学一道在日本领事馆前抗议日本改写抗战历史。

中国人便是中国人，炎黄的后代便是炎黄的后代。

80年代初，东北大学数学系研究生院基本上是外国人（这儿的老外，当然是美国以外的人）的天下。时间长了D才明白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才市场的需求。物理、数学这些较难啃的学科，如果你不是真的出类拔萃，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工资相对也低。因而，只有真正非常喜爱这一学科的美国人才跑到这个园子里来溜。于是乎，外国人便乘虚而入。（也正因为如此，留在这个圈子中的美国学生往往就是系里最优秀的学生。）

除中国人外，和D有经常来往的还有一伙希腊学生。他们常和 WANG打篮球，又与D一样几乎选修了所有的电脑课。经常碰头，也就成了朋友。他们看来也非富家子弟，课余也要到校外的比萨店去打工。可个个都是欢天喜地，无忧无虑。一一个头发火红、名叫尼娜的惟一的女生，自然是这帮小伙子们的中心。每当D 帮他们解决了一个电脑程序上的难题时，尼娜便会微笑地扭动着漂亮的腰肢走出来邀请D与他们一起去跳迪斯科，总计D想起卡门中的那位会算命的吉卜赛姑娘。可惜D，一代舞盲，无福消受了。D有时也真想多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透过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古欧洲文明的后代们（欧洲，D还是相当陌生的），但实在挤不出时间了。

数学系里呆了三年，惟一的一个黑人同学来自非洲索马里。每当上课，他一定是穿着花花绿绿的袍子，戴上顶小帽，犹如参加一场正式的外交晚宴。一有问题，总是喜欢第一个跑过来找D。或许他脑子里还保留着六七十年代里中国人在亚非拉第三世界中的形象。只可惜，他那法文式的英语与D的中式英语实在无法做更深的交流。但他的聪明，却一扫D不知从哪儿得来的那些有关黑人在数理化学科中表现的偏见。

第一学期里，在美式的极其活跃的课堂里，还有一位和D一样并不轻易发问的学生。他是一位美国老人。每次上课他都是坐在第一排。他身着整洁的西装，雪白的衬衫，脖子上永远有着一个黑领结，每次都一丝不苟地记着笔记。这是一位业已退休，但不忘补上年轻时缺失的硕士学位这一课的老者。他在圆他人生中的一个梦。他选的是数学。

这便是最初几个月中也仅仅在课堂上才碰得到的、却令D记忆犹新的那些同学们。

留学生讲习所

最初的几个月，D除了在课堂便是在餐馆。杭州楼成了D波士顿生涯中又一个驿站。每日英语课后，如果晚上没有数学课，D便匆忙回“家”，再赶到杭州楼上班。所谓“家”，其实是杭州楼老板司徒先生的家。地处波士顿的富人区，却是一座临街的残旧失修的三层小楼。

司徒先生住在二楼。一楼租给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黑人单身母亲。他们单独出入，与其他几层并无来往。三楼的居民是两位单身汉。一位香港厨师和一位犹太移民，在珍宝岛和中国打过仗的前苏联兵。在那个高高的阁楼上，或者说是四楼吧，屋顶尖尖的木架之下，床垫挨着床垫，密密地排了一地，便住包括D在内四位餐饮业“员工”。

司徒先生，人如其楼，年近50，矮矮的个子，腿有点瘸，微微谢顶，却又有着一头蓬乱如麻的披肩长发。这是一位依然单身的广东台山籍华人。他就是D初临波士顿之时那位“朋友的朋友再介绍的朋友”。

每天晚五点钟左右，司徒先生开着他的一辆典型的美制60年代破旧的八缸大轿车从家中出发。带着当日的新鲜蔬菜，沿途将杭州楼的炒锅、跑堂等一干人士，一个个塞进车里，搬到地处郊外9号公路边上的杭州楼。这辆大破车，便算是杭州楼的班车了。下得车来，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晚六点钟便须开张营业！杭州楼是个只做晚餐生意的郊外中餐馆。

第一天，一尝杭州楼的菜肴，D实在不敢恭维。杭州楼的牌匾之下实际上已是一间变了味的餐馆了。时间久了，D才理解，类似杭州楼这种地处郊区小镇，专为附近居民服务的餐馆不得不考虑当地人的口味。毕竟，当地人日复一日，下班之后，走进餐馆，笼罩在丝竹音乐的异国情调之下，寻找的还是一种美国人早已习惯了的温馨。于是，灯光也就暗暗的，蜡烛也是必备的。除了碗筷，当然也必有刀叉。于是，菜，也就变成了不中不西的怪味去迎合居民们的口味了。只有他们喜欢吃才有意义。这也算中餐吗？D最初还真有点诧异。

是由消费顾客决定市场产品还是由生产厂家决定市场产品？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经济学家去讨论吧。

D的工作是洗碗。跑堂将一摞摞瓷的、不锈钢的碗盘端进厨房，堆在一个大不锈钢槽中。D便先在槽中用水冲去残羹剩饭，将盘碗一一码进一个个不锈钢的抽屉，送进洗碗机。待洗碗机忙完一遍，再将抽屉中业已烘干、热气腾腾的盘碗，分门别类，一一码好上架。这样周而复始，便是D一夜的工作。这倒是比D当年在国内食堂帮厨时机械化程度高多了！夜里1点左右杭州楼关门，收班，再将员工一一送回家，司徒与D最后到家已是午夜2点左右了。别忘了，明早最迟8点，D还得起床，上学。

不管司徒先生如何起早贪黑，杭州楼的生意却总不见红火。D洗碗就少掉了许多压力。厨房里的师傅们知道D不拿工资，也就少了许多吃五喝六，指东派西。如此一来，打工这几小时倒成了D休息调养的几小时。

跑堂是餐馆打工仔中收入较高的职业之一。跑堂的收入主要依赖客人的小费。生意不好，他们的收入也就直线下降。同住阁楼的其余三位跑堂一看形势不妙，便早早转移了阵地，跑到别的餐馆“发财”去了。司徒先生倒也颇能理解。虽不再在杭州楼工作却也继续容忍他们免费在宿舍里住下去。用司徒的话讲：这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份支持。

三位跑堂也都是大陆自费留学生。两位读艺术的本科生，一位读经济的前工农兵学员。到餐馆打工是他们得以支付学费的主要手段。杭州楼的生意不好，其中一位便去了地处波士顿黄金地段剑桥广场的燕京饭店。

在波士顿，燕京饭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中餐馆。它的出名并非缘于它的菜肴，倒是它的老板和那些曾经在那当过跑堂的有名的中国新老“公子”们。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1949年前有一位名叫龙云的彝族军阀统治中国云南达数十年之久。人称“云南王”。1949年时鼓动部下卢汉在昆明“和平起义”，于是乎又当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云南省长。虽然“食有鱼，出有车”，不过好景不长，1957年，龙云还是成了新政权统治下的右派分子。大概是60年代初，他郁郁而终。新政权网开一面，他的子女们也就都在60年代辗转到了美国。公子们还得找饭吃，云南王的积蓄也还是有一些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主修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七公子”就做了波士顿的燕京馆主。70年代，中美恢复了联系，初来乍到访问波士顿的中国官员忽然发现这里还有当年北京的“故人”，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燕京饭店成了早期大陆访客迎来送往的主要场所。80年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抵达波士顿，“七公子”自然也有了照顾其中“贵人”子弟的托付。美国的法律规定，全日制的外国学生是不允许在校外工作的。可“子弟们”也得有点零花钱。“七公子”便将这些子弟一一安排在店里跑堂。一时间，王孙贵胄端着盘子满堂跑，成了波士顿燕京饭店一景。华人在餐馆“非法打工”本来是件公开的秘密，可树大招风，波士顿移民当局便突击临检数次。不过，当年的红卫兵小将是何等的机警，一声呼啸早已散得无影无踪了。每次移民局的大人们都是无功而返。

把燕京说成早期波士顿“大陆留学生讲习所”并不为过。这些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大多是高干子弟，第一次透过中餐馆去了解美国校外的社会，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去看美国的人间百态。靠自己的劳动去挣一份辛苦钱，对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不无小补，对有些自费生还是学费的主要来源。这或许就是“洋插队”这个词早期的出处。

其实，几乎美国的所有中餐馆对华人立足美国的第一步都“功不可没”。在以后的几年里，在中餐馆里D不仅见过“跳船”（港台语，指私自非法离船）的水手；也见过正在洗碗的“国军”前少将；见过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夫妇在厨房里打杂；见过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名演员在前堂带位。即便是今天，如果有心人到中餐馆中统计一下，你会发现从业者中拥有学士乃至博士头衔的不在少数。

小d正在波士顿“燕京”饭店上班

大家干得那么自然，各得其所。这倒是“洋插队”或“洋干校”与“土插队”或“土干校”的区别。

三年以后，初到美国的小d既在司徒先生的饭店里做过跑堂，更在读硕士的同时，在燕京饭店做了一年的前堂经理。她也算是“留学生讲习所”的毕业生。

偷着乐

D当时一天只吃四片面包，虽然其中的花生酱发挥着巨大的威力，可肚子有时还是会饿的。好在一年级硕士生的基础课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吃得饱，吃不饱，乐子还是要找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D更得找乐子。

想找乐子的，也并非D一个。波士顿就有所全球闻名的大学叫麻省理工学院，英文缩写为MIT。MIT里面有伙香港学生，或许肚子吃得太饱，也需找点乐子。又恰好碰到了刚刚出国投亲的，原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一位指挥（该指挥在国内音乐界颇有名气，恕作者在此暂隐其名）。中央歌舞剧院，令香港同胞想起20世纪60年代里轰动一时的国产电影《刘三姐》。如今指挥撞到了门下，当然如获至宝。几位穷（反正自己不挣钱）学生立马凑钱“投资”，再设法向MIT校方申请一点学生活动经费。

自己也来试一把，在波士顿排一个全本的歌剧——《刘三姐》！

想干就干，这是美国教育所提倡的，更何况排戏这等“区区小事”。美国波士顿刘三姐剧组成立了。

排全本大戏，在波士顿侨界却算是一件大事，几乎所有的侨团都乐观其成。常到全美华人协会（教授杨振宁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倡立）去凑热闹的D，便由该会波士顿分会推荐加入了刘三姐剧组。

在波士顿MIT大学演出中国歌剧《刘三姐》，前排为扮演老渔翁之D

文化大革命中，在解放军文艺宣传队中演过半年胡传魁的D，对上台演戏并不发怵。上一次洋舞台多少还有点儿新鲜。D挺高兴地领受了“老渔翁”，一个在歌剧《刘三姐》剧情中穿针引线的角色。于是，在1981年秋冬之际，波士顿紧张的学生生涯中，除了学习、打工之外，D又多了一项事情排戏。

MIT校园位于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排戏就在MIT的学生活动中心一座豪华、端庄的大楼中进行。学校里各式各样的学生组织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学生通过预约排队便可以免费地使用令中国国内专业剧团都要羡慕的排练厅及各类设施。大楼外的绿草坪上便是在波士顿赫赫有名的一座能容千人的MIT圆形的剧场。豪华与优美，并未让D过于吃惊，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可学生对它们的使用如此自由与有序，学生中心的各级管理人员，无非是为你提供服务与方便罢了。D感到耳目一新。

剧组的董事会由这几位MIT的学生“投资者”组成。“指挥”当然是指挥，并是全剧的艺术总监。女导演，出自香港的英国舞蹈硕士，此刻在波士顿任舞蹈教师，剧中一系列舞蹈场面还有赖于她的学生和弟子。事关重要的“刘三姐”，是波士顿学习新闻与媒体传播的双料硕士，才貌双全，堪称称职。男主角，“刘三姐”的剧中情人，“小牛”，MIT的一位博士后。“莫老爷”由刘三姐的先生，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兼任。“媒婆”是来自北京医学院的访问学者。那几位“秀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和西方艺术史的博士。看着这满台乱窜的教授、博士与博士后，D想，这兴许是全世界演出过刘三姐的剧组人员中，平均学历最高的一个了。

下午4点或5点开始，6点或7点结束，每周两到三次，周末拿出一个全天。排练在紧张地进行之中。舞蹈、合唱由相应团体分头进行。中乐打击乐出自华埠的舞狮团体。二胡演奏出自前广州歌舞团乐手。中国竹笛出自台湾好手。管弦乐队倒是清一色的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职业的从业人员不同于华人，没有钱，他们是没有热情来加入这名不见经传的《刘三姐》的演出。出于经费的紧张，从排练开始到演出前，管弦乐队的合练只有两次。一次是与民乐合练，一次便是和演员彩排。D第一次领略了这些洋鬼子穷乐手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一次，D问当时还几乎不能说英语的指挥：“你怎么才能把这些完全不懂中文的洋人与业余的民乐手一起指挥呢？演出之前，你总共只有两次排练机会。”

指挥却是神情自若。“六七十年代，在学院路的八大学院，我们辅导和指挥过大量的像你们这样的爱好者。那确实给了我们许多职业以外的锻炼。”

是啊，D想，同在波士顿的小泽征尔是否也有这种本事呢？

D希望推迟上班的时间，以便排戏。司徒老板干脆大着嗓门喊：“餐馆的剩菜我替你带回来，排戏期间你一律放假好了。戏演好了，也是我们杭州楼的风光嘛。”

热心排戏的大陆朋友们大都有时间冲突、交通不便等诸多问题。其中一位“秀才”（生活中他可是位医学教授）每次排戏都要找朋友开车，从50英里以外的实验室赶来，可他从未缺过勤。排起舞蹈来，看着台上女孩子们鲜艳的服装，台下孩子家长们专注的神情，D想，这出戏可真联结着不少的家庭。这出戏也真的被波士顿华人社区关注着。

“刘三姐”一边写着毕业论文，一边几乎将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排戏。“莫老爷”上班、排戏之余，据说，还担当了与“刘三姐”一起的全部家务事。好在美国小两口的家务事也相对简单。指挥先生当然也从纽约直接搬进了“刘三姐”的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保障了刘三姐的演出质量，便基本上保证了《刘三姐》全戏质量的一半了。冬天，地处美国东北的波士顿大雪飘飘，周末，“老渔翁”也来凑热闹。围着壁炉，抄对台词，再吃吃火锅，D又认识了一群新朋友。

布景、道具、海报等杂务均由MIT的董事们去操劳。服装，除主要演员外，一律由演员按剧情要求自理。

终于，公演了。美元5块与7块两种票价，MIT那座圆形的剧场爆满。门外的广场上居然站满了等退票的人群。碍不住熟人面子，检票的华人终于放进来许多“临时购票者”。剧场内的人流密度已超过了美国消防法规的有关规定。一丝不苟的MIT校警不得不把部分站在过道与周边的热心者请出剧场。

这一夜，MIT的戏场里不时传出观众们纵情的掌声与欢笑——为了他们那些熟悉的演员，他们的亲朋好友精彩的表演和尴尬的失误。

这次演出的上座率，在此后10年，直到D搬离波士顿为止，对于各种各样的华人演出团体（包括来自国内那些驰名的专业团体），始终未被打破纪录。其实，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是波士顿全体华人自己（不仅是哪一个帮派）的演出。

为了感谢波士顿的观众，演出又顺延了两场，剧组还长途跋涉，奔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剧场加演一场。加拿大多伦多市华人社团也发来邀请。可惜，D们这帮大陆仔持中国护照，签证办理颇费时日，只好作罢了。读着北美各大华人报纸，如《侨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等关于演出的报道与戏评，读着包括对“老渔翁”在内各位演员表演的描述与评议，D还真乐了。“刘三姐”一时间便成了波士顿华人社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老渔翁”也成了D在华人社区内的一个绰号。

大概5年以后，在退休赴美的中国老一辈歌唱朱重茂先生的组织下，D又与美国东部的其他华人职业歌唱家与音乐爱好者一道，在著名的纽约林肯演出中心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据说，这是在美国艺术界地位崇高的林肯演出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上演中国人的节目。D有幸担当了合唱的朗诵。十几年后有人告诉D，他们曾在国内读过《人民音乐》杂志关于这次演出的报道，其中还有D的剧照。真的吗？可惜D未曾见过自己印在杂志上的尊容。

《刘三姐》的演出是D第一次在美国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一起参加一个团队的集体活动。D看到了，MIT的博士董事们是如何下手制作每一件道具，如何招揽印在节目单上的广告，如何推票。演出之后D问他们：“你们的投资到底赚了多少钱？”

“你看这种票价，真能赚什么大钱吗？”说着，他们都笑了起来。

“说说看，你赚了几个钱？”他们反问。

排戏时，随着与朋友们越来越熟，看着那位对中国内地的歌剧风格并不十分熟悉的女导演，D有点着急，情不自禁，开始指手划脚，去调度舞台上其他的角色。D的不安分，让导演女士皱起了眉头。可终究忍耐住了，转而去排练剧中必不可少的歌舞，并亲自去将主要演员的服装做得光鲜夺目，美轮美奂。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个高水平的《刘三姐》，这是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毫无报酬的临时团队工作能够成功的最主要因素。D心目中留下了对这群海外华人的职业素质的最初印象。演出结束后，有人问：“你们挂在舞台上那块大大的天幕，上面到底画的是什么啊？”“那是广西的漓江山水啊！”“真的？我还以为是出自哪个猩猩画家的大作呢？”一阵大笑后，谁也不去计较那面布上的五颜六色的到底是什么了。只要乐在其中，便是好。

业与师

乐归乐，书还得念。D在中国六年大学生涯，只读了一年半的书，剩下的，要么革人家的命，要么被人家革命，身不由己。在美国“大自由”，这书要怎么念，就没人管你了。

D无意去求全“A”（就是中国的满分），除了英文困难外，大部分基础课读得还算轻松。可越往深了读，有些真正的数学课，比如拓扑学，让无线电系出身的D开始觉得煞费功夫了。书本上的字不仅一般中英字典上查不到，其实就是中文术语，D也不明白。D只好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从前后文，甚至全篇文章中去猜测某个单词或者整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条定理讲的又是什么。一门课下来，事倍功半，苦不堪言。

D不得不动起脑筋：看来，年已三十有四再去补职业数学家的基础课，不过是拿自己的“下等马”去赛人家的“上等马”。但是，D好歹干过十年的无线电与计算机工程师，也正儿八经地做过几个科研题目，与电脑相关的领域才是自己的“上等马”。何不扬长避短，到电脑领域中去一试身手呢？D便去找自己的主管教授卡斯先生。

个子高高，一头银发，喜欢穿一件红色外套的卡斯教授，总是十分潇洒。腰板挺得笔直，走路一阵旋风似的。他是数学系里一位没有博士学位而且也很少发表论文的终身教授。这在美国的大学里还是很少见的。既如此，还可以做终生教授，想必也有他的高招（没用多久，D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系里指派他在D没有自己挑选导师之前暂做D的导师。初来乍到，一时还没有什么主意的D也就欣然接受了。恰好，卡斯教授正在学校里四处奔走，要在东北大学内设立一个新的计算机学院。

1982年D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3周年

注：终身教授，在美式教育系统中，教授系列里的最高职称，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有的“铁饭碗”。

一见学生的“所见略同”，毫不犹豫，当即便批准了D的计划：“Let's do it！（就这么干）”。

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电脑科学与工业应该说是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虽然50年代从欧美归国的学者中或许有一些电脑从业人员，但中国的电脑却是从仿制苏联电脑的“火花” 系列起步。那时，一部庞大的电子管计算机体积大到要装满一座实验大楼，其功能或许还抵不上今天一部PC的一个零头。1969年，待到中国第一部百万次全晶体管计算机问世，已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了。这时的计算机主要任务的确就是计算——科学与工程问题的计算。程序员只能依靠控制台上的开关、穿孔卡片和一部宽行打印机与机器交流。中国的电脑工作者硬是用这些电脑配合了自己“两弹一星”等方方面面的科研计划。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离家多年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终于迎来了“回家看看”的机会。作为给故乡的一个礼物，他们带回了一部在美国上市不久的NOVA小型机（minicomputer）。中国当然不怀疑这批顶尖科学家的判断，立刻组织人员彻底地解剖了这台机器。这台机器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中国的电脑业从苏式系统走入了美式系统。中国使用了也是同时起步的集成度小得多的国产芯片，依据NOVA机的指令系统重新设计了这台机器。这便是在70年代名噪一时的DJS100系列中的130机。与此同时，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DJS200系列也在进行之中，它瞄准的是IBM 360系列。文革尚在进行，不知道哪一位大人物做了一个十分“革命”的决定：200系列的软件语言全部使用汉语拼音（一个“有趣”的逻辑，硬件可以照抄，而软件就不必了。）

200系列终未能面市，或许原因有许多。根本无法调试、无法与IBM英文软件兼容的拼音软件至少是其中之一。130机风光了一时，但好时不久，连同它们的生产厂家也死去了。过于粗糙的工艺，使得机器从尚未出厂时开始，故障率便高居不下。几乎没有任何软件的裸机，又使得编程十分困难。这就使得130机从它出生之日开始就包含了“短命”的先天因子。130机最大的内存只有32KB，没有磁盘，最高档配置可以加装一台半英寸工业磁带机。有过电脑操作经验的读者，可以与您家中的PC做一比较。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更好的小型机，如PDP11系列可以直接从美国进口了。物更美，价更廉。

但70年代，100系列的研制对中国电脑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使得电子计算机走出了少数中国学者的书斋，第一次成了相当一批中国工程师和学者手中的工具。它糟糕的工艺质量，偏小的芯片集成规模，使得工程师要下大力气才能维持它起码的工作小时。那时，D与在北京天文台工作的同事，在130机的生产厂之一的北京计算机三厂内，把130机的每一条指令的每一节拍都彻底地在设计蓝图上走过了一遍。从这个意义上讲，130机培养了中国文革后第一代电脑系统工程师。

20年后，NOVA机的主要设计者克瑞克•蒙迪先生担任了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微软公司移动视窗（Mobile Windows）部门技术主任的D恰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次，开完会，D不经意地回忆起在130机上学习电脑的过程，和蒙迪先生一起背诵起蒙迪先生当年写下的“手拨十三条”（相当于今天PC上的BIOS，机器启动导引程序）。大家都很得意地哈哈大笑。蒙迪先生未曾想过，在中国曾有这么多工程师在他的NOVA机上下过如此多的笨工夫。蒙迪也颇感慨地摇头，大概在美国也没有这么多人会把他的指令系统沿着集成度小得多的逻辑蓝图彻底走一遍。这便是“中国特色”。D以后侨居美国的多年中，曾不断地读到美国媒体、公司，乃至政府机构对中国的各个方面做出的评估报告。在这些报告中，譬如，有多少台计算机，这些机器的型号、质量等等都说得很清楚。可你很少能在美国人的报告中读出，如130机这样在美国绝对无法工作的电脑，却能在中国完成一系列任务的实情。在这个地球上，“各庄有各庄的高招”。

类似NOVA机（DJS130）的故事，在以后的VAX机上又重演过一次（中国的仿制机叫“太极”）。那已是D出国以后的事。中国的同行在拼命追赶美国人，却始终没有捉住“狗的尾巴”。对每一个中国血统的电脑专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80年代初，当D奔赴美国重新开始自己的学生生涯时，美国的电脑市场已不再是IBM等大型电脑公司一支独秀的季节，也不仅仅是VAX、PDP、NOVA，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小型机在美国市场上全面开花了。它们足够强大的功能、低廉的价格、简单的维护、使得美国各行各业的大中型企业为小型机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应该说，除了一部分小企业、小公司外，80年代初，美国社会已进入了全面电脑化的时代。

注：VAX由美国前DEC公司设计，是在计算机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一个型号。其设计师，戈登•贝尔先生作为元老目前也在微软公司任职，某种意义上也是微软公司的一件活的收藏品了。

80年代初，用于中小型电脑的UNIX操作系统开始走出贝尔实验室和伯克利大学，进入了美国的工业界。电脑的操作系统作为一个最底层与最核心的软件开始从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走入一个规范与标准的时代。这时，美国国防部又对全社会开放了Ethernet（以太网）的网络技术。TCP/IP（全球互联网上所通行的通信数据格式标准）逐步走进了局域网（Intranet）的世界，并最终成为Internet的全球标准。全球网络化的序幕慢慢地拉开了。

然而正当D在东北大学，透过电脑实验室的窗口关注着美国电脑市场中上述五彩缤纷的变化之时，两位比D年轻许多的小伙子正在美国西海岸悄悄地酝酿着IT业里一场更大的革命。一位叫史蒂夫•乔布斯的大学生在他的车库里做出了一台16位字长的个人电脑——一个带有一个键盘一个9英寸黑白图形显示器的方盒子。他为它起了个名字叫“苹果”。而另一位连大学一年都没有读完的，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比尔•盖茨已将他那个名叫微软的小公司从德克萨斯搬回了自己的老家西雅图。在德克萨斯，他已开始尝试为刚刚问世的4位（bit）和8位的个人电脑配上简单易用的人机对话的解释性电脑语言BASIC。现在，他同他的大胡子伙伴保罗•艾伦在摸索，如何才能实现让每张办公桌都能放上一台电脑的梦想。

重做学生，又选择了电脑业，得动真格的了。用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搞电子工程及硬件出身的D，终于耐心地补足了自动机理论、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语言等软件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年之后，D开始与成了朋友的卡斯商量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人在数学系，卡斯建议D选择并行算法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题目。

卡斯教授要D选并行算法，其实还有他更大的野心。他与其他一伙教授正筹备在东北大学内新组建一个计算机学院。他计划新的计算机学院应该让并行算法研究作为学院的研究主题之一。东北大学的邻居麻省理工学院就是美国并行机研究发展举足轻重的重镇。（是否可以沾点光？）

D在数学系读完了基础课，通过了数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时，东北大学的计算机学院还真的成立了。从旁看了一年，卡斯教授，与其说是一位教授，不如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整个计算机学院成立过程中，始终都看得见他在校董事会之中、学术委员会以及赞助厂商之间上窜下跳、左冲右杀。学院得以成立，卡斯功不可没。不发表论文的终身教授总有他存活的道理。

数学系的部分教授转到计算机系，还是同一个人，工资立马就长了一大截（这便是市场经济呀）。留在数学系的教授“义愤填膺”，转过来的教授则“士气大振”。在中国时，D有关教授的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发表了多少的论文。在美国，评价一个教授还有一项、有时甚至更重要的指标，是看你能为系里找来多少钱。

D要做并行算法研究了。何为并行算法呢？电脑想事，或者算计个什么，当然越快越好。可凡事儿快到一定程度后，再快也就困难了。于是有人就想：一个电脑办的事，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脑同时去办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呢？就好比，早上起来，一边刷牙一边热早点总比刷完牙才来热早点省点时间。于是乎，研究让两台以上的电脑同时算一个题目如何才能又快又准，便成了计算数学中又一个分支。

与传统的电脑相比较，并行的电脑实际上面临着三个问题。

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存在的并行算法。比如说，我们算一个数：

2×3+4×5

我们可以用一台机器计算2×3，同时用另一台机器计算4×5，然后分别将乘出来的结果再交由其中一台机器相加便是了。就上面这道小题目而言，这样算，在理论上要比一台机器单独算快1/3。是否每一个数学问题或实际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或多个办法来交给两台以上的机器去解决呢？找到这些算法，并在理论上证明比一台机器速度快，这就是并行机面临的问题之一。

从上面的例子也可看出，两台机器不仅面临如何分工，也面临着如何合作的问题。如果两台机器因为合作而花掉的时间超过了分工而省出的时间，那么这个并行算法或者机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研究两台以上的机器如何最快地交流，以及用一种什么样的电脑结构来保障这种交流并不浪费太多的时间，是并行电脑所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

传统的电脑从二次大战后到今天，已积累了大量的程序和数据库资料。这当然是笔巨大的财富。如何保障这些资料在新的并行机结构上也可应用，即与传统机器兼容，是并行机面临的又一问题。

并行方式操作的电脑发展至今已有许多种类。如所有的机器都执行同样的命令，但去处理不同的工作对象，行话叫“单指令流多数据流”；另一类，则是各自为政，虽然做同一个题目，但每台机器却可以执行不同的指令，行话叫“多指令流多数据流”。有的系统要求每台机器都在同一个指令节拍中工作，犹如赛龙船时，一队人在那儿同时划桨，行话叫“同步方式”；也有的对各台机器并无节拍上的要求，有能耐跑快点，费劲时，就慢点，叫做“异步方式”。今天，大家或多或少地听说过的神经网络式的电脑也是并行电脑中的一种。

卡斯教授要D做并行算法的研究，可刚组建的计算机学院却没有并行机。不仅如此，新组建的学院甚至没有一位专长并行算法的教授。不顾这些，D决定先摸索起来再说。D开始盯上了实验室里刚刚装上的一套电脑局域网，一套基于以太网的小局域网。局域网上的6台电脑不是刚好可以用来模拟6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吗？在卡斯教授的大力疏通之下，这一套崭新的局域网便成了D先生的专用工具。

这一年，D的日子多少有些单调、沉闷和并不轻松。除了上课与睡觉之外，包括吃饭就都泡在了实验室里，和这套机器干上了。没有高人指导，只好自己动脑筋。D决定从常规机器上已研究得非常充分了的快速分类算法下手。

注：Ethernet和TCP/IP，是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从美国国防部解禁的一种网络通信技术，也就是今天风靡全球的因特网所使用的主要技术。快速分类算法，就是使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数据按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是电脑科学中最常用的算法之一。

偌大一个实验室一共只有三人定期使用。除D以外，还有一位助教和一位从英国剑桥跑来的南非人在这里做研究教授。早上大家见面打个招呼，然后就是各忙各的，不相往来。

成立了计算机学院，皆大欢喜的教授们决定趁热打铁。不知他们有什么内部联系或渠道，他们盯上了里根政府方兴未艾的星球大战国防科研计划，琢磨着要如何才能从这座“金山”中也挖出一笔钱来。

所谓“星球大战”（也就是今天的NMD），是美国新闻媒体给里根政府所策划的一个庞大的反战略性导弹的防务计划所起的名字。其要点就是要将敌方射向美国的任何导弹都消灭在国门之外，摧毁于太空之中。其内容几乎涵盖了航天科技、高能物理、计算机科学的方方面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当然也得用“金子”才能堆起来。

导弹从海下的潜艇中发射（或从太空的卫星中发射），不过几十分钟便可抵达目标。反应要快，便成了防范它的首要条件。而做决策的电脑，当然应是快中之快了。并行电脑成了高速电脑中的一个大热门。

不知凭什么，东北大学的教授们看中了联邦政府标书中一个松耦合并行系统的任务，便要教授与学生们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与结果整理汇集成册，作为投标时的资本。卡斯教授也要D将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向教授们做一个报告。于是乎，D这一年来在并行算法上所作的研究也一并放进了申请这一课题的计划书中。其实D心中明白，东北大学八成没戏。校报天天都有申报该项目的新闻，可D除了自己做过一次报告，再未听过其他教授或学生的相关学术报告。

尽管校报把这一申报活动吵得沸沸扬扬，可当最后公布的赢家是大名鼎鼎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时（美国排名前三名的计算机学院），大家谁也没有吃惊和感到意外。东北大学大唱“空城计”的用意看来也就是借机炒作而已。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他们的计划书中使用4096台VAX780系列的电脑（在当时，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小型电脑）联成一个矩阵作为一个并行系统赢得了美国国防部这个价值5亿美元的课题项目。

东北大学的炒作使D明白了美国政府科研项目的申报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凡是由政府出钱的研究与开发项目，都会在相应的密级范围内公布与众。任何团体、机关、公司与个人均可按一定程序提出申请；而所有的申请报告，必须由另一组没有利益冲突与相关的专家进行评估。如东北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都申请了上述项目，也就是说东北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相关专家同时失去了评审该项目的资格：款项一旦下拨，申请人有责任向政府部门定期报告使用情况。由于这是靠纳税人支持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在密级允许的范围内归全民所有。事实上，美国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研究结果基本上全世界都在免费使用。

在美国除了专利审批外，也较少听说由哪一级政府机构来评定研究结果是“国内先进”还是“国际先进”。在一个较为透明的学术环境里，谁都明白，任何学术作伪，最终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此外，由研制单位出资，聘请人员做所谓的“鉴定”，一般视为广告，并必须申明是由自己出资进行的。若被聘评审人员是政府官员的话，就有可能涉及到学术丑闻和违法。

注：VAX780也是中国各个科研和工业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办电脑机型之一。估计当年，在降低了技术指标后出口到中国的VAX780全部机器的总和，也远小于这个仅在一个课题项目中使用了的数目。D不禁想起了那些“艰苦奋斗”的国内同行们。

热闹了一阵子的教授们又把注意力转回了课堂。计算机学院新聘的教授也逐渐到位了。人们忽然注意到，领着他们起哄的卡斯教授并未发表过多少有分量的论文。接下来，又传出卡斯先生其实连博士学位都没有。中午，一起吃中饭（在美国，这通常是同事、学生与导师非正式碰头讨论工作的一段时间），D想试探一下，无论如何，对建起这座计算机学院都应是有功之臣的卡斯教授的感觉如何。卡斯教授只是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风马牛不相及地说：“是啊，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办。”

果然，卡斯先生不久便利用终生教授每七年便有一年的假期，到西班牙去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去了。仙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留黄鹤楼。D看看并行机在东北大学中的态势，也觉得实在是没有时间与必要再等下去了。并不多话的英国剑桥来的南非同事，也忍不住暗示D：你选错了学校，或者你选错了题目。

D在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前后加起来，在东北大学中一共度过了4年。前3年，主要在数学系选课，应付博士资格考试。后一年，则是在计算机学院做研究。虽然通过了数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但未最终完成计算机学院的博士论文与答辩。这期间，D已为在一个局域网上对一组数据的快速分类与快速搜寻做了极有意义的探索性工作。这些工作在15年后的今天来看，对因特网上的分布式数据的分类与搜寻仍然有极现实的意义。但D并未公开发表过上述研究结果，而最终也未能拿到博士学位。这也算是求学中的一个挫折吧，虽然D并未太在意。但D意识到，他应该尽快地离开学校了。“范进中举”并非人生惟一成功之路。

坦率地说，东北大学的4年中，卡斯教授的确并未在学术上给D什么说得清楚的指导，但他却帮助D在最初的日子里熟悉了学校的一切。他带着D钻进了电脑专业，D拿到了极为重要的研究奖学金。并不加限制地任由D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题目中随意游荡。

卡斯先生和也为教授的夫人已离了婚。他年龄最多只比D大10到15岁，并无子女，孑然一身。带着他那火红的外衣和满头的银发，教书，旅行……，过着他自己的日子，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像D这样从地球另一边跑来的素昧平生的人。他或许在意，或许不在意那些刚请来的大牌教授在他折腾起来的计算机学院中对他的种种议论。可是，他和他的那些朋友，是让D难忘并怀念的一些普通美国人。

望美人兮天一方

如果你曾经漫步新英格兰的东海岸，或者眺望过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那么再听到德沃夏克的交响乐《自新大陆》，你一定会有一番新的感受。舒缓的旋律中卷裹着一丝丝的凄凉；在新大陆未来的憧憬里，却包含着那么多故乡在心中的回荡。

在东北大学读书的第二个学季，刚一开学，D走进助教们的办公室，台湾的S便走过来：“正想找你。我们又多了一个新学妹，想选电脑做major（主科）。请我们的‘首席顾问’帮她看看，她还要补些什么课。”

顺着S的眼光看去，一眼便知道是台湾来的一个女孩子，正坐在S的桌子对面。

“好说。”D也热情地回应着，并将目光转向一个寒假未见的其他各国的同学，打着招呼，坐到了自己的桌子边。

紧忙一阵子，办完每学季开头都得办的那些琐碎的表格和文件，抬头一看，刚才那个女孩子依然坐在S桌子的对面，一声不响地看着他。D忽然想起刚才答应了人家什么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忙站起来，迎过去说：“对不起，我姓D，大陆来的。”

S面带不满地打趣着：“嘿，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交给你了，真得帮人家一点忙呀。”

D心想，你这台湾的“头”儿，怎么管到我大陆人身上了。嘴上却说着：“那，是否带她先到系里转一下？”

“行了，交给你了。”

就这样，D认识了台湾来的Ling小姐。

Ling是那一年的夏天台湾交通大学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女生在台湾并不需要服兵役，毕业后便可立刻出国留学。Ling办理完各类手续，过了寒假就赶到东北大学报到。说她是个“女孩子”，是那小巧的身材，在公共场合中那副沉静而又略带微笑的面孔，就像站在一群大哥哥面前的一个大孩子。对看惯了飒爽英姿女红卫兵形象的D来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或许因时间的仓促，或80年代初台湾人已经开始了的富足，Ling大概也没在意奖学金就跑来了。D还是建议，不必自己去付那昂贵的学费，再去补那些并不会计入你研究生学分记录的本科生的电脑课程。有台湾交大（在台湾岛内，属于一流大学）数学系的背景，直修数学系硕士学位的电脑软件课程应是有可能的。刚好这学季D选修了两门电脑课。Ling也就注册了同样的课目。

上课了。的确，Ling对书本上的东西没有感到太大的困难。但电脑课必不可少的上机操作，对在当时的台湾也没有过太多上机操作实际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就有点手足无措了。望着Ling求助的眼神，D禁不住真动了恻隐之心。既然答应了帮人家的忙，便决定带着Ling一起上机。

为了全校大学生们修课中的上机需要及使用电脑的方便，学校便在校园的一些地方集中安装了许多终端机，再联到学校的大型主机上去。尽管机房二十四小时开放，但与每个学季都数以万计的需要上机的学生相比，终端机的数目还是有限的。白天，机房外面永远排着长龙。轮到你后，每次可上机一小时。如果完不成预定任务，就得出来重新排队，等下一轮。

Ling与D便在晚间，躲开学生排队的高峰期到此上机。一次又一次，终于，Ling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终于，有时间了，从机房里拿到正确的打印结果后，分手前，还可以一起到学生中心去喝一杯咖啡，或吃一点夜宵了。

期末，研究生的电脑课通常多用自由结合，分组去完成一个相对大一点的一个程序课题 （Project）来代替考试。Ling和D当然又是一组。一日，与Ling擦肩而坐的D忽然闻到一旁飘来的一丝女孩子头发轻轻的香味，D心中一阵迷惑。望着Ling正在专注地盯着屏幕的那张清秀的面孔，D不由想起了此刻还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小d，以及那十几年前，与小d一起在科大上晚自习的情景……

Ling似乎觉察出什么，扭头看着神情有些异样的D。D连忙抓向那飘走了的神思，回到眼前的课题中来……

学期结束了。每门课都拿到了“A”的Ling，藏不住心中的高兴。Ling请D去吃她做的台湾的汤圆。电话里，她告诉D，在她们家，她做的汤圆最好吃。

台湾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为了方便与安全，Ling就住在学校对面大学生的公寓大楼里，与另外一个美国女孩子分住一套单元房。

推门进去，美国女孩并不在家。D发现Ling只邀请了他这个客人。

“谢谢你啊，这学期给我的帮忙。”同是普通话，台湾人的语法总有那么点不一样。

混合着猪油与白糖，热气腾腾的汤圆，对连吃了半年面包花生酱的D，当然是一份美食。

D接过了那只小碗，透过腾腾的热气，望着Ling，短短的头发，白色的毛衣，咖啡色的长裙子，盈盈的笑容。可，这分明不是他的小d。

汤圆，居然也使D有点醉意朦胧了……

接下来的一个学季，他们很自然地又选了同样的课目，不再纯粹是D扮演导师的角色了。抽象代数等一类纯数学课，给了Ling一系列机会去展示她在数学系中曾经受过的良好的训练。她的笑容多了一丝得意与顽皮。

青春是多么的美好！和Ling在一起，D总想到这一条。在这样的年纪里，小D们，正在田里插秧，在山里打隧道，在围湖造田，在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陆的这一代人，在你独特的人生经历里，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Ling也似乎很愿意和D一起上下课。一个衣着整洁的Ling，似乎也不介意总是和一个不修边幅的D在校园里走在一起。

“Ling，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男友呢？”D几次都在心里问着，D其实早已超额完成了S最初的托付。

D推辞了Ling一起去打网球的邀请。1982年，大陆的留学生还无法在参加网球俱乐部上和台湾同胞保持平等。

还是一起读书吧！书本面前，我们不是都有共同的乐趣和各自的尊严吗？

新奇、紧张，充斥着留学生初期的生涯。可稍待时日，便是那挥之不去的寂寞与乡愁。一日，一觉醒来，D拿起了床头的电话，拨通了Ling的号码。直到对方拿起了话筒，D才忽然意识到这半夜三更的唐突。然而，这一通电话，他们谈了好久。

D告诉Ling，他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一条船上，在长江里漂呀漂，他的妻子、孩子，却在那怎么也碰不到的江边上朝他不断地摆着手。

Ling听着，听着那她从未见过的长江、黄河、庐山、泰山。Ling也讲起了远在台中的，没有读过大学的只有她这个独生女的爸爸妈妈，她留在家中的那辆心爱的红色电单车，和那条一直把她送到机场的小狗。

又是秋天，D有了在美国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深蓝色1968年的八缸别克，仅仅200美元，一位教授转给了他这个学生。车，年龄大了些，但性能依然优异。强大的马力，真让D在新英格兰的高速公路上充满了得意与安全感。

D要到北面的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去看红叶。Ling说：“我也去。”

D说：“你放心我开车吗？”

Ling说：“没问题！”

周末，开着车，朝北上了路。

下了高速公路，盘上了山间的小路。两旁，山被层层的树木厚厚地覆盖着，黄色、褐色、火红、暗红。斑斓的色彩挥挥洒洒地泼在群山之中，真像面包涂上了一层甜甜的果酱。

车，靠到了路边。Ling高兴地叫了起来：“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似二月花。”

“你也读过这首诗？”

“奇吗？台湾的国文课里的唐诗不一定比你们少啊。”

一团火焰似的树木就横在他们面前，Ling拉着D，跑了进去，跳着，攀上了山坡。

愉快而又疲惫的一天。

当夕阳将层林染成一片金红色时，D开着那辆坦克似的老别克朝山下冲去。D兴奋了起来，真好似驾驶着一条鱼雷快艇，在火红的海洋中划出一道一道的波浪。Ling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头轻轻地靠在D的肩膀上，睡着了。

香山的红叶也红了吧？虽然它没有这么丰厚、鲜艳，这么湿润、这么甜，却似乎，更多一份秋天的苍劲与悲壮。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D想起了也是中学课本上，不知是谁的两句诗。

又是期末，新来的台湾学生邀Ling一起复习，Ling笑嘻嘻地溜掉了。这帮人碰到了D，说：“你们大陆学生，真厉害。怎么把我们台湾的女孩子都抢走了。”

都抢走了？或许他们还指常和WANG走在一起的博士生，据说是台大的女才子的另一个女孩子。

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的D，被允许回国探亲了（那时，大陆的公派学生还有这样一条规定）。Ling一整天都陪着D，为小d买衣服。Ling的身材和小d大体相似。Ling微笑着，摇着手，目送着D走进了机场长长的登机廊。> 1984年秋D与d摄于波士顿郊外著名的威尔士利女子学院的校园湖畔

带着小d再回到波士顿，D转到计算机学院，开始了博士生的课题研究，又是一轮忙碌。一天，在学校的银行门口，他们忽然见到Ling从一边走来，D赶忙迎上去，指给小d说：“这是我常和你提起过的Ling小姐。”两个聪明的女孩子，相视而笑，都没有多说什么。没有电话，也没有邀请，一年以后，D离开了波士顿。抢走了吗？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甚至于握手都没有。有的，或许是那一份没有时空的亲情，还在心中回荡。

第五章 是锥子，总会露出口袋

赵氏公司

1985年，在数学系和计算机学院埋头学习与工作4年之后，D的学校科研生涯与博士学位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39岁的D不想再等待了。10年的大学生涯，对中美两国的学校他已有了足够的认识了。“学而优则仕”并非美国生活的全部。付出足够的努力而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当然令人遗憾，可壮士断臂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D已有过比常人多了许多的“接受再教育”的生涯，生活中其实还有更多的机遇。D断然离开了学习生活了4年的东北大学。

开始寻找工作的D，几个回合之后，单枪匹马地闯到了纽约上州（d仍然在波士顿，已开始了自己的博士学业）。一个偶然的因素，D终于走进了一间美籍赵姓华人主办的电脑公司（以下简称赵公司），担任电脑工程师一职。

1986年元旦前夜，D与d在纽约时代广场

纽约上州就是指纽约市以北的那一片风景优美的丘陵地，离繁华的闹市虽“一尺”之隔，一片恬静。从曼哈顿的中央车站乘火车，或沿84号公路开车北上，这里是生活节奏紧张的纽约人周末度假的好去处。世界著名的电脑公司IBM总部就藏在这墨绿色的公路两旁。更远一点，还有著名的常春藤大学——康乃尔大学。如果你看过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美国影片《人猿泰山》，你就不难领略它的美丽。这部影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是美国电影业搬到好莱坞之前著名的外景拍摄场地。

赵公司离IBM总部不远，几位老板都是IBM公司的前雇员。其中的大股东赵先生作为一个电脑工程师在IBM 工作过10年，待人接物温文儒雅。70年代末，欧美的大公司尚未在中国立足。从国内看美国，也还有不少神秘与陌生。赵公司便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很自然地，一个又一个大的订单通过赵公司的延伸再走进欧美。

赵公司雇用D时，正在处理一个数千万美元的大单子。这正是当年中国五年计划中的一个与电脑网络相关的高科技大项目。D想，在找到更好的机会之前，能在美国参加中国这样一个大项目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走进公司，D才发现，赵公司不大，却由两部分人组成。以赵先生为首的四位老板一女三男是来自台湾的成员。其余五位，两位移民，三位留学生，作为工程师，统统来自中国大陆。尽管其中有人年龄比D还大，但从电脑专业上讲，无论学历与经验，D都是这群工程师中最资深的一员。这样一个结构组成的公司有能力处理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个工程项目吗？D心中升起了一丝疑惑。

不久，D明白了，这儿其实只是一个中转公司罢了。所有的业务都被转包给英国的“威斯汀豪”公司以及美国DEC公司。这是两间世界知名的大公司。赵公司的任务，一是将一个与中国的大合同切割成多个与欧美的小合同，并掌握小合同的时间进度。其二，便是接待一个又一个从中方来美的考察、培训的访问团。D的任务便是向来培训的中国工程师们用中文讲授在这个大项目中所涉及的所有与计算机通信网络相关内容。这是其他工程师都不愿接的活。这也不是D在美国大学内所受训练的主要内容。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想，全体雇员中，大概也只有D可勉强胜任。D只好诚惶诚恐地开始准备。但一接触中国的“学生”们，便发现他的准备实属多余。

中国的“学生”大体可分成两类。少部分出国前已对他们手中相关的技术手册做了充分的研读。他们对他们要学习的内容已有了一部分了解，他们是带着更多的问题来美国寻求答案的。对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有深度的问题，D能做的是与他们一道向美英生产厂家去寻求答案。但赵公司却无法向生产厂家付更多的成本（技术咨询也是要付费的）。而另一部分工程师更关心的是纽约还有哪些更好的去处。望着他们在课堂上打着瞌睡的面孔，D心中只有充满了理解与同情，也或多或少有些无奈。离开大陆不久的D依然明白国内工资水平与访美花费之间那巨大的反差。

大部时间都在中国活动的赵先生，一次，也陪同一个包括重要成员的中方代表团回到了美国。大家忙碌着，结束了代表团一天的活动，并为第二天的活动准备到晚上10点。忽然有人在敲D的办公室门。D一看，是微笑着的赵先生。

“很晚了，回家休息吧。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在纽约，今晚我也是单身，想不想到我家去住一夜？”

“好啊！”

D痛快地答应了，这是他第一次和赵先生打交道。

D将自己的大众牌小金龟车停在公司的门口，坐进了赵先生的卡迪拉克大轿车。赵先生开着车，黑夜里朝更北方向开了将近一小时，才开进了一个小小的庭院，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式（美国东海岸流行的一种民居式样）的建筑。久无人住的客厅略显零乱。客厅中却十分明显地挂满了放得老大的中国领袖与名人的照片，如周恩来与赵先生握手，廖承志请赵先生吃饭等等。来的路上，赵先生非常自豪地说起过，早在70年代，他就做过北京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某个代表团长。是啊，赵先生和大陆打交道已非一日之功了。然而，这间挂满照片的房子平时没有人住。独生女跑到别的城市去读大学，太太也不知什么原因并不住在这里。

洗过澡的赵先生，从酒架上拿下一瓶葡萄酒，坐在沙发上的D急忙放下报纸，坐直了身子。

“来，让我们赵公司多做些生意，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赵先生倒满了酒杯。不会喝酒的D受宠若惊，也好生奇怪：你还有重要客人呆在酒店里，干嘛要与一个新雇员回家来喝酒，交朋友呢？

不久，四位老板中的一位，离开了公司，当然也拿走了笔钱。依照美国的商业习惯，称作“买出”（Buy Out）。按赵先生的说法：是他过去的遭遇，使自己心理无法平衡，将自己放在一个特殊位置，而使公司无法正常操作。接下来，负责行政的女老板在大吵一架之后也离开了公司。

又没几天，中国一份报纸的海外版，以半版的篇幅大块文章的报道了正在支援四个现代化的美籍华人赵先生以及他的赵公司。吃午饭时，其他大陆的同事悄悄地告诉D，文章的作者是该报的资深编辑，他的女儿此刻正与D同室办公，她的任务就是为来访的代表团导游。

惟一的一位白人小姐，整日里板着面孔，宛如凶神恶煞。大学刚刚毕业，人在芳龄，却实在不讨人喜欢。D有时也设身处地地想，一个完全不懂中文，也不打算学中文的白人小姐呆在一个除她之外完全是黄皮肤、完全讲中文的公司，而这个公司地处一个白人与英语的国家之内。实在想不明白，她的孤独感与她的优越感混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她不喜欢，就应该去找别的公司。这是美国人处世的习惯与准则嘛！

又是一个匆忙的来回，赵先生又回到了美国。早晨，他把D叫到了办公室，交给他一个并未封口的信封。说今天请他把别的事放一放，帮他到某大学去跑一趟，一定把这个信封亲自交给某人。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总算找到了这位老弟，一个还在读英文的年轻的中国人。D立刻感到这位年轻的学子脸上洋溢出的欢喜与热情。地处如此偏远的大学中实在少有中国人。小伙子坚持着把D带到他那十分简单的宿舍，并坚持一定要为D下一碗方便面。D想起自己刚到美国时的情景，心中也泛起一缕潮湿。但D还是只拿了一个收条，便匆匆离开了学校。回来的路上，D默默地祝福着：小伙子，玩命把书念好吧。否则你实在对不起你老爸付出的代价！因为D知道，他送去的是一张美元支票，小伙子的父亲便是那个大项目的负责人。

金钱与财富，多少人为你而生，多少人为你而死。这是否也是那些1949年前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斗士们理想中的一部分呢？那些曾经在美国，这样一个金元帝国中，“活学活用”过“毛泽东思想”的朋友，梦中的“龙”，是否也如两千年前“叶公”所好呢？

当讲完了自己的这一轮课，趁赵先生还在中国，D提出了自己的辞呈。D的同事十分惊讶。你不是赵先生的亲信吗？你的“身份”（绿卡，美国永久居留签证）不是只办了一半吗？D放弃了到手的学位跑到了赵公司，又再次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绿卡急匆匆离开了赵公司。

就在D辞去工作、当然也失去了固定收入的同一天，D从纽约机场接来了国内的10岁的儿子，以及同样身无分文的、首次来美的高中同学Z。大家兴高采烈地挤满了一车，沿着90号公路面向东北，一路浩浩荡荡地开向波士顿去了。

行文至此，赵公司已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在D离开之后若干年，赵公司曾在中国更加蓬勃地发展，并接受中国某知名大企业的融资。而当该企业董事长的公子因故被捕不久，赵先生与他的公司匆忙地离开了中国，至少在商界活动及媒体报道中消失了。

自己干

D从纽约带回了一家人，带回了简单的行李，也带回了一台最新的IBM PC——台湾产，有10兆硬盘的PC-XT。这花去了他2000美元。

过去的一年，只有9英寸黑白屏幕却以16位芯片和视窗形式显示的苹果电脑已经批量地投入了美国的商店。一股新鲜空气震撼了全球的电脑市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的时代来临了。在苹果机悄然登场之初还不以为然的IBM此刻也急忙抛出了自己的个人电脑，IBM Personal Computer，简称PC。或许IBM最初小看了斯蒂温•乔布斯，并未调动自己的精兵强将。初上市场的PC从总线（BUS）的结构上，到输出显示上都比苹果机有着明显的差距与不足。但大恐龙般的IBM在抛出自己的PC时，对全球的IT业界公开了自己的总线结构。公开（open）的意思是说，IBM鼓励全球的厂家“克隆”IBM PC，以及生产与设计为其服务的各类插件板。与此相对应，苹果机却采取把一切都紧抓不放的“关门”（close）政策。不知道是否是IBM的老谋深算，这一动作确为全球PC界的格局产生了多方面深远的影响。这一公开政策为众多的电脑厂家在个人电脑的市场中“跟进”IBM创造了法律上的许可与技术上的方便。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聚集在IBM周围的厂家立刻远远地超过了苹果。IBM的这一动作不仅使美国的电脑业开始了重新洗牌的过程，在亚洲，正从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加工业寻求转型的台湾，作为一匹黑马，生机勃勃地奔上了全球PC的赛场。台湾的PC母板、机壳、风扇、电源乃至克隆整机，以其比IBM原装机低得多的价格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美国市场。

“车库”里自己干

有着全球最强的芯片设计与生产能力的IBM，漫不经心地推出PC时，都选择了西海岸一间名为英特尔（Intel）的小公司，以及它的芯片86系列作为自己PC的芯片系统。

一间更小的，地处西雅图的微软公司所编写的一种简单的交互解释性语言BASIC被选作PC上的基本人机对话语言。除了微软的BASIC语言已经在一些8位的早期个人电脑上广为使用过外，也不排除一个偶然的因素：策划PC软件系统的两位IBM雇员中恰巧有一位是微软公司年轻的老板比尔•盖茨的母亲玛丽•盖茨夫人的朋友。这两位不仅决定了PC将使用微软的BASIC语言，也要盖茨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帮他们联系一下也已在8位电脑上广为使用的操作系统CP/M的厂家——西方数字公司，看是否也能使用CP/M作为IBM PC上的操作系统。盖茨没费多大力气，便把两家拉到了一起，达成了协议。可临到最后一分钟要签字时，西方数字公司的副总，XXXX女士却临阵退缩了。

已经忙乎了半天，最后一刻功亏一篑。IBM的两位老兄干脆就问起盖茨：“要不然，就你来干怎么样？”

小伙子盖茨二话没说，接了下来，该出手时便出手。盖茨胆大之处在于，虽然他的BASIC语言在8位机上已被广泛采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不同厂商在8位机电脑上的一个工业标准，但他与IBM签下这一协议，答应两月之后向对方付货时，手上既没有任何现成的操作系统，公司里也没有研制操作系统的队伍。甚至脑子里也不一定想过，公司从此会走上一个全球最大的操作系统软件公司的方向。

两位IBM老兄的灵机一动，改写了今后20年全球PC的软件史。读者，同意吗？其实命运之神无处不在。

现在，在D回波士顿的车上也放上了一台台湾制造的PC-XT，它有一个英特尔公司的8086CPU芯片，安装着微软公司的BASIC语言与DOS操作系统，而且它还有一个10M字节的硬磁盘。别忘了，不久以前，就在D赴美前夕，在中国，一个保加利亚生产的10M字节的硬盘要卖到10万美元！

这实在是一台功能还算不上强大的机器。但对一个电脑软件工程师而言，这意味着他不必非依赖某一个公司不可了。试想，在小型机以前的时代，如果没有一间公司向你提供至少数万美元的机器，你自己能做什么呢？那时，失业不仅意味着失去收入，更意味着你脱离了与行当的实际接触。16位个人电脑的出现与大规模上市为软件工程师这一职业以及IT业的行业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D携家带口回到了波士顿。多年来，全家再次团聚，充满着欢乐。D一边重新寻找工作，一边饶有兴致地开始了在PC-XT上新的摸索。然而，80年代中期开始，受横空出世的电脑工作站与滚滚而来的个人电脑两面夹击，曾与西海岸硅谷遥相呼应、互领风骚的东海岸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小型机企业在强大的市场竞争中开始出现了颓势。这可不是寻找工作的好时机。D曾去面试了几次，总不顺利。负责招聘的人员每次都很客气：“你的学识与资历超出了这一工作岗位的需要（Sorry, you are overqualified）”。

想想也是，年近40，在中国有过10年，特别是后5年在中科院内几乎和美国技术平行发展的工作经验，在美国又有过4年的博士训练，D应该算是一位资深的电脑工程师。但让他去领导美国的小青年，他没有美国公司甚至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中的工作与管理经验；让小青年来领导他，如果还有其他的选择的话，他们宁愿将与他们同声同气玩得到一块也领导得了的人放在优先的位置。这些都是人之常情。D开始体会到，在经济不景气时，作为第一代移民天生的弱势与那种无可奈何的“高不成低不就”。

亨利从香港来美近10年，是在128路边一间大公司里一位专做市场（marketing）的电脑工程师。他是D排演《刘三姐》时交的朋友。亨利的老婆是位空中小姐，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家里也没孩子。D还在念书时，亨利周末就喜欢跑来玩，蹭一顿真正的中国饭吃。听说D又从纽约回来了，便跑来探访D的全家。进门一看，D正与初到美国的孩子在PC上紧忙乎，就开着玩笑说：“美国又多了一个小电脑工程师。”

D赶忙端水，倒茶，让座。一聊起来，才知道，亨利的公司里也是一片裁员风，他所在市场部也是一片风声鹤唳。说到D找工作的情景，亨利想了想说：“你不是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新人（junior），你也不是那些到美国来不得不改行的人，干嘛不自己干？”

“自己干？”

“对呀，你对美国现行的电脑业都挺熟悉，公司里的工程师更不是人人都受过博士训练。王安不就是自己干起来的吗？”

D不禁抬头盯住了桌上的PC，嘴里轻轻地念叨着：“王安？”

D的眼睛亮了起来。又记起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当年在RDOS上下过笨工夫的D，这两天折腾这台PC，发现PC-DOS名为操作系统，实际上掌握起来却容易许多。好，不妨一试！说好亨利帮他在市场上找题目，D就在家里的PC上先干起来。

没两天，亨利的电话就来了。哈佛广场上一个律师楼急需配置一套办公用电脑网络，请D赶快过去看一下。依照亨利留下的电话，约好了时间，D开着车跑了过去。那时，律师楼还基本上是电动打字机（IBM就是靠它起家的）加复印机的时代。但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律师发现在PC上做文字与文件的处理与保存能大大地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而苹果机与PC的价格又已经掉进了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一个办公自动化的新浪潮在写字楼内悄悄地掀了起来。

律师楼是个很典型的文字与文件处理环境。一般情况下，美国各公司的PC销售人员就可以直截了当地给你一个顾问性的意见。但在PC问世的初期便要求网络化，那还是需要一些更专门的技术上的考虑。D将律师爷们的要求准确无误地搞明白，记下来，回到家便列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配置方案与清单并传给亨利。没两天，亨利夹着一个大信封兴冲冲地跑过来：“嘿，生意开张了，合同签下来了。”

D接过那几页纸，看了两眼：“怎么？这么便宜啊！”

“第一单，人家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先把事情做出来。”亨利解释着。

D没有再多说什么。律师与医生在美国都是高收入的行业，但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是靠对客户一小时一小时的服务来赚取的。他们这种有别于商人或企业家大出大进的收入方式，确实也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方式。这是D在美国生活了更长时间后才渐有体会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系统，可当时市场上几乎找不到能为刚上市PC使用的而价格又能接受的网卡和能在网上运行的满足律师工作要求的软件。看着D在那里费力地东拼西凑，亨利便说：“我反正还在公司上班，这单收入都是你的。以后怎么算，以后再说。”

亨利还是够朋友。看看刚从中国来的儿子，D觉得总不能再去端盘子吧，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有过第一单，商业上、技术上都有了个参考。隔三差五，亨利果真又带来几个小单子。于是两人就决定去正式注册一间公司。这在美国简单到只需几十块钱，一个小时大概就可以了。如果名字查重没有问题，用不了一个礼拜，公司的执照就会寄到你手中。

虽然受过博士训练的人，不一定都干得了现在这档子事。可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又读了4年的博士，难道现在就干这个吗？D觉得，这似乎也算不上是自己的“上等马”。没等D来得及多想，亨利又兴冲冲跑来：“喂，有没有办法让电脑显示中文？”

“干什么？”D心里其实猜出几成。

“J&J今天问我能否为他们装一套网络系统？”

亨利的父母在波士顿开有一间中餐馆。亨利要经常抽时间为餐馆采购原料。J&J是波士顿最大的几间中国食品超市及餐饮业的原料批发公司之一，是亨利常跑的地方。D以前也听他说起过。想到J&J的生意规模应该用一套大系统才对。便问：“他们怎么没去找IBM或DEC呢？”

“找过了，太贵，至少要十几万美元才行，而且也没有中文。”

D意识到，J&J的客户相当一部分是中餐馆的大厨（厨房经理，由他们负责进料），与他们之间来往的采购单、进货单与账单大多仍用中文。这应该是一个有一定范围与规模的市场。D就说：“好吧，让我来试一试。”

D想，大公司之所以报价昂贵是因为面对这样规模的企业他们只能使用成熟的小型机系统。要想把价格降下来，惟一的答案是使用PC——使用一群PC，“蚂蚁啃骨头”。但是，初上市的PC只有10兆字节硬盘和简单的8086 CPU。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好把数据库做成分布式的，让不同部分的数据分别保存到不同机器的硬盘上去。但分布式数据库目前也还停留在学校里与实验室里。市场上在PC上可用的，根本没有。（也许后来的甲骨文公司的老板此刻也像D一样蹲在家里想着同一个问题。）D决定放弃使用现有的数据库语言，就用BASIC语言再加某些汇编语言来写一个专门为这间公司服务的小分布式数据库。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电脑可以使用中文了。D听说国内的同行已经造出了长城0520PC克隆机和一个汉化的中文操作系统CCDOS和中文显示卡（据说联想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似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D也怀疑初期的CCDOS能否与网卡合作。于是一方面托人去找一份CCDOS看看国内同行有什么高招，一方面决定自己来改写一下PCDOS的文字显示子程序，让它可以显示两个字节的中文（英文只需一个字节）。对D而言，这也并非难事。由于并不需要有通用的中文字处理功能，对几十个专用中文名词的输入来说就很简单了。

正琢磨着，功能略有增强的286AT机器上市了。D便跑到商店里买回一台AT，两台XT。就在家里搭起一个模拟小网，针对以上问题一一攻关。美国小学放学极早。10岁的儿子wd一进门，放下书包就跑过来，伸长了脖子，围着桌子上三台机器转来转去。左一个右一个，问着各种各样新奇的问题。D也一边干着活，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不到一周，放学回来的wd忽然一声不吭，站在一台XT面前忙起来了。D以为wd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什么游戏软件（那时，PC上已开始有不少儿童游戏软件了）。D便跑过来，看看他在玩什么。D曾经为他找来一个《国王与客人》的智力游戏。可还不懂英文的wd看不懂屏幕上机器不断提出的问题，玩不下去。今天如此专心，D好生奇怪。待转到wd背后，D有点吃惊了：wd在用BASIC语言编写程序。看着他在屏幕上写下的BASIC语句，猜他是想让机器画一幅图案。他的英文肯定读不懂BASIC语言的使用手册，他定是这些天站在D边上看D用BASIC工作时学来的。D不禁有点刮目相看这个刚到美国，每天早上还要D送上校车的小毛孩子。

没多久，D可以向J&J出货了。老实讲，按照美国的标准，这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产品。不仅仅是没有任何文字的使用说明，未经任何严格地测试。问题与漏洞，说是千疮百孔也不为过。但对D与亨利的公司而言依然是一项很大的成就。它几乎将当时PC依旧可怜的功能推到了极限。对一个极微小的分布式数据库（如果还称得上是数据库的话）而言，它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十几年后称霸市场的产品几乎是相同的。虽然用BASIC语言去写并不合适，但要想快也别无选择。

J&J倒也没有过于计较产品的不足。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华商，他们比D更明白，再花10倍的代价也拿不到任何一间美国榜上有名的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产品系统。尽管这个产品还有着这样与那样的不足，产品其实也是J&J与D共同完成的，产品商业上的功能要靠J&J来提供和定义。而使用电脑还没有经验的华商，往往是第一个文本送到他们桌面上时，才能开始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文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种反反复复，使得产品在设计阶段就留下了先天难以克服的困难与问题。这是一个无论在生产商和客户双方都极具中国特色的行为，尽管它发生在美国的土地上。一百多年来的贫穷与落后，让中国人办事总得把“省”与“多”摆在第一位。二百年来富足的美国办起事来永远是不计代价，“好”字第一。这兴许是“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在经济学上的意义。

十多年后，在中国的土地上看着晚辈工程师们，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复着老D曾经在美国做过的事，尽管它们有了一个较为正式和时髦的称呼叫“电子商务”，或者更专门一点叫B2B和B2C。D也看到，他们也不得不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复着D曾遇到的来自客户方同样的困难与困扰。

在应用软件，这个中国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在短期内赶上美国同行的范畴里，在根据中国同行各自掌握实际资源的前提下，在中国同行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在中国人从1958年开始就早已熟记的“多，快，好，省”这几个字中，老D想说：请尽可能地把“好”字向前提！不如此，你在制定计划时，其实就已经输给了美国的同行。建设社会主义，“土法炼钢”越少越好！

在最初阶段，D请夫人d利用课余到J&J去操作这套系统，使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稳定下来。然后D又请他的刚到美国的高中同学Z来正式上岗。一来Z可以摆脱餐馆业繁重的劳动，有一个相对高而稳定的收入去开始他的硕士学业。二来，在更新的文本到来之前，Z的聪明与能干应可保障系统相对稳定的工作了。

波士顿有了第一套中文企业局域网。随着一份份中文发货单从J&J送进一个个中餐馆，一个无形的广告在华人社区内铺了开来。反应灵敏的港台同行，立刻闻到了钱的气味，组织人马迅速地跟了上来。用更多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投入，应该说他们做得更好。但D心中感觉仍然不错。他开了一个有意义的头，但他以为干这些，充其量是他的“中等马”。既然“革命自有后来人”，那他就应该尽早去干别的了。不久，发生在亨利身上一场意外的遭遇，以及D所碰到的一场未曾料到的官司，使得D的自己当老板的梦提前结束了。

一场官司

搞完了J&J这个项目，还没来得及喘口气，D便接到一个远从费城打过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讲中文的女士。“我见到了你们为J&J做的电脑发货单，很漂亮。两年了，我们一直想装一套能用中文的电脑系统，和纽约联系过，但不成功。能否为我们装一套类似的电脑？”

D连波城当地的业务都有点厌倦，忙说：“你最好还是就近找人替你们做，因为这一类的软件都是针对你们公司的业务情况定做的。而且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有可能稳定下来。我们只是一个在波士顿的很小的公司，我们不大可能到费城为你们提供这种服务。”

可是隔了一天，这位女士又把电话打了过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想请你们做。你提的问题我们也考虑了一下，我们

现有一个亲戚正在读电脑硕士，能不能也请他参与你们的安装过程，以后的事请他帮我们做。”

这位女士对这个小公司的认可还真有点让D感动：“好吧，你容我们考虑一下。但除了设计与安装过程有人参加外，正常工作后，这样一套系统也必须有人日常操作与维护才行的。”

接过费城的电话，D就又打电话与亨利商量。亨利倾向于接下来这单生意：“刚干完J&J，大同小异嘛，为什么不再干一单呢？”

D没好意思告诉他，其实他不再想干这种没完没了的服务性的技术工作了。但D还是向亨利强调了，他们不可能跑到费城去提供售后服务的。亨利说：“说不定她还想与我们在费城合组分公司呢。费城的业务量也不小。”

D一想，自己不想干，但别人兴许还想再发展呢？最近亨利打工的公司里似乎裁人风更劲，给亨利留条后路，做这最后一单吧，就算站好最后一班岗。于是，决定由亨利跑趟费城，全权决定干还是不干，如果干，就顺便把技术要求与商业谈判都搞完。

星期五晚上出发，星期天回来，亨利直接跑到D家，手里又是一个大信封：“签下来了，干吧！”

合同讲清楚了，D的公司不负责交货后的技术服务，当然也大幅度地削减了收费。D就不再多说什么，接过来干就是了。过去短短的几个月，技术又在突飞猛进。几乎所有的电脑语言都可以在PC上运行了，但D也不想重起炉灶了。只是针对费城的要求调整和修改了部分原有程序，再将交互解释BASIC写的程序换成编译BASIC。机器运行速度提高了几倍，也不错了。

到费城会有几台机器同时在网上调试的情况，D想一个人可能会忙得顾此失彼。现又恰逢暑假，就问wd愿不愿一块去趟费城？小家伙很痛快地说：“好吧！”

提着一箱软件与网卡，D就带着wd登上了去费城的火车。

走进了他们的院子，D立刻就觉出他们的生意还真不算小。两座五层的砖结构大楼成L形连在一起。靠着围墙，一溜铮亮的奔驰货柜车威风凛凛地站成一排。

上阵父子兵主人是比D略微年轻的一对中年夫妇。见D带着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也格外欣喜。一起吃过晚饭后就将D父子安排在他们自己的招待所里。后来知道，他们刚买新房子不久，他们原来的住宅也没再卖，留给重要客人当招待所了。这么安排，一来工作方便，二来尽量大家都省一些钱。几天以后，D也发现，其实这里还包含着，主人希望他们尽量在费城的系统上多呆几天的巧思。这么一开头，费城之行就变得既不像公司间的商业行为，也不像朋友间的互访做客。或者反过来看，中国人走到一块，无论做什么事，无论是在哪国的土地上，人情世故与生意往来总带着“中国特色”。

所有的PC与各种电缆在费城就地购买。第二天一早，D拉着儿子一块开始进行系统安装。这时候D才明白，指派来参与他们工作的是女主人小姑子的男朋友，刚刚开始读硕士的台湾学生。D爬上爬下穿着电缆，孩子在不同的机器间跑来跑去更换着软盘和敲打着键盘。这可让小姑子的男朋友惊呼：“哇，上阵父子兵！”

又接着开着玩笑：“童工可是非法的哟！”

D头也没抬：“你别搞错了，是童‘老板’，不是童工。”

这间公司是费城最大的一间东方食品进口与批发公司。这个系统也成了D做的最大的一个系统。除了包括常规的客户管理、日常出货之外，它的存货管理格外繁琐。不仅仅是存货在电脑中要一目了然，而且不同的食品、粮食罐头、新鲜蔬菜、冷藏鱼肉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保管方式与处理规则。电脑要能随时提醒主人，使食品的保存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又有一个庞大的车队，于是还要包括一个车队管理子系统，要为每辆车配货，要优化每辆车的行车路线，要防止司机中饱私囊等等。最具挑战性的还是他们的财会系统。出于某种原因，客户要求电脑可以生成两本不同的账。这可让D伤了不少脑筋：既要满足客户的部分要求，又必须保障作者的行为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虽然上述软件程序的主要部分已在波士顿完成，但呆在费城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修改程序的方方面面，协调主人夫妇提出的上述各种要求与细节。

终于可以脱身了。D与女主人坐在一起，一项一项地验证了系统的每个功能。女主人十分得意自己的一系列独特的设计与经验，在D出具的合同与发票上痛快地签了字。晚上一起吃饭，小姑的男朋友送来一盒月饼，专门送给小wd。这些天，与其说小姑的男朋友在帮D安装系统，不如说wd在帮他做作业。一个小学生在帮他做数据结构——研究生一年级的作业。看他那副心悦诚服的样子，D也忘记了要叮嘱他，他们离开费城后要注意的技术上的事项。

餐桌上D称赞着女主人生意的规模，这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其实她也是从大陆出来的，文革中在广东山区农村公社插队的高中生，她有一身好水性。70年代初，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人独自游泳偷渡到了香港……

单身游出来的女知青？！才说到这儿，就让D有了几分佩服。

她接着说到，在香港没有呆两年，便又依旧单身一人辗转到了美国。起初，当然什么都干。后来，在餐馆里认识了做炒锅的现老公。相互有了帮手，便自立了门户，没用几年，从一个地下室内只送午餐的外卖店开始干起，直到把生意做到今天的规模，这个院子里几幢楼的房地产，把两幢楼塞得满满的存货，十几辆奔驰大货车……D 不禁打量着这位话不多说的“老公”。在费城住了一段时间，D曾注意到他的脚脖子总绑着一支左轮手枪。他曾解释过，和中餐馆老板来往多是现金。存款、取款当然是他的任务。他一副好身体，据他妹妹的男朋友说，他还练得一身好武功。喜欢讲话的未来的妹夫与D一起干活时更透露，他的老爸曾是台湾的海军总司令。一个台湾的“高干子弟”跑到美国开了一个企业，这倒没什么奇怪的。但他的老婆是位插队知青，倒还是才知道的。而这位“高干子弟”，竟也是从厨房里最苦最累的工作中一步步爬出来的，那满手的老茧实在让人看不出是“高干子弟”了。

注：资金不困难的业主，在比如蘑菇收获的旺季大量采购蘑菇罐头存起来，就可不必再在淡季价高时收购。其中的差价高过钱存入银行的利息，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前“知青”接着又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你们都比我们有更多的学识。美国的机会多得是……”

D 当然听得出这对夫妇友善的弦外之音。如果D一直沿着学者教授的路走下去，他一定不会有这么多的机会去了解活跃在中国城（Chinatown）中的同是新移民的另一群奋斗者。

可到底属于D的机会在哪儿呢？总不应该也是在Chinatown吧。

在回波士顿的火车上，D一阵轻松，wd也挺兴奋，一路上给爸爸讲故事，讲他在中国《故事大王》里读来的，还没忘的一个个故事。听着听着，躺在宽松的沙发座上的D心中泛起一种奇妙的感觉，那种多年不曾有过的“老少爷们”呆在一块的愉快。

友善归友善，没用多久，D早先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D收到了费城来的电话。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了。走时，D并不放心那位小姑丈，预计到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离开费城前他留下了一个调制解调器（MODEM）和一套叫PC Anywhere的软件。现在他只好启动了这部分设备，从波士顿将机器连到费城。通过网络走进他们的系统后，D发现他们的许多文件都删除掉了。失去了这些文件，机器无法工作。谁也讲不出这些文件怎么删去了。D只好问：“你们每天的备份软盘呢？”

费城回答：“小姑丈在准备期中考试，已经有些日子没做备份了。”

D没话说了，看在前“知青”的份上，只好请他们尽量找到离当前日期最近的备份软盘，D在波士顿遥控，将系统恢复起来。对中间缺失掉的这部分，只好请他们把相关的进货单、出货单和发票都找来，重新输进电脑，让机器重新生成这部分数据库。费城与D两方面都费尽了力气。大家都尝到了，没有被真正掌握的新技术，其实是一把两边都有刃的刀。D再次请“知青”务必要找一位能专职定期管理这套系统的人。

然而，事情却没完。一天，忽然有人敲门。D刚好不在家。d打开门一看，两位先生同时站在门口，递上一个信封。两位看着d在回条上签过字，什么话也没说又一起离开了。有些奇怪的d拆开信封，发现是一张传票，一张费城地区法院的民事诉讼的传票。在人力奇贵的美国，之所以两位先生同时出现，是要在法律上有人证：应诉的一方确已收到了传票。有过不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经验的d还从未有过资产阶级民主下法律诉讼的经验，不禁紧张了起来。

待D回到家里，也有些纳闷。虽说料到会有些麻烦（在美国没有售后服务是不合常规的），但想到如此低廉的收费，几乎义务式的服务，分手时的友善，要打官司还是有些出人意料。D赶忙把合同找出来，给亨利打电话。可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就是没人接。这也有点让D奇怪，D与d决定开车到他家去一次。

亨利的家地处波士顿的南郊，一座二层的小楼盖在一片果园之中。在美国住在郊外的人家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果树，一到深秋，果子便落得满地都是，家里要吃水果却还是到超市去买。有过中国困难时期饿肚子经历的D几次都说：可惜，可惜！挤在城里小单元房住的D，周末常带着wd到亨利的院子里，坐在拖拉机上帮他剪一剪草，也呼吸点郊外的新鲜空气。

D将车停在车库门口，径直走到前门，久按门铃也无人应声。抬头看看一人高错层上的玻璃窗，觉得与平时有点异样。正琢磨着，D看见隔院邻居也探出头来，隔着草坪好奇地望着他，D便走了过去。

“亨利已经破产了，搬走了，失踪了。房子已被法院查封了。银行还在找他，你是他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吗？”

邻居老太太大声地问着。这事，D可既不知情，也无准备，一时还真的愣在那儿了。前些日子，D埋头忙着费城的项目，真的不知朋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商量，就这么会儿，亨利突然失踪了。

D暂时顾不了亨利的事。D知道他的父母兄弟也都在波城，真有什么事，他们应该自有安排吧？但费城的事只好独自一人来对付了。D没有再犹豫，立刻聘请了费城当地的律师，转去了一切相关材料。电话里与律师交谈，D感觉得到，在律师看来，这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但律师也提醒D，对于这一类商业纠纷，美国的法律大多数情况是站在被服务的客户一方的。不管那间费城公司相对比你强大多少，在法律上，他们是客户，他们有着相当大胜算的几率。不过，律师没有拒绝这个案子。约好开庭前一日，律师对案情有过更多调查后，再到费城细谈。D心中有些窝囊，可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开庭前一日，D与d从波士顿开车抵达费城，并按电话中约好的时间一早赶到律师办公室。这次律师似乎显得很轻松。他说他对案情已经有所了解。并和对方律师在电话中也谈过了几次，估计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还和对方的律师交换意见？D与d又有点犯糊涂。后来在美国住久了，D才明白，一个城市里的律师，都是同行，稍微出点名的相互都认识，甚至是朋友。今天你代表甲方，明天我代表乙方，经常有在一个案子上碰到一起的时候。还未开庭两方律师一碰头，一个庭外和解的方案就出来了。如果双方的委托客户非要打官司不可，那也只好到庭上你-枪我一刀地各为其主厮杀一场。但这绝不妨碍庭间休息两人一块共进午餐，共叙家常。

律师转述了他调查到的案情。接案子时，律师便有些奇怪，一个有了一定规模的公司为什么为一个收费这样低的合同打官司？律师费用想必就超过了这单生意合同的费用。后来律师发现（估计是从对方的律师处），这场官司实际上是从一场家庭纠纷引起的。费城的“知青”原指望小姑丈可以帮她管理这套系统，而且小姑丈也明确地承诺了这件事。或许最初在他看来，这对他刚开始攻读的电脑学位是有帮助的。但一走入日常工作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出了一次前文所述的事故。费了许多力气勉强恢复，但不久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每次都搞得人手忙脚乱。作为公司总经理的“知青”忍不住发起了牢骚：“早知道你靠不住，还不如不用电脑。”

这句话终于引爆了小姑的愤怒：“你夺了我哥的大权还不够吗？如今又来欺负我们。谁知道你们大陆人在一起搞些什么？你在账本上搞了什么鬼？”

此话一出，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知是谁的主意，让她来打一场官司。官司的名目就是波士顿的这家小公司未能履行合同所保证的质量与售后服务。这对她说来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无论官司输赢，有个法庭的说法，无论她是否在账上（用电脑）搞鬼，她在家里，在公司，都好做人。听到这里，D可真替这位“知青”感慨，做什么电脑系统？真是无事生非！说到官司自己这一方，在D的律师看来，有关售后服务这一条在合同上已讲得很清楚，威胁不大，问题是系统的技术质量。

第二天一清早，D与d按照传票上规定的时间地点，行头穿整齐，西服革履赶到法庭，却见自己的律师早已到庭，正和对方的律师还有一位更年轻一点的白人在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嘀嘀咕咕。D就选了个座暂坐下来，没去打扰。不一会儿，只见自己的律师朝自己走来，对方的律师朝坐在另一边的 “知青”走去。D想他们一定是商量出什么新东西了。果然，律师说：“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先生，”他指了一下那位白人，“是法庭要求控方聘请的证人，也是一位电脑专家。法庭要求他对你们提供给该公司的系统软硬件做一个独立的技术鉴定。他鉴定的结果是‘系统是优秀的，软硬件至今都可以正常工作，并且他指出你们对这样一个系统只收取了如此低的费用，作为一个美国主流市场中的同行是无法接受的。’他是法庭指定的本案惟一的证人。他的证词如此，对方的律师已劝对方撤诉。如果对方同意撤诉，你们的态度如何？”

d 松了一口气。D可觉得这事的前前后后真有点荒唐了，只好说：“他撤诉，那我们——也撤吧。”

“知青”撤诉了，离开法庭时从D前面走过，相互没有再打招呼。她要的只是法庭的一个说法。今天的说法也可以还她以清白了。D想，她也是大陆来的奋斗得很有成绩的新移民，此事无疑也是个受害者。折腾了半年，估计回去之后那套电脑系统也要束之高阁了。

那位白人走过来与D握了握手。作为控方证人，他不便再多说什么。职业道德要求他说真话，法律也不准他作伪证。一个内行与内行的握手，足以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了。

两位洋鬼子律师，打着哈哈，亲亲热热地也走了。

虽是一场虚惊，可真劳民伤财。D与d也赶快打道回府，开车赶回波士顿，还得四五个小时。

又过了阵，D才逐渐明白了享利其实早就丢了128号路上的那份工作。为求生存，他便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贷款，买下另外一间餐馆，可那餐馆生意始终做不起来。这就实在再无力偿还分期贷款。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接下来就兵败如山倒了。他本还可以在美国的法律系统中申请个人破产的法律保护，但好面子的他最后选择了一走了之。

在美国这样一个使用信用卡透支（今日花明日的钱）的社会里，有工作就有了一切，汽车、房子、周游世界……。没有了工作就立即失去了一切。享利就是D看到的，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试问，在美国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的职工，还有谁敢不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呢？

在D以后翻过身来的日子里，一直试图寻找这位早年共过事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后，D终于知道了，亨利原来藏到迈阿密去了。他重操旧业，已是一位资深的电脑工程师。做空中小姐的原夫人离他而去，但自大陆而来的更年轻的、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中扮演过其中一钗的女演员却嫁过来，做了亨利的新夫人。其貌不扬的亨利还真艳福不浅。

人生本来就有数不尽的坎坷，只要努力，失去的都会再回来。上帝待人还是很公平的。D希望自己的老友会有更多的好运！

一颗葡萄

鲍勃与约翰是两兄弟，两兄弟都是出生在香港的上海人。鲍勃是老大，电脑博士。约翰是小弟，高中毕业生，可也是位电脑程序员。老大30出头，老二20左右。两兄弟合组了一间电脑公司叫国际并行机公司，以下就简称并行公司。并行公司就设在老大鲍勃的家里。名义上占了一份的老二并不真的总在公司里，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跟着起哄。所以，公司实际上是老大鲍勃在当家，他才是以下故事的主角。

鲍勃从香港培正高中毕业，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完电脑本科，是康乃尔大学电脑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电脑博士。一溜名牌，一路小跑，让人一听不由羡慕与佩服。鲍勃出了校门，跑到全球大名鼎鼎的邮包快递公司UPS，主持和领导了公司邮包货物的电脑分发系统。UPS每天得处理几百架飞机、上千吨邮包，容不得半点差错。实现这样的功能，当然靠的是个值得一提的专用电脑系统。这也是鲍勃自己觉得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到此为止，鲍勃的路都走得挺顺。

稀疏的头发，瘦骨嶙峋，架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鲍勃是位文弱书生，但他自己不喜欢别人如此认为。鲍勃上大学时去学潜水，读博士时又去学开私人飞机。几番努力之后，到底拿到了潜水与飞行的两样执照。还有过一次把飞机开上了天，发动机却灭了火，只好慌忙迫降到临近的玉米田，多少有点惊心动魄的记录。

喜欢挑战，可读书、打工，路走得顺了，就觉得没意思了。鲍勃要找点新的，更有意思的事情。于是辞去了在UPS中优越的工作，回到自己的“车库”里。他有一个比做UPS邮包分发系统更大的野心。他注册了并行公司。他要在自己的公司里造出美国一流的超高速并行电脑来。比起乔布斯的苹果个人电脑，这当然是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正是这个计划也吸引了本书的主人公D。

做过一年并行算法研究的D，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自信，

注：美国地处郊外的房子大都建有自己的车库。车库一角往往都有一个装有台虎钳的工作台，三面墙上都挂满了各式工具，本是为方便修车或维修房屋中各种锅炉、空调、上下水等设备而准备的。但对刚凑到一块的几个“铁哥们”和刚攒起来的小公司，这就是个很现成的小实验室或小车间。所以，在美国一些特定的圈子里，“车库”（garage）就成了正在起步、前途无限的那些小公司的代名词。“车库”也不再仅仅是狭义上的车库，变成了“在家中先干起来”的一种泛称。近年来，美国的新闻媒体又给这类公司起了一个挺上口的名字叫Startup，中文不妨就叫“开始起步”。

只有科研，而且是研制工业产品，才是自己的“上等马”。听说有了这么一个并行公司，有这么一位叫鲍勃的高人，D就主动努力地找上门来了。

并行公司就在麻省南部一个小镇郊区上，是一片树林中的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区。驶过弯曲的小区车道，会看见一座典型的为美国中产阶级打工阶层准备的两层小洋房。虽然鲍勃也在电话中与D讨论过好久，但D进得门来，鲍勃还是有些新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像D这样的人找上门来。

房子的一层是传统的客厅、餐厅、厨房和娱乐室（FamilyRoom），二层是几间睡房。客厅、餐厅里放几件简单的家具，但一层的家庭娱乐室就完全成了鲍勃公司的实验室。工作台环墙摆放了一圈，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零部件以及资料图书，显得有些零乱。屋子中间放一个立着的机架，插满了各种印刷电路板，这便是调试中的样机。样机边上，有一位也是从香港来的正在附近大学读书的小伙子正在调试着机器。鲍勃说，机器的主要功能已经调通了。

公司是由几位朋友集资开办的，主要的资金来自两兄弟的父亲、家族以及几位亲近的朋友。鲍勃并未告知D到底筹集到多少钱。不过，有一点还是让人相信的，仅靠亲朋好友的这点钱对于试制一部超高速电脑样机来说确实是可怜的。鲍勃说他两兄弟都没有工资可取。言外之意，如果你“愿者上钩”，当然也无钱可取。大概出乎鲍勃的预料，依然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的D居然同意了：他愿意参加进来，而且也不拿工资；当然，他也应该拥有公司合理的股份。对D而言，这确是一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豪赌。

第一次听到并行公司的故事时，D最关心的是这两兄弟的设计在技术上是否可行。鲍勃拿来他的设计。D发现，鲍勃是将一个单独的处理器设计成个完整的可以独立操作的电脑。即每一块单独的CPU插件板都附有自己的内存，并可直接连接硬盘等外部设备。多个处理器之间在硬件设计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主”与“从”的区别。

D又发现，鲍勃设计的关键，是他为这个并行机设计了一个可以通过同一条高速机架总线（BUS）共享的内存区。当每块处理器读写自己板上属于自己的内存时，它也同时去读写公共内存区内的同一镜像区域°。换句话说，多个处理器是靠这个公共区域来合作与交流。“地雷的秘密”就在于如何设计和使用这一共享内存机制，使得每个处理器能够高效率地合作。

D虽不能肯定，这一设计在美国形形色色的并行机中是否优异与出众，但他确认这一原理是可以行得通的，并认为这种设计在整机模块化（即机器可以像积木似地拼装，随意扩大或缩小规模）、容错（一部分机件出故障后，整机还可以工作），以及和传统电脑兼容上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值得一搏！

D 很欣赏鲍勃这种不顾一切去寻求自己那个梦的做法。

“好！”D想，“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怎么做，也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梦。”

为了这个梦，一份分文不取的工作，D竟辞去了赵氏公司那份年薪三万美元的教师工作（虽不多，在办绿卡期间，养家糊口足矣）。

注：在由多个处理器组成的并行机中，往往一个处理器处于主机状态发号施令，其余机器处于从属状态，依主机的命令而行动。镜像区域也就是一个可以通过同一个地址，自动地去访问的、对应的区域。

更重要的，D还放弃了已进行了一大半的绿卡手续。多少年后，当D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逐渐从心中退去的时候，再回头检查这段历史与这个决定，就不难发现与鲍勃在合作之初，其实他们的背景与他们当时的处境、甚至于他们的动机之间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忽视了这种不同，也埋下了他们的合作注定要失败的根。

1986年，当D以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态搬进鲍勃小楼二层的睡房时，另辟蹊径的鲍勃一定在想：且看此君能有何等作为？

D的睡房就在鲍勃的隔壁。俩人24小时“同吃，同住，同劳动”。有限的财力、市场的时机，无论鲍勃还是D，既然不惜代价地投入，就都容不得有半点怠慢。

鲍勃依旧在自己原有的轨道上艰苦地蹒跚。上了“贼船”的D，开始急切地了解整个工程技术上的进度。

深入地涉及如此广泛的研制项目，D有机会体会到美国工业基础的雄厚与市场服务的周到。任何一个零部件，从电阻电容到金属机架，你一定可以找到至少几家可供选择的厂商。每一个不同厂商的产品，你一定找得到它在市场中恰如其分的定位。优异的市场服务，更是这些厂家赖以生存的保障。任何一个厂家的任何一项产品，打一个电话，三天之后，你的订货，连同所订货物完整的手册便会送进你的家门。“假冒伪劣”当然有之，但敢为者，就必须在周全的法律、执法的铁拳与侥幸的得逞之间仔细权衡。

没用几天，D便发现样机只停留在裸机调通的水平上。一方面这已是难能可贵的成绩，但另一方面，D深深地感到，这离一个可以做起码展示的样机还有一段极长的路要走。鲍勃已投入了他的全部时间。他不仅掌管着公司的法律文件、行政管理、财会账目、货物采购（多亏美国彻底的高效服务系统），他更是公司技术上的灵魂与核心。虽然此前鲍勃名义上的合作者，他那位高中毕业生的约翰小弟将UNIX操作系统中一些常用和重要的命令以一种宏指令的方式部分地移植到样机上，但约翰小弟似乎也不再来上班了。虽然鲍勃亲自下手在紧张地编写着一条又一条UNIX命令（并非真正的操作系统），但庞大的软件系统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仅靠鲍勃，就算加上D也不可能在一个有意义的时间段内完成。

D 回想起在国内时做DJS130上的经验，便与鲍勃探讨：“尽管是裸机，看来在机器上，终端显示、文本打印和磁盘读写这些基本操作已可以进行。那不妨把操作系统的工作朝后安排。当务之急是应该给这台机器一个高级语言，比如Fortran，和使用这个语言的编辑平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在机器上运行Benchmark（一种测试机器实际运行速度的标准程序）。应该尽快地向市场展示这台机器可以运行得多快。这是寻找资金与市场必不可少的一步。”

鲍勃沉思了很长时间后说：“高级语言在并行机上运行的困难也就在并行。”

是困难，但应立即让Fortran可以在样机上运行，两人还是取得共识。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尽快将科学与工程计算中最常用的数学函数一条条地用样机的微指令码，依照样机的并行结构优化以后的并行算法写出来，并将并行的优势与机器结构的优势在这每一数学函数的运算中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在这个并行函数库的基础上，Fortran语言的编译就好办了，和传统机器的编译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换句话说，Fortran语言在运行一般语句时，它仍然像传统机器一样在一块CPU板上运行。但当程序进入科学计算部分，实际调用任何一个运算函数时，函数自动地进入高速并行状态。或许这不是最佳的处理方案，但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是惟一可行的方案。除矢量机外，高级语言的并行编译当时仍停留在论文阶段，而且几乎所有的并行编译程序也都是针对特定的机型。

定下来，便立刻干。D对并行算法并不陌生，但仍需彻底地了解样机的结构。用微码指令来写程序，更是要对机器钟频的每一个节拍都“斤斤计较”（或者说拍拍计较）才行。D在硬件上的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鲍勃又从临近的大学里找来几位华裔学生。在象征性的工资下，来的多是对一项高技术项目充满兴趣与好奇的年轻人。他们课余跑到并行公司来，在鲍勃与D设计好的微指令流程图上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填写微指令码。

人多了，家里坐不下了，鲍勃设法以极低的价格租下附近小镇银行楼上空置已久的办公室。大家搬了过去，看起来像个公司了。但是，随着技术上的深入，D也越发看清楚了工作量之大与人力、时间之间巨大的反差。必须加快进度！但显得有点疲惫的鲍勃说：“钱！没有进一步的投资，难以加快速度了。”

“你最近有没有试过VC（风险投资）？”

“没有结果。”

鲍勃不愿细谈，但D动起了自己的脑筋。

作为自费公派生，D在中国使领馆教育处官员的管辖之下。

注：自费生，如已有工程师或助理研究员以上的职称，必须公派。这是当时中国有关留学生的法规。

但在早期的留学生中，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又做过了一年的研究，而突然放弃了学位离开了学校，自己在美国办起科研公司，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多。自然会有相应的人做相应的关注，如何看待与处理，自然也是教育处官员碰到的新问题。D的“电子商务”公司虽不赚钱在美东华人社区内颇有声名，让人们感到了众多留学生中的一丝新意。而今打一枪换了个地方，单枪匹马又一头扎进一个欲与美国主流高科技厂商试比高的研制项目，分管波士顿的教育官员便想来探望一下D与并行公司。话传到D耳中，D便开车去纽约把官员接了过来。D想这也是个机会，让习惯了国内科研院所工作流程的国内同胞明白一下，一个国际水平的科研项目在一个“车库”里诞生的过程。

趁官员访问期间，D立即向中科院的自己的老上司起草了一份报告，详述了并行公司目前正在研制的项目与遇到的困难，希望能够获得国内的支持与帮助。D还指出这种支持与帮助也是电脑领域内在美国的腹地直接接触美国工业界的大好机会。同时，D又想到了国内实时仿真界的朋友。D明白他们是一群熟悉高速机与并行算法的同行。D表示并行公司愿意协助朋友们访问美国，并邀请他们来该公司担任短期的访问学者。D请使馆的官员将他的上述报告与邀请直接传到国内相应的部门去。除此之外，D又向他在香港结识的富翁朋友发出了呼吁：能否投资并行公司？

D毫无吝惜地动员了他曾经有过的全部资源。想法非常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能在美国的“车库”里造出最好的超速电脑。潜意识里，或许他又让自己回到了在空间中心里曾经度过的年月。

正当并行公司的全体同仁日以继夜、小心谨慎地一条条充实着他们样机的并行函数库时，鲍勃的父亲从香港退休来到了美国。他是一位有五个在美国均很成功的子女的父亲。他选择到鲍勃这里来落脚，意图很清楚，他关心着并行公司。

以前吃晚饭，大家都不太准时，鲍勃年轻的太太，从大陆嫁来的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还正忙着在学校里读会计。鲍勃与D同车从公司一起返回的时间更是一天早，一天晚。大家都随便填饱肚子，赶快睡觉。现在，鲍勃的父母来了，至少，晚饭开始变得像个家庭聚餐的样子了。

1949年，鲍勃的父亲，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身从上海跑到了香港。从一个技术员做起，一路上来，直到成为一个大厂的厂长，是香港一位出名的红色资本家的左膀右臂。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宁波人。和鲍勃相比，他喜欢讲话。他一到，公司里的午餐也变得热闹了起来。这位前厂长在稍事安定之后，担起了并行公司的不领工资的收货员和炊事员。这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一根香肠，一把菜花，都处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听D说起过做饭要“一热三鲜”（热的饭菜会更加鲜美），从此，他的菜和汤一定是热气腾腾。不过，他干过的只是纺织厂长，对电脑暂时还摸不着门。午饭一过，大家一忙，他就有点闲散了。他喜欢在估计时间差不多了的时候，过来拍拍D的肩膀：“时间差不多了，你也不是小青年了，走，我们出去散散步。”老头有下午要抽支雪茄烟的习惯。

鲍勃的父亲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得绝不像60岁的老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像个水手。几次晚饭以后，他便认定了，年龄离他最近的D是他聊天的伙伴与对手。D倒也喜欢听这个见多识广的厂长讲他奉命到西班牙去开纺织厂，到马来西亚去开金矿……，地球上各个角落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不过，D更喜欢听他讲香港左派工会的内幕与文革中香港暴动的故事。有时候听着听着，连回去上班也忘记了。

日子过得挺快，函数库充实到已经可以对外做一些演示了。

小镇子里的电视台跑来采访了。镇子里的老百姓知道了：在他们银行的楼上有伙中国人在做超级电脑。

D发出的信也有了反应。香港的富翁朋友H先生终于有时间跑到这个小镇上来，看看从科学院跑到美国读书的D在做什么，又有什么事要求他？

H先生是D 在香港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是香港接待中科院代表团一方的主人和老板。那时，D只知道H先生是位留美研究流体力学的博士。他厚厚的如玻璃杯底的眼镜后面的确是一副学者的面孔。他脚下一双大陆70年代出产的、在香港只有穷人才穿的塑料凉鞋也格外醒目。

D那时是团内最年轻与资浅的成员，所以接待方遇事需要临时抓差，总喜欢找到他。D也总是欣然前往，一来二去便也认识了H先生。后来，H先生的公司跑到北京开拓业务，D也尽地主之谊，给过他们一些力所能及技术上的支持与帮助。70年代末，尚属后毛泽东时代，D做这些也没有任何金钱与商业上的概念，至多是“学雷锋”和保持与香港朋友的接触罢了。直到临要出国留学才想起问问H先生，波士顿是否有朋友可以接应一下。刚好司徒先生是他培正中学的同学。这才让D有了前文所述司徒先生的电话号码和D的洗碗生涯。到了餐馆，和司徒先生闲聊起来，才知道H先生的父亲与叔叔竟在香港十大富豪中占了两席之地。D不禁想起了古话，人不可貌相。

这次一见面，H先生说：“不知道你第一年书读得如此辛苦。哪怕先借钱也应该向朋友们开口，这样书会读得更好，也节省时间。”D忙笑着说：“好啊，你现在借钱也来得及啊！”

恰好鲍勃也是培正的学生，与H先生也算先后的校友，鲍勃为H演示着样机可以给人看的一些功能，H不断点头。作为一个学者，鲍勃关于机器的介绍是很到位的。另一边，鲍勃父亲那殷勤而又有分寸的招待，那恰到好处的插话与奉承，让D更加感慨：在香港能做到“打工皇帝”，除了要有打工的真本事以外，糊弄好“太上皇” 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能。

停留了两天，H先生决定用提前付款订购一台样机的方式作为对并行公司的支持。机器经香港运进国内，请相关单位专家做进一步的评估。H先生特意指出，款项中的10% 请直接支付给D。因为他也听说了，加入并行公司，D既没有领取任何工资，也没有签过任何合同。

送走了H先生，开车回家（鲍勃总是坐D的车子，连汽油钱都省了），鲍勃忽然说：“你什么都不要，其实你是什么都想要！”

D有点惊讶，但一想，这话有点道理，便笑着问道：“这是你悟出来的？”

“老爸猜出来的。”

鲍勃父亲是位有心人，姜还是老的辣。

H先生注入的仅是一点钱，但仍然缓解了公司几乎要触底的财政状况。鲍勃便想起了带大家去潜水。大家兴高采烈地去试试新的经验与体会。D不善此道，只好在水面上助威。回家路上，玩得高兴的鲍勃问大家，要不要下周跟他去坐坐小飞机。他要开飞机再带大家上天一游。这次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接腔。鲍勃便问D：“你敢不敢？”

D想了想，便问：“你老婆敢不敢坐你的飞机！”

“她不敢。”

“那我也不敢。”

大家哄的一下都笑了。

一天，上班的路上，鲍勃忽然对D讲：“有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鲍勃接着说，“一间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对我们认真地感兴趣了。”

“这是件好事啊。”

这是鲍勃第一次和D认真地讨论这件事。

“他们要先对我们机器的性能做个评估。”鲍勃补充道。

“也好啊，这是早晚的事。每一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通过美国一家权威机构的评估，那么其他就好办了。他们打算如何评估呢？”

“过两天联合技术UT公司将寄来一个数学公式，他希望知道我们机器多长时间可以算完。”

D知道UT公司是由前国务卿黑格任董事长的那间公司，美国国防工业的重镇。D说：“这应该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测试。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并行函数库直接算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如能通过，那么其他各方也不会对这机器的速度有所怀疑了。”

H先生寄来的钱已使机器配足了九块CPU。D也想看看这个机器到底有多快。两天之后，一封快递寄了过来。空空的大信封中，仅一张纸，一个公式，一句其他多余的话都没有。

鲍勃与D赶忙将其编成程序。等他们将程序输入机器后，室内的同仁们不约而同围了过来。等那个回车（Enter）键敲下去后，哇！一眨眼，应该说，比一眨眼不知快多少，运算结果与所用时间便显示在荧屏之上。啊，大家欢呼了起来。D不禁也笑了，忙说：“别高兴得太早了。人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时间内才算合格。”

结果寄回去了，依然是没人告知是否合格。但风险投资公司的老兄穿着三件套的西装衣冠楚楚地找上门来了。他们开出了投资的条件：200万美元持公司50%的股权。这是一位哈佛毕业、极精明的洋鬼子MBA，大概已跟踪并行公司相当一段时间了，等待最佳时机好来下套。

晚饭时，D听他们父子讨论：“不知对方是将这200万美元扔进公司里，还是将它扔进现有投资人的荷包。”

D只听不说。第二天，鲍勃父子与D一起开车到另一个小镇去找约翰来商量如何回应。这是D近一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位高中毕业的小弟。小伙子刚结婚，新娘是位怀了孕的北京姑娘。丈母娘大人也从大陆来了，据说是文革前某中国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本来大家想讨论一下风险投资的事。但一进家门，容不得大家说话，丈母娘大人就在亲家面前不断强调约翰必须立刻找份真正的工作，不然她女儿即将生产而无从生计。D听着好笑。这位似曾相识的马列主义大姐，而今也开始移民“帝国主义的老巢”了。好不容易鲍勃插进去向约翰说了几句风险投资的事。约翰却未置可否，D也听不出他什么态度。

回家的路上，D问起来：“公司自成立始，总共花掉了多少钱？”

鲍勃见D问得认真，便说：“大约260万。”

这是D第一次听鲍勃回答。D说：“我觉得花掉的现金不应该有这么多。”

鲍勃讲：“这里包括应拿而未拿的工资等计划中的开销。”言外之意，也包括了D的工资在内。D接着说：“我倾向于将他们的开价作为一个认真谈判的起点。风险投资公司肯定是要趁人之危，但我们不仅急需他们的钱，我们更需要他们类似UT一类的市场。账应该这样算才对。此外，还有两点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留给我们的市场窗口还有多长，你们手上还有哪些牌可出？”

鲍勃父子却没有再给出任何明确的回答，以后也再未与D讨论此事。UT与风险投资的事不了了之。

接下来，D的朋友从国内派来的第一个访问学者到位了。一位与D并不熟悉的中年汉子，住进了鲍勃另一间空着的睡房，立即一声不响地投入了函数库的工作。几乎同时，科学院计算所的代表团也来了，一位老资格的副所长，一位留过苏的室主任，一位科长。虽然D与他们也不熟识，但他们是D的已担任副院长的原上司应D的邀请派来的。这本该让大家都有所振奋。不过，让D稍感突然的是，他们在一周的访问时间中，刻意与D保持着距离。这也令鲍勃父子十分不解。一周下来，报告、演示、参观、旅游。他们问鲍勃父子许下了许多合作的意愿。分手时更邀请并行公司尽快回访中科院计算所，向鲍勃父子暗示回访团里最好不包括D。当鲍勃父子略带迷惑地回来问D为什么时，D反问：“他们是讲不欢迎我吗？”

“没有，他们的意思非常不清楚。”

“那一定是你们误会了。”

不过，D心中倒是突然醒悟，“误会”的并不是鲍勃父子，而是自己留美的几年里竟使自己逐渐忘记了国内那些由来已久的技术官僚之间的游戏规则。D留美没几天，连博士学位尚未取得，倘若此时便调转身来，向人才济济的科学院计算所传授并行机的道理，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D 也不禁好笑，才几天，自己便患上了健忘症。可事已如此，也有些无奈。

几天以前，还是在下班的车里，D无意中说起：“最近看国内电影录像带，学了一句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鲍勃接过来讲：“这好像是拿破仑说的。你知道吗，拿破仑还有一句话：有两个一流统帅的军团，不如只有一个二流统帅的军团。”

D没有再说什么。他听得出，鲍勃的话中似乎有些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

近一年了，还看不到方向与出路。D无论怎样努力，又几乎无法实质性地影响事情的走向。D觉得，自己的浪漫、新奇与刺激都临近尾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越来越压抑不住的莫名的不愉快。

当鲍勃父子收拾行装启程去北京时，D也收拾起自己的提包开车回波士顿去了。分手时，D祝他们北京访问成功，并将在波士顿等着听他们的好消息。

这是一个恰当的分手时机，D没有再回并行公司。一年前他来也匆匆，现在去也突然，让公司里的小青年和国内来的访问学者都没有准备，一阵错愕。来时，未签过任何合同；去时，也谈不上辞呈。他只是分别写了两封信给北京的副院长与香港的H先生，通知他们：自己由于经济上的窘困不得不离开了并行公司。但他仍指出，经一年来的实践后他更以为并行公司的技术是可取的，他期望各方能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商业模式，使其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产品。

一年的时间，他的角色演完了。D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想，这是D留美生涯中最大的失败。但是，它让D记住了：商场上是容不得“学雷锋”的。你忽略了商场上的规律，你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浪漫主义或许还可以一厢情愿，英雄主义没有实力是万万行不通的。

据说，鲍勃在计算所的报告会还是很成功的，但未见商业结果。一年后，计算所由留美回国的李国杰先生主持，研发了自己的并行机，也即今天的曙光机。

回到了波士顿，D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也不想再对别人的“葡萄”品头论足。

“狐狸固然吃不到高架上的葡萄，但它可以在矮架上种一棵。”

D记起了小时被自己修改过的寓言。振作精神，重新开始自己下一轮“车库”生涯。

15年以后，D的儿子小wd长大了，受聘为波士顿一间著名网络公司研发部的主任工程师。D也已从微软公司退休，借回波士顿偕同儿子安家的机会，旧地重游，有机会去探望阔别了15年的并行公司。

“并行”的名字还在那里，但并行机已成了历史。鲍勃还在，依旧很瘦，头发更稀，估计再也潜不了水了。他仍然兢兢业业，公司在生产一种工业程序控制器，可以为生。勤勉的鲍勃也在美国的书报上读到过D后来的故事。就问起D：作为一个曾经成功过的人到底有哪些心得体会？他说，这个问题他问过他认识的几乎每一位成功过的朋友。

D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D的经验里，鲍勃是他见过的极聪明、极努力的工程师之一。或许他真的还不够运气。可D也觉得，所谓的“成功”，固然需要命运的垂青，可一个能够成功的人，的确需有那么一点“特别”的东西。“特别”在哪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浮出水面

每当D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时，总是被那乐声初起时沉重的和弦与铿锵的脚步声所震撼，久久不能自已。也更让D想到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对于不甘平庸的人而言，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止的苦难。

不过，平庸也好，苦难也好，上帝倒总是笑呵呵地高坐云端，让人们自己去做选择，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D努力地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他必须从并行公司返回波士顿后那种沮丧的心情中摆脱出来。他选择了这条路，他还得走下去。D随即注册了一间自己的公司——Dtech。

1988年的一天，DEC公司打电话找D，将派负责研发的副总裁助理伍德博士来探望D的公司Dtech与D正在研发的新技术。D终于等到了他要的电话。

注：Digital Equipment Corp.，即数字设备公司，20世纪80年代是仅次于IBM的第二大电脑公司，90年代与Compaq合并。

不久前，一则消息引起了D的注意。DEC公司正在寻找世界上几种主要语言的电脑自然输入技术。所谓自然输入，就是指语音的直接输入、手写输入和语言文字的扫描输入。在报道这则消息的同时，D也注意到DEC与一间叫 Nestor的公司签了一纸协议，委托他们首先开发英文的手写输入技术。从新闻的字里行间来看，该技术可能是用于DEC公司投标美国国务院项目的配套技术。直觉告诉D，这则新闻应与他有关。

字符的识别与语音的识别是使用人类几千年来已习惯了的方式将语言直接自然输入电脑的技术基础，又是电脑模式识别技术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性的题目。文字与语音的识别技术是电脑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电脑看得懂和听得懂的问题。

人工智能（AI）是美国电脑学术界与工业界在20世纪80年代都热极一时的课题。

下面要说的仅仅是D在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中使用的传统的概率统计方法。

从模式识别的角度去看，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概率统计数学不仅仅是对已发生了的各种事件分门别类记录在案，或者说仅是去分析处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重要的，“统计”还可以根据已发生过的事件去预计将要发生的事件。比如，大家都知道，当你把一枚硬币抛起来时，根据统计概率，落到地面上文字向上，与图案向上的可能性，大约一半对一半。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已经连续地抛出了几个文字面，那么下一次投抛，得到图案面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于文字面了。这就是许多职业赌徒在赌场中应用的理论之一。在统计数学众多的特性中较好地用于预测方面的，有较古老的贝叶斯理论（有三百年历史了），有较近代的马尔科夫模型。不过，对于大多数没有学过概率统计数学的读者，让我们暂时忘掉这些“洋鬼子”的名字，回到你自己的人生经验。“智叟”之所以比“傻小子”聪明，是因为他“过的桥”和“吃的盐”都比“傻小子”“走的路”与“吃的饭”还多。这是我们在戏文中常听到的唱词了。从统计数学的观点看，这正是因智叟人生经验的“取样空间”比傻小子大，所以他所做的统计结论，对未来的预测就会比傻小子准。再套用一个人工智能的术语，智叟“模式识别”的精确度要比傻小子高。

大家不难看出，所谓统计方法的模式识别，就是首先要采集大量的准备让机器去识别的各类模式的例子，让机器去找出这些模式的统计特征。而后，当一个新的未知的模式输入电脑时，机器就可以根据已存在电脑中那些已知的模式的统计特征来估计这个未知的模式应属于哪一个类型。简而言之，统计方法的模式识别，无非是“经验主义”的“见多识广”罢了。

D在他自己的Dtech公司内所做的工作就是对马尔科夫模型如何更好地应用于文字、图形与语音等模式的识别上动了一点“卓有成效”的小脑筋。不同于那些对理论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D只是对于那些早已存在的理论如何用于实际工作做了点小花样。英文常常把这一类的新发明叫做Know How（知道如何做）。

一个新的理论或新的发明发现，其实并不在乎“填表”时、或同行“鉴定”时（如果当地的国情有如此要求），称它为“国内先进”还是“国际先进”，其根本还是这项工作是否迎合了社会的需求。记得列宁说过，即使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如果违背了人类的利益，也会被抛到一边去的。

既然卓有成效，就不必在意是否是雕虫小技。D直截了当向DEC公司的总裁办公室拨了一通电话。通常，这样的电话是由办公室人员或秘书小姐首先来接听的。一些事件的成功需要机遇作为一个条件，这一天，拿起电话听筒的恰好是总裁本人。D简单地陈述了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工作进展，并说从新闻上注意到DEC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D希望知道DEC公司是否对他在这方面的进展有所兴趣？总裁先生稍作沉吟便说：“谢谢你的电话，如不介意，请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稍后有人再与你作进一步联系。”

果然，第二天，伍德博士拨通了D的电话。

伍德博士带着另一位工程师摸进了D的家门。两位高头大马、西装革履的老美并未在意D这个小客厅的简陋。美国高科技圈子早已习惯了这种“车库”里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的现象。他们有兴趣的是D可以在PC-AT（286芯片）这样一个小机器上将一个同时可用于文字与图形识别的引擎（指软件的核心部分）做得如此小巧，而在DEC公司他们必须使用VAX780这样的大机器。看着两位同行在机器上反复测试，D心里明白了，他的工作至少不比DEC公司那个小组差太多。一个上午之后，伍德博士走了，但D看得出他们是带着浓厚的兴趣离开D的家门的。

几个月之前，当D带着失望与苦涩从并行公司返回波士顿时，他多少对自己的选择与决策产生了不少怀疑。时间正从自己生命中悄悄地流过，他却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失去了许多，却又毫无建树。他开始怀疑，对自己的命运是否期许太高？他不断地问着自己，或许他是那只在田地里不断掰玉米的狗熊？是那只饶有兴致在水中捞着月亮的猴子？

然而，思绪徘徊良久之后，他再一次认定，既然生命的小船驶出了港口，驶向了这个航向，那，他一定要看看，他这只船所驶向的“天边”会有一番什么样的情景。有人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但D确实不相信“苦海无边”，更不信“回头是岸”。他曾经想过，当年，那些跳下了树梢、走出了树林的猴子们，在饥寒交迫之时，一定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不过，百万年之后，那些回到树上的依旧还是猴子，那些坚持在陆地上盘桓的勇敢者与幸存者，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成败固然可以论英雄，但不甘平庸的奋斗历程，也只有命运的挑战者自己，才有机会去欣赏，去享受。

D的心平静了下来。他崇拜苦苦追日的祖先夸父，但那不意味着一定要干渴而死。他开始调整和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目标。在美国，D学习了4年的数学，学习并行机的理论与算法，但凭一己之力，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看来，这超出了他现有的能力。他想起了，还住在北京地震棚时，苦读过一番的《数字图像处理》、《傅里叶光学》与《模式识别理论》。在美国这个新的天地与环境中，这里应能找到一块属于他的小小的领地。最初引起D兴趣的是癌细胞的电脑识别。D主观认为，美国医疗费用的成本太高了，医生的时间太贵了，任何可以节省医生时间的新技术都应该找得到市场。哪怕电脑对癌细胞的识别率只有10%，那也意味着节省了医生10%的时间。但稍一尝试，D便发现这个选题不现实。首先，D需要人体同一组织大量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切片样品。其次，D必须自己先能认出哪些是癌，哪些不是。第三，无论电脑的识别率是多少，哪怕仅有5%，但这5%的可信度必须有99.9%才行，否则“人命关天”。D决定，赶快放弃。但这一经验再次提醒D，题目要小而再小，小到自己真的可以掌握与操控。D猛然醒悟：我会读书，我也会讲话，那就让我来做语音与文字的识别。

一取一舍，题目选对了，剩下的便很快了。D在这一课题上的摸索与苦干仅仅开始了几个月，但上帝把一个重要的灵感赠送与你时，往往也是悄然无声的。几个月里，在筛选过的不同算法中，真正有意义的“突破”，只产生于一瞬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中国的先贤给子孙们留下许多探索真知的妙语与心得，让人回味无穷。的确，胜利的取得，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你苦思冥想，不得其门而入之时，其实也往往是离打开那扇门的距离并不远了。未几时，D有了一个初步的，但足以和同行们一拼的结果。

常徘徊在“地狱”的入口，

咬碎了又一支铅笔头，

一旦捉住闪烁的火花，

如醉如痴，梦寐以求。

来！干下这杯茅台酒。

D迎来了来自DEC的机会。没几天，伍德博士打来了电话。他说：DEC公司愿意以五万美元年薪雇用D作为高级工程师参与DEC公司相关小组的研究工作。D笑了，心里觉得DEC公司“狡猾狡猾的有”，但嘴里还是感谢DEC公司对他所做工作给予的评价。他并不认为就此放下他业已开始的工作，再参与DEC的小组是个好主意。他建议DEC公司支持他进一步开发与完善他业已开始了的算法。

DEC这次没有急于回答D的建议。两天之后却又有一位年轻的白人小伙子摸上门来了。看名片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杂志“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栏目的记者。他坐在客厅里仔细地观看了D为他做的一项项表演，又问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然后他走了。接下来的一期《商业周刊》“信息处理”栏目里出现了一个“豆腐块”新闻。新闻中简述了波城有一位姓D的中国人仅用了27KB做了一个字符与图案的识别器，可以识别手书的英文、日文假名、片假名，乃至中文。接下来便是DEC的工程师关于这个识别器的评价等等。

D选择了不放弃自己的算法，决定再一次集中精力，将语音识别暂放一边，只做文字的识别。他开始有一点找到了可以把握的自己。尽管他有一段路要走，要与这一领域内全世界的其他同行竞争，但他觉得终于赶了上来，大家已经跑在同一个赛场与赛道里了。

车库公司

和财大气粗、膀大腰圆的大公司相比，这些小巧灵活的公司更具向心力与凝聚力。“铁哥们”一起当家作主当然胜过做雇佣兵的心态。“打天下”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比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更有战斗力。全部家当都在“车库”里，吃饭睡觉干活，摸爬滚打“一条龙服务”，更显了低成本高效率，活脱脱一群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这些小公司最初都默默无闻，更多的是永远默默无闻。但当其中的任何一家崭露头角，立即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与命运：

1.可能被他所挑战的大公司兼并收购。

美国的工业情报系统是相当优秀。每当一个小公司起步，而且也真的在努力做事，那他们立刻会被与他们工作性质相关的大公司用望远镜与放大镜罩住。聪明的大公司虎视眈眈，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如果该小公司研制的成果，或者他们服务的项目，已表现出潜在的市场价值，或者已开始真正的威胁到大公司，那就是大公司出手的时候了。大公司会找上门来谈判，祭出诱人的裹满了鱼饵的鱼钩。

小公司要么待价而沽，要么保持自己的清高与骄傲，去寻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果选择了加入大公司，那除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以外（这个报酬当然要足够高才可以），大公司还有可能让你的全班人马加入大公司同一项目，也有可能从此就将你开发了的东西束之高阁。因为，他至少已经消灭了一个不必要的竞争与威胁。这就是在美国常听说的，可还没来得及形成中文对应术语的那句词：Buy Out（买你出局）。

1. 赢来第一笔风险投资。

如果你决定继续自己干下去，保持“铁哥们”山头的旗帜不倒，这就到了可以考虑寻求风险投资的时候了。公司已崭露头角，“铁哥们”和亲朋好友当初丢进来的“钱种子”已发芽长大。如果当年一分钱一股，如今值到多少钱？就要“哥们”坐到一起仔细拿捏了。引进来的资本是“福”是“祸”，也全在“哥们”的一念之间。比如说，微软在惨淡经营的早期岁月里，曾向IBM提议：以极低的代价出让20%的股份，竟遭拒绝。盖茨先生当时或许失望，可如今焉知非福？再比如，苹果电脑早年卖得不错，各种投资也源源投入，乔布斯先生当然风光。可后来，稍有风吹草动，董事会便一纸决定：乔布斯先生只恋研发（R&D）、不善经营，遂将其逐出山门。“苹果”的大旗虽还在山头飘扬，可“寨主”已换他人。好在若干年后，乔布斯又在美国江湖上砥砺多年，终又被苹果请了回来。这已是题外话，暂且按下不表。

聚义多伦多（上）

挺拔，修长的F先生，在北京的学历比D高一届。1968年，从北京外贸学院（今日的首都经贸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中国外贸部，在北京二里沟的进出口公司（那个年代，这实际是中央直属的政府部门）内任职，当属外事系统。1972年，刹不住车的文革依然在跌跌撞撞地向前滚动，同代人还在“广阔天地里炼就着红心”，F先生却被选送到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去做两年的进修。这是周恩来总理担心文革再如此乱下去，外事口的一流外语人才会后继无人而做的事关极少数人的一个小动作。两年之后，F学成归来。重又热火朝天地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不管F先生有何感想，可确实有过了与大多数同代中国人很不相同的一段阅历。

右倾翻案风没反多久，便打倒了四人帮。中国迎来一个乍暖还寒都又生机盎然的政治上的春天。已担任某国家领导人翻译的F先生心中也不禁蠢蠢欲动。趁着改革开放初起之机，F向中央建言，将进出口公司开到美国去。煞费周折后，总算是拿到了某副总理的点头批示（仅十万美元，需副总理批准，确实是高度计划了的经济）。F先生终于怀揣着十万美元单枪匹马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市，注册成立了一间机械进出口公司。那会儿，中美尚未建交。为打进美国市场，F在与美国隔河相望的多伦多市安营扎寨，也算精心策划，用心良苦。这是文革以后，中国在北美开设的第一间公司。

多伦多市倒并未小看这位穿着蓝制服、仅有十万块的年轻人和他的公司。谁都明白，在这只初来乍到的“小狐狸”背后是一只刚刚睡醒、打着哈欠的大老虎。一晃若干年，一个十万美元的皮包公司已被经营成每年向北美出口中国机床达数千万美元的小型公司了。就在此时，F先生接到了国内的调令，升任某中央部委的总经济师。回头看看这些年在北美一手经营起来的“花果山”，再遥望国内那通往南天门云端上的一步步阶梯，也许F先生吃不准等待着他的究竟是“弼马温”还是“齐天大圣”，也许是他更留恋这个似乎已经熟悉了的环境。恰逢妻子也正在美国某名牌大学读着博士学位，将工作交待给新上任的总经理之后，他要求继续留在北美。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通情达理了。何况排在总经济师座席之后的候补生员大有人在。国内做个顺水人情，F先生便弃官为民了。凭着多年大洋两岸积下的人脉，居间搭桥，买进卖出，倒也不愁吃穿。但F先生念念不忘他的实业。既然当年十万美元起家，为国家经营到几千万，不妨纠集一班留学精英，将故事重演一遍，让一帮留学生自己也来圆一回异国他乡的老板梦。辞官以后的F先生，盯住了这帮后他而来的留学生。这是D听到的有关F的故事。

通过一个长长的关系链条，F找到了D。F已经听过D与大多数留学生都不大一样的故事，也读到了《商业周刊》上关于D的报道。F先生认为D似乎是他应该物色的目标之一。

D 本来正在耐心地等待着DEC公司与伍德博士进一步的反应，却忽然遇到了一位“慕名而来”的F先生。F在D的小客厅里向D 讲起了自己的故事。D听着不由又有些心动了，忽然觉得“捞月亮的猴子”也并非他一只。两人不禁坐在小客厅里彻夜长谈了起来。一天、两天，随便吃点什么就接着聊，晚上太累了，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们居然谈了三天。两人年龄相仿，学历相当，都来自中国北京，都有过与一般留学生不尽相同的经历。一个搞技术，一个搞市场，应该能够拧在一起有一番作为。两人脑瓜都热了起来，颇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反正两人都是自由人，F便建议D立即随他到多伦多去一起组建一个新公司。趁着热劲，D欣然同意，他觉得正在读博士的d也会同意的。

话说到这份上，F就又说：“我还有几个留学生朋友，想法也与我们完全一致。一块干怎么样？”

“好啊，人多力量总是更强大！”

D更兴奋。他想，留学开放快十年了（1989年），留学生心中也不仅是“读博士，当教授”这一条路，大家也都开始了多方面的探索。F说：“好，那让我们立刻与各方面联系。”

D也没多想什么。只觉得F还真行！有备而来。

又过两天，D逐渐明白了，还有四位先生站在F的背后。除一位访问学者外，另三位都有博士的头衔。几轮电话以后，大家一致决定，一起到加拿大去淌这趟“混水”。一件看起来很复杂的事，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定了下来。“既然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大家就一致推举F为新公司总裁，D做董事长，其余各人均为董事。具体业务与分工到多伦多以后再说。F这些大刀阔斧似的决定，D听起来多少都有点水泊梁山“大秤称金，大碗分肉”的味道。可D又一想，至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全是大陆留学生一块办公司的经验，只当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大家决定兵分两路，两位博士稍事料理手头的工作之后，各自从美国原在地直飞多伦多。其余各人从各地开车到波士顿与F和D会合，略作准备，然后一起开车经水牛城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去多伦多总会合。

F与D均已年过四十，此刻倒沉浸在小孩“过家家”的愉悦之中了，等待着未来的“部下们” 前来会合。尽管形势的发展似乎是个“大跃进”、“形势大好”，但他们有时略微清醒时，还是忍不住问F：“资金在哪里？市场在哪儿？六位重量级人物在业务上都各有造诣，可公司究竟要集中瞄准在哪一个业务方向上呢？”

但F总是挺直着胸脯，微微一笑，颇有风度，不置可否，而又成竹在胸。F拍拍D的肩膀：“别着急，别着急，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D想，F经营公司多年了，有足够的经验了，应该不会有错。一些问题，看起来也是需要大家聚齐了才好决定。

陆续，先是一位学经济的博士，连同夫人一起赶到了。隔一天访问学者也来了，同车还有另一位访问学者，虽未计划“梁山入伙”，但陪着来当观察员，看看新鲜。在美国这么多年，D的家从没有这么热闹过。门口，汽车排成了队，晚上，地板上睡满了一大排。小d也是招呼来，招呼去，忙了个底朝天。这么多人碰到一起，要去办自己的公司。大家似乎都挺兴奋，谈着各自来美的异闻趣事。做饭时，又轮流表演着各自的厨艺。可不管气氛如何热烈，但还是看得出大家心里都隐约有着D问过的同样问题，可又都回避着不说。终于，夫人们暂且留守美国，两辆车拖着四个人离开了波士顿，一路向西北穿过了美加边界，也没顾上再游一趟大瀑布，车进了多伦多。其余两位自行赴加的博士已恭候多时了。

F早已请人选好了房子。六位“好汉”分享了一套位于高级住宅小区的塔楼单元套房。两人一个房间，空空如也。大家便铺上睡袋，虽席地而卧，那也比“贫下中农”的大炕强了百倍。楼下免费的室内游泳池与健身房更让大家颇为开心。

图穷匕首见。聚到一块的“好汉”到了要谈谈“牛奶”与“面包”的时候了。D这个董事长，便召开了公司第一次董事大会。可董事大会就是全体大会。D宣布了开会，就把话题交给了F，大家自然都盯着F。F只说了两句开场白便宣布了他的决定：“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个六人公司。大家已公推老D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但董事会内，大家股份相同，权力相同。在公司的外来资金尚未到位之前，我建议每人先拿出一万美元，作为公司前期运作的资金。会议之后大家赶快熟悉多伦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尽快把咱们租的一个厂房隔成办公室。这期间请老D与我一块再赶回美国去开展业务。大家还有时间，也请想想咱们还能干什么？”

除了要拿一万块做“梁山泊”入场费，大家还是没听出F的锦囊妙计。不过D也纳闷，既如此，为何大家一声招呼就跑来了呢？

开完会，F领着大家，跑到他原任总经理的那间中国国营公司，找来了一大堆拆卸下来了的大型机床的包装木材。这些木材倒是可以用来隔房间用。在加拿大可能“土”了点，但不用花钱。那个大车间也离F的原公司不远。大家脱掉外衣，推的推，拉的拉，敲的敲，打的打。那位访问学者看起来在国内定是搭地震棚的高手，自然就成了大家的总指挥。D擦着头上的汗水，看着大家这通紧忙乎，总觉得好像有点“时空错乱”'，又回到国内下厂劳动的岁月中去了。

到了这会儿，大家才真的开始熟悉了起来。一位访问学者，三位持J1美国交换学生、学者签证的博士。一位博士，北京老乡，读经济。另一位，朝鲜族同胞，读理论物理。还剩一位X先生也是北京人，倒是本地多伦多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博士，与D称得上是广义的同行。

X先生多伦多读书期间便与F熟识，也受过时任国营公司总经理的F先生安排些暑假打工机会等力所能及的帮助。早期，中国留学生寥寥无几，这类相助既是缘分，也极其自然，于是就成了朋友。待到X博士毕业，恰逢中国某国营大公司又在美国西海岸收购了一间某型机械制造厂，欲聘请一位美加当地人士出任总经理。那时，与那间大公司尚属同一部门的F推荐了X博士。出身革命世家，在美加呆了七八年，名牌大学博士，再有F先生大力推荐，X博士没费劲就走马上任了。

领着美方人才市场上总经理的高工资，又享受着中国国内习惯上对总经理这一职务的相应生活配套待遇，上任不久，问题就出来了。七八年校园经历也好，博士学位也好，X先生终归没在美国的工矿企业干过，更没有总经理的经验。大鼻子的美方留用经理层，还可以冷冷地旁观，等待这个博士总经理学习切入。倒是同样出身革命世家，却只领取中方海外公职人员待遇的派遣干部不耐烦了。他们没看出来这个待遇高他们若干倍的同胞，有什么让他们服气的“金刚钻”能揽这份“瓷器活儿”。在这一类形势下，中国同胞间常有的“特色”也开始在异国土地上发酵了。X博士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好不容易坚持了一年，辞职而归，准备另寻工作。应该说，X先生另找一份电子行当的专业工作不会太困难，可却碰上了F向他发来的“上山聚义”的呼吁。拗不过朋友知遇的情义，刚走出了卡迪拉克总裁轿车的X先生，也就重新和大家一块来钉木板。D觉得，X有点像他们这个小山头上的“卢员外”。

交待完了公司在多伦多安营扎寨的方方面面之后，F带着D再次开车离开了大家，沿美加边境加拿大一侧朝西奔底特律城而去，开始了背负着大家无限希望的美加之行。开车的路上，F才告诉D：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寻找课题与资金。

车子未到底特律城，仍在加拿大一侧，路边一转弯便驶进了一处北美工业园区中那种典型的一溜大平房。门前停稳了车子，F也没说要干什么，便推门走了进去。D只管紧跟其后就是了。估计事先已有约定，又看见了驶进来的车，早有一位中年华人等在了门口。一见F进来便笑着迎上来，打着招呼，用中文说笑着径直把F与D带进了一处并不大的车间。看起来他们原本就很熟悉。主人一一向F展示他新购进的几台检测设备，显得很开心。环顾这个小小的车间，D看出来这是一个加工钣金模具的小车间。新购进的与电脑相联的检测设备可以自动地给出实物与图纸间的误差。一圈转下来，主人又把F与D带进边上一个小会议室，这时，又跟进了一个年轻的华人，一看名片，某某博士。小博士便接过了话头，对他们的公司开始做系统的介绍。听口音与语气，中年人是大陆人，是老板；小博士是香港人，打工仔。如此一番之后，F与那位老板又闲扯了几句，便起身告辞。D跟着跑了出来，大家又开车向前走。车上，F这才开始介绍这位中年老板。

“他原先是买我们机床的客户。”F先生手握着方向盘，眼盯着前方，嘴里说着。

“1958年进厂的二级工，广东韶关人，初中毕业。”F先生对这位老板的履历门儿清。

“1962年困难时期跑到香港，而后又跑到了加拿大。他有一手做模具的好钳工手艺。就靠这门手艺，先接别人不愿干的模子。这么多年下来，对岸底特律那几个数万人的大车厂，大模子，难开的模子，都往这儿送。就这么点个小地方，你都看见了，利润可就不得了啦！现在钱多了，想看看，能否往别的方向上投点资。别看到现在英文也说不利落，人可是一等一的精明。”F颇感慨地说着。

“那他愿意给我们投资吗？”D刚才猜了半天，这会儿算听出点名堂。

“我这不是初次接触吗？”

F 可能是做买卖做惯了，饺子不熟，绝不揭锅。这可就叫D身为“董事长”也难以跟进，D便说：“老F，下次你能不能进门之前把这些告诉我？这样和对方聊起来我也好心中有数。”

“好，现在就告诉你。咱们下一站过边境，奔底特律克莱斯勒车厂。他们轿车生产线上有一个活儿在竞标，看看咱们能不能插一脚。”

“什么活儿？”

“什么活儿，待会儿，我朋友会详细解释给你听。这技术上的判断就要靠你了。”

说着话，汽车穿过了全球最长的不设防的美加两国边界，朝底特律驶去。底特律、芝加哥比肩相邻，构成了美国钢铁、汽车等工业重要的基地。

汽车驶进了克莱斯勒厂区。这次，等在车间门口的是位大鼻子了。F的英语，除英国口音以外（这小子，成心保持他的伦敦口音，以示高贵，这也是部分欧洲人的心态），无懈可击。D凑合着也能听懂。一人别上一个识别牌，大鼻子一边将他们领向生产线一边向D介绍着是个什么活儿。

文革时，D曾有机会仔细地参观与了解过中国的汽车厂和大型机械厂。从汽车行业的外行眼中所看到的，最让D感到不同的是车间里干净、清洁，及环境中色彩的明快与协调。

跟着大鼻子沿着装配流水线走了一遭，D大体明白了车厂要求外面的公司替他们做件什么事。车厂要求，有一种技术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汽车发动机上的“身份号码”。每一辆汽车发动机上都有一长串与发动机缸体铸在一起的金属号码。出于某种需求，车厂要求正在流水线上通过的汽车，当固定在流水线上的工业摄像机对准这串号码时，电脑应能识别这一串字母与数字。听清楚车厂的介绍后，D立刻反问大鼻子：“为什么一定要用摄像机去读取这串字母呢？如果在发动机某一相应位置也铸上一条与这串“身份号码”完全相等的一维或二维条码，那么便可使用简单得多的读取技术，比如超市上使用的条码扫描技术。”

大鼻子解释道：“这串号码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不仅车厂在流水线上使用，而且社会上许多部门也在使用。比如警察也在使用这串号码去跟踪失窃的车辆。对这串号码的变动，相应的社会都要有所变动。或许警车上也要配备条码扫描器才行。”

D 似懂非懂，但也懒得再问。心想，在一个极准确的位置上读一串规范的字母与数字应该不是非常困难。又陪着F一起在车厂各处都转了转，开开眼界，扯些闲篇，拿了车厂正式的标书，便告辞了。

出了厂门，D 便告诉F：“这活儿应该能拿得下来。”

F便说：“那好，那咱们就尽快直奔最后一站纽约。”

聚义多伦多（下）

从底特律上90号路向东前往纽约，D与F两人换着开，一路未停，都有点累了。F，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两人直到后半夜才赶到城里。大家都很熟悉纽约，便径直先找一间旅馆休息。次日早晨的会见将是场重头戏。

驱车前来的路上，F向D介绍了计划中要见的被F称为赛蒙的老头：

赛蒙也是F先生原先的老客户，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客户。第一次大战以后，在欧洲经济大萧条时，赛蒙从匈牙利移民来美。当年，迎着矗立在哈德逊河江心的自由女神第一次登上纽约港码头，他还只是一位除随身携带的一副锁匠工具外，一无所有的十几岁的犹太小学徒。半个多世纪以后，而今已是一位78岁的老头了，一位数十亿美元的以机械加工与母机为中心的庞大的企业集团的龙头老大。赛蒙还是美国犹太社团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党重要的筹款人。赛蒙的后两重身份又使得无论是来自特拉维夫的领袖，还是白宫的历届主人均是他常来常往的座上客。这些关系又反过来促进着他的生意。如今，美国军队仍在使用的某著名战斗机的发动机，便是他们公司的产品。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股票并不上市，这是…个非常低调、极少曝光的私人企业。集团的控股公司属于赛蒙老头四兄弟。

或许犹太民族与华人民族在这一片新大陆上表现出许多文化上的相似性，赛蒙老头很久以来便与美国的华商有着许多往来。二战期间，乃至国共内战，他都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军事采购团的重要顾问，甚至是直接供货者。据赛蒙老头自己讲的故事，当共产党的军队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南京，直扑上海时，他还有运来的一船大炮徘徊在吴凇口外，无法靠岸卸货。只等到国民党败走上海，这最后一船美式榴弹炮也只好悻悻而去，驶离了中国大陆。到了70年代初，新中国的派遣公司落户北美，赛蒙老头又第一批与这拨中国人建立了联系。他又成了F公司机床设备最大的买主之一。F先生说，长岛赛蒙的工厂里中国的机床摆满了仓库。他们总是在中国机床价格最好时大批购进，然后更换掉一件或几件关键零件后，再以几倍的价格卖出。犹太人做生意的精明由来已久。虽然赛蒙赚了大头，但他也的确协助了中国，再次把自己的机床打入了北美市场。

一觉醒来，疲劳恢复了不少。大家赶快把脸刮干净，换上一路未穿的西服。会见就设在赛蒙老头的家里。一般来说，西方世界的公事与私生活界线是非常清晰的。见面约在家里这可不像一个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接见几个前来敲公司大门的年轻人，更似一个私人的家庭聚会。D觉得，F先生与赛蒙先生确实有着十分良好的个人关系。收拾完手提电脑等东西，F与D开车直奔“会场”。赛蒙在纽约城里的家就在曼哈顿岛的东岸，紧邻著名的联合国大厦。许多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先生或使团都把家设在这座大楼之中。赛蒙把他城里的家选在这座楼里，应该对他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大有帮助。

进得门内，D的眼睛顿时一亮。室内十分宽大，家具与装饰均雍容华贵又简洁大方，让人感觉得到主人的身份与习性。这是一座宽大的“楼中楼”。把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的郊外的那种单幢的住宅搬进了市中心的公寓大厦。赛蒙迎上来，犹如长辈，与F轻轻拥抱。称呼着一句D没有听懂的什么。老头身后握着酒杯的人也在和F打着招呼。他们在亲切地称呼着只在他们之间使用的“外号”。一轮招呼后，F回身向他们介绍身后的D，D才看清楚，赛蒙老头的四兄弟均在场，早已等在这里了。D觉得他们把今天的见面很当回事。见D背着电脑，需要电源插座和台子，大伙就干脆跑到了他们那个十分宽大的餐厅，站的站，坐的坐，挺随意地围成了一圈。看得出F与他们非常熟悉，已不仅仅是纯商业与工作关系了。

78岁的赛蒙老头，满头蓬松的白发，却腰板挺得笔直，动作十分敏捷。他见D坐在餐桌旁，在一群熟人中显得有点陌生与拘束，便亲自跑过来，从水果盘里扯了一只香蕉递给D。

F什么开场白也没做。赛蒙兄弟也没打算看看D的电脑中有什么东西。比赛蒙年轻一些的一位，见D吃完了香蕉，便看似闲聊地，直截了当地，问起D对目前图像处理与图像识别学科与技术上的发展有哪些认识与看法。D立刻振作起精神，认真地回答。餐厅里既没有幻灯机，也没有黑板，更不知对方四位机械工业的巨头在这一领域内的深浅，D的回答只好尽量地简明扼要，脑子里还要搜索着合适的英文单词，

尽管室内的温度恰到好处，答完提问，D的衬衫里还是感到微微地发热。他索性脱下了自己的西服外衣。此时，从客厅通往楼上卧室的楼梯上走下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看见大家都围在餐桌旁，也径直走了过来，却没有与四位兄弟打招呼。从厨房里倒了两杯橙汁分别递给了F与D。这是一位大概只有二十几岁的金发女士，美貌与气质无可怀疑。当客气地与F打着招呼时，从称呼里D听出，她正是赛蒙的夫人。她退到了赛蒙老头身边，轻轻地耳语了两句，便也倚墙站了下来。这倒使得餐厅里立刻艳光四射。

接下来问题更具体了。电脑是如何从电视图像中提取三维的地形特征？又是如何进行地图比对与匹配？

D小心地回答着一个个问题。对知道得并不确切的部分，D也尽可能地给出自己的分析与推断。回答中D觉出对方在这领域内有足够的知识，D的一些推断甚至是在他的诱导下得出的。问答变得有些像探讨了。D开始忘记了英文的生涩，有点兴奋了起来。

终于，赛蒙老头发话了：“够了，足够了。你们比我们当年移民美国时有准备得多。我们愿意支持你们的公司。”

赛蒙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口气接着说：“这是一份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合同。你们回去认真地读一读。在你们签署了这份合同后，我们会立即拨两百万美元给F先生，使你们公司尽快

进入正常工作。以后我们将根据你们工作的需要投入更多的必要的资金。我们将拥有你们公司股份的81%，你们所有的朋友将始终拥有公司的19%，但你们必须把公司迁到纽约的长岛。不必担心，无论你们的朋友现在持什么样的访美签证，我们会为你们办好美国移民的全部手续。我们也会派人来协助F先生和D，我们的新朋友，一起来管理这间公司。”

D有点不太相信对方的条件（offer）是这样的痛快与直截了当。（事实上，一年后，比尔•盖茨就给了D一个更具体和更直截了当的offer。）D不禁转过头来看了F一眼，F丝毫没有掩饰心中的得意，朝D微笑着。

大家松了一口气。赛蒙最年轻的弟弟（也有50岁了吧，D猜着）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洛杉矶今晚还有事等着我。”

“有事？是女孩子吧！”

兄弟们开起了玩笑，也不介意还坐着的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F与D也起身告辞。赛蒙老头刻意拍了拍D的肩膀，似乎是对刚才的“答辩”表示着满意。年轻的夫人又向F与D的口袋里各塞了一只漂亮的苹果。F与D便走出了赛蒙的家门。

当F与D再次把车驶出了地下停车场时，F挺兴奋，指着东区路旁的房子讲，这些都和赛蒙的房子一样，没有几百万美元是买不下来的。但D的脑子还停留在刚才的见面上，就问F，怎么赛蒙老头的夫人如此年轻。F却回答，别看他们最小的弟弟都50了，但除了老赛蒙，其余人都还是老光棍。D觉得这四兄弟颇为有趣。

大家决定尽快打道回府，向多伦多那帮弟兄报告此行。F松了一口气。D也觉得，怪不得出门之前F对“牛奶，面包”如此自信。F为使大家的公司梦想成真确实尽力调动着自己的重要资源，背后亦做了不少工作。

同到多伦多，F与D开车直奔“办公室”。“办公室”内空无一人，隔断用的木料依然洒落在车间各处。F与D急忙赶回宿舍。

除X博士又跑回学校以外，诸位弟兄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做饭，日子过得蛮好。见F与D风尘仆仆回来了，都挺高兴地凑了过来，急匆匆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F笑了笑，又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D有些奇怪，干嘛要保持这样一个形象呢？但自己也只好跟着笑，说：“别问我，以F发表的消息为准。”

就说：“快把X叫回来，咱们就在宿舍里开会。”

X博士被电话叫回来了。一进门就说：“你们有没有看电视，胡耀邦去世了，北京学生游行了。”

F急忙说：“等会你们再看，先开会。”

于是，大伙一边向X打听着怎么回事，一边就在客厅里席地而坐。

F也顾不上问大家这两天都在干什么。简单地介绍了模具厂与汽车厂之行后，便急切地把题目转到了与老赛蒙的会见。大家也立刻变得全神贯注了。X也从F手中拿来那厚厚的一打合同一页页地翻了起来。F刚刚讲完，弟兄们就问：“他们到底打算要我们干什么呢？”

F便转过来对D讲：“你跟大家说说吧。”

D接过话头：“他们没有具体地讲要我们干什么。但根据这份合同，我猜想他们希望我们参与他们手中的某个国防科研项目。从他们问我的那些技术性问题看，估计是与图像处理与图像识别相关的课题。他们也很清楚X是该题目上的博士，我过去在这个领域内做过的工作。”

“他们知道我们是持J1签证吗？”

访问学者与物理博士十分关心这个问题。F接过来说：“他们说没问题，我也相信，他们应该有办法与国务院谈妥这件事《美国国务院有权赦免J1签证在美滞留的限制）。”

“他们根据什么提出81%与19%这两个数字的呢？”经济博士问。

“据我所知，如果A公司拥有B公司81%以上的股份，据美国的税法，B公司所有的亏损额就可以在A公司利润内扣税。”F回答。

“他们感兴趣的是你们搞电脑与电子工程的人，那么我们干什么呢？”物理博士又问。

F有点不满意：“我们整个是一个公司！”

“我不同意这个合同文本。”半天没说话的X博士很坚决地开腔了。到底当过总经理，他对合同比别人更注意。“根据这个合同，我们在公司内所做一切，包括下班后所为，不管是否与公司业务相关，均属公司所有。甚至我们脑子里所想的内容也属于公司，不得泄漏。照这么着，我们不是都卖给他们了吗？”

“这是一份标准的美国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同，涉及到国防定货的企业，条款可能苛刻一些。但别忘了，我们自己既是雇员也是雇主啊。”F解释道。

“不过，我是不愿意照这份合同把自己卖给这伙犹太佬。我不同意！”

看起来，研究了合同的X博士下定了决心。F却没有预计到和他渊源最深的X，第一个明确而坚决地反对在F看来最有希望通过的“一揽子交易”。D没有说话，在一旁观察，只扫了一遍合同的X，为什么连任何妥协性的方案都没有提呢？比如，对他不满意的条款提出谈判与修改性意见。D觉得，或许是根本不想干这件事。D也奇怪，为什么F没有力争一下呢？明显地，他是倾向于这个方案的。毕竟他比大家更明白，为什么老赛蒙打算成建制地雇用这伙人，打算给这伙人19％的股份，为这伙人中的J1签证持有者去活动国务院。

这六位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训练出来的留学生，虽然在美国已生活了八九年，但一听到“出卖”这一类字眼，就还是把大家的嘴封住了。

根据成立公司时的认同，大家都是老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只要有一票反对，就算否决。F只好与大家不甚情愿地转而研究芝城车厂的案子。最后，决定由X博士带领物理博士和访问学者去研究标书，起草相应计划，准备再去车厂竞标。而F仍与D 再加经济博士一起去起草另一份报告，以申请加拿大政府对小型高科技企业的财务资助。

等会开完了，F才问大家，怎么隔房间的木料就那么扔了一地？几位弟兄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吭声。F也没再追问，但D还是觉得出F那一声无声的慨叹。

接下来的在中国的事态发展却超出了大家的预计了，大大地震撼了几乎所有的海外中国人。大家打开了电视，新闻里全是天安门。留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西方媒体如此高密度地报道中国的新闻。起初，大家稍干一点儿活就把头凑过来看两眼。但后来新闻的密度越来越高，几乎24小时实况转播。大家也都放下了手中的一切，连吃饭都围在电视边上。一连十多天，实况转播直到持续到从发射天线上切断信号为止。一切都打乱了，大家几乎把还要办公司的事全忘了。

接下来，美加政府突然宣布所有留学美加的中国学生都可以合法居留北美。访问学者与物理博士都松了一口气。X博士早就回到多伦多大学他原先的实验室去了。D不禁也盯着F，嘴里没说，但明摆着在问：“这公司还办得下去吗？”

有人开始问F讨还一万块的门票钱了。那笔钱的相当一部分，是计划用来办理从美国J1签证转为加拿大的工作签证的法律费用。现在，没必要了。

F似乎也有点不知所措，也几乎停下了一切工作，转回头来盯着大家。电视中的一切对他当然同样地震撼。除此之外，事件发生后，众弟兄的各式反应或许也在他意料之外。他觉出来了，X博士只是在敷衍他，心中巴不得越早摆脱越好。他现在连电视也跑回学校去看了。跟到加拿大来的访问学者与物理博士，醉翁之意只在改变J1签证，现在也无需“公司”这条船了。D身为董事长却不能控制局面，在公司里完全是一副客人姿态，也令F大失所望。

这么一群精明能干的分子聚到一起，的确不是D这么一个中等人才可以指挥的。其实，F也指挥不了。形势走到今天，就不难看出了，多少还怀着一点理想主义来办公司的，大概只有F、D与经济博士。那些在美国J1签证即将期满的朋友有机会到加拿大来过渡一下，当然是一个可考虑的选择。这么一个脆弱的“精英”组合，既没有必不可少的财政资源，又没有明确一致的技术目标，如何经得起创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种种冲击呢？

加拿大多伦多的良辰美景，D时任“董事长”

大家被F过去的成功所眩目，被慷慨地承诺所吸引，但这代替不了脚踏实地、同心同德的攀登（甚至仅仅是攀登的意愿）。此刻，有点看明白了的D的确帮不了F太多的忙。但是，在波士顿忘情的神聊，答应随F到多伦多来，都或多或少促成了F先生这临门的一脚。面对F的失望，D多少有些惭愧。

公司的前途无须多述了。剩下的工作还有必要再做吗？连D也这样想。

在D看来，F不满意仅仅经营一个贸易公司，他真心诚意地调动着他累积的资源，要在加拿大再去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高技术公司。但是，当他以过去的成功说服了众人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总结过去的经验时，除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外，他忘记了过去那个模式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的小公司从未切断过和自己的祖国连在一起的那根脐带。倒是他自己有些淡忘了。与D 这群弟兄相处的短暂日子里，F始终努力维护着自己一个成功者的“高超与神秘”。却忽视了追随他到多伦多来的弟兄们同样的“高超与神秘”。

F，一位改革开放后，开拓中国外贸出口市场的年轻先驱者，此次在多伦多的“刻舟求剑”之举，当然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私利，但D宁愿说，更多的还是F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这也是D在美国见过的，和自己一样曾在水中捞过月亮的一只“猴子”，一只形象比D优美，却又流于“高超与神秘”的“猴子”。请F兄见谅，此处绝无讥讽之意。

多伦多的公司散摊子了。

诺贝尔奖得主

刚回到波士顿，D接到了伍德博士的电话，问是否有兴趣参与一种新神经元网络模型的应用开发？D问清楚了，这一工作并不会与自己原本研究的算法有法律上的关联，即D仍旧保有自己已研发过的东西的知识产权。D就说OK，愿意一试。多伦多折腾了一段时间，D也实在需要“找饭吃”。

持有这种新神经元网络模型的公司叫Nestor，就是曾与DEC签过约的那间公司。Nestor是古希腊历史传说中一位以智慧著称的国王，大概相当于中国的诸葛亮吧。公司的创办者利昂•库柏（L. Cooper），布朗大学的物理教授，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因揭示了超导理论而获得了该奖项。不知为什么，得奖后的老库柏一头扎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主持了布朗大学神经元网络的实验室。不久就提出了一个不同于PDP神经元网络理论的模型，成立了一间相应的公司，DEC公司的伍德先生就是毕业于库柏名下的一名人工智能博士，也是影响DEC公司与Nestor签约的关键人物。

注：PDP，“并行数据处理”的三个英文字头，是由麻省理工学院与斯坦福大学的一组教授所创立的主流神经元理论的术语缩写。

按伍德博士约定的时间，D开车沿93号公路南下，在罗德岛上找到了这家Nestor公司。这是一个离布朗大学校园不远，一座并不起眼的红砖墙面的写字楼。随着秘书小姐的引导，D等在办公室内，接待他的是Nestor公司总裁，戴维•福克斯博士。

D走进门时，一眼便看见福克斯的桌上正放着在报道过D的那一期《商业周刊》。戴维•福克斯略微了解了D的意愿和状况之后，立刻用电话唤来了工程师汤姆，一位高个子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美国小伙。后来D知道，汤姆也是老库柏的博士生，伍德先生的学弟。汤姆当然已知道，D是师兄伍德博士推荐而来，便直截了当地问：“知道库柏的模型吗？”

“不知道。”D老老实实地回答。在他读过的神经元网络书籍与文献中，的确未见人提过库柏模型。这也是使D好奇之处，特别库柏先生还是一位超导理论诺贝尔奖得主。

“那就让我们从这儿开始。”说着汤姆拿起了一支笔，顺手递来两张关于介绍库柏模型的印刷活页，便跑到挂在墙上的白板边上，随手画了起来。几年的美国科研生涯，让D觉得，美国的同行比自己更善于用图示与表格来表达他们脑子里的概念。

汤姆才讲几句，D便兴奋了起来，他吃惊地发现，库柏的模型与自己正在做的识别算法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D也发觉，库柏先生对他模型的理论解释竟与D脑中的理论概念截然不同。D开始仔细地琢磨，库柏先生是怎样将他的模型纳入了正在兴起的神经元网络理论？

接下来轮到汤姆先生吃惊了。第一次听他介绍库柏模型的中国人D，毫不犹豫地，用他那笨拙的英语，一个又一个地向他提出了关于库柏模型针针见血的各种细节问题。结束了此次约见，D回到家里，屁股还没坐稳，电话铃就响了起来。这次是戴维•福克斯亲自打来的电话。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的会议D给Nestor的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天是否有时间，再到公司来更深入地谈谈共同工作，发展Nestor模型的可能性与具体的要求？”D欣然同意，再次约好时间。

第二天再准时赶到Nestor时，接待他的就只是福克斯先生了。隔着宽大的总裁办公桌，靠在转椅上摇晃着的福克斯没急着谈正事，却乐呵呵地告诉D，他看起来与中国人是很有缘分的。福克斯说，1982年，他有机会在中国广东担任过当时最大的中美合资集装箱厂的美方厂长。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经历当然受到各方的关注。D想，或许福克斯的中国经历是这次使得Nestor对D这位中国人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吧。

福克斯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D与Nestor心理上的距离，也让D开始对这位一头棕色卷发、刚近中年、依然年轻的犹太人充满了新奇：广东的集装箱厂长怎么又当起人工智能公司的总裁了呢？

大家都颇有心理准备。没用几句话便达成了双方工作协议：在不涉及D原有工作专利权的前提下，D参与Nestor模型的研发工作，具体地讲便是参加汤姆先生的小组工作。Nestor将付D先生5万年薪和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选购权（stock option）。5万年薪谈不上很高，却也符合80年代末的市场标准。对D而言，算是这辈子没领过的高工资了。一个回合，便让人感到福克斯是位聪明人，他巧妙地避开了法律上敏感的区域，他要的是，以最低的代价获取D对Nestor模型的实质性帮助。D也挺高兴。他要钱吃饭，也愿意在能施展身手的地方做出贡献，但用不着廉价卖掉上帝送给他的礼物。更让他感兴趣的是，他想知道，与他做的这一套算法如此相似的东西是如何被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导向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的？

D高高兴兴地来见汤姆。分派给他的那间上班的小格子就安在了汤姆的旁边。两人已经认识过了，亲热地打了个招呼，D便开始了安装机器与研发平台。

就这么着，D算是在Nestor走马上任了，头衔是高级工程师。D一笑了之。回到家里D挺高兴，总还算得上是个在学术、收入上都还不错的一个位置。

Nestor是个很小的公司。全体员工没有超过50人。除了福克斯以外，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均是布朗大学的教授兼职。除了D的一脸黄皮肤外，公司也是一片“雪白”。细一了解，员工要么与布朗大学相关，要么与教授们有牵连，看起来是个“近亲繁殖”的小公司。但Nestor却是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你天天都可以看得见公司的股票在纽约交易所里上下抖动。年事已高的库柏博士当然是公司的旗帜与精神领袖。虽然在公司里，除董事会外，他未担任任何职务，但公司里依然为他布置了一个最大的办公室。他每一星期至少要到公司来一次，倾注着他对公司的关切。

汤姆说起来算是D的老板（即上级），头一天有过一次 “较量”，让D觉得，他还是一位正在兼顾读博士的年轻人。处的时间稍长，D便又觉得汤姆其实是一位很好的人。吃中饭是他们在一块神侃的时候。D一次挺好奇地问：“你学物理的，怎么干起模式识别来了？”

“你看他们，大家都是学物理的。布朗大学的神经元网络实验室就设在应用物理系。物理本来就是一切学科之源。”说着，汤姆便得意起来。

“有人说，数学才是一切学科之母。”D成心抬杠。

“那就一个算父亲，一个算母亲好了。”

汤姆来自新墨西哥州，一个学物理的世家。有一次汤姆曾得意地暗示，他父亲就是当年“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计划）中一位重要的人物（D当然知道美国最重要的原子弹研究基地之一就设在那里）。看来，汤姆来读库柏的研究生，的确与他父亲有点关系。他们或许是世交。跑来兼职打工的汤姆并不急于结束他的学位之旅。汤姆说，他在等他的女朋友，她还只是布朗大学医学院的新生。不过，在D看来，他似乎还没有找到什么才是他论文中属于他自己的新观点。他必须在库柏的模型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行。

要有没发表过的新东西，这是美国博士论文的必要条件。

从汤姆的微笑中能感觉出，他在期望与D的探讨中，能对他的博士论文有所启发。

两个月之后，D的工资被提升了一次。这超出常规，看来Nestor对他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D的工作是尽快地改进并完成Nestor为DEC公司设计的手书英文字母的识别项目。在D加入之前，该项目已基本完成了。D的任务是去提高它的精度，加快它的速度。因为Nestor明白，此前，D已独自做了一套不相上下的系统。

D首先把自己的识别核心插入Nestor原有的系统，并为它设计一个小小的投票机制。一个并不复杂的动作，Nestor的系统精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于是D暂时将其放置一边。接下来的任务，也使D更有兴趣的，就是深入地了解Nestor的系统改进并完善它。

前文已经简单地提过神经元网络。传统的，被人工智能界广为承认的计算机神经元网络（即PDP模式）大约包含如下几个要素：

“要有一定数量的，在电脑内被模拟的神经元细胞”。一旦确定了模型内的“神经元细胞”数，一般不再变动。

这些“神经元细胞”又按照一定的拓扑结构（再简单一点说，就是一定的几何形状）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就相当于我们身上一条条神经连接一个个神经元）。在这个结构中，会将“神经元细胞”分成不同的传输层次。这样一个处理，也可看成是在模拟动物的神经系统与信号的传递结构。一旦这些神经元细胞的结构被确定了下来，就要训练这个神经系统对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刺激模式做出反应。具体地说，就是要确定，一个特定的模式信号刺激下，神经系统中每一个细胞的每一条连接上应该的兴奋值，或者抑制值。如果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处在抑制状态，那么这个神经系统睡着了。反之，如果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处在极度兴奋状态，这个神经系统发疯了。如同动物的神经系统，在正常的清醒状态下，对周围的各种环境总是保持着一部分细胞较兴奋而另外一些较抑制。于是，动物对外部某一种模式的识别，就最终可看成它神经系统中不同区域的细胞在不同程度的兴奋过程。

一个小孩初生之时，大脑里没什么记忆，就像一张白纸。那么，电脑模拟的神经系统在建立之初，各个神经元细胞上各个连接端口的兴奋值（即一个阈值，超过了这个值，细胞就开始兴奋）也是随机设置的，没有什么规律。接下来，就是要训练这个系统，如同小孩接受教育。不断地将已知的模式给这个系统看或听。按照科学家为这个神经系统所设计的接受教育的方式，系统在不断地修改自己每一个细胞与每条连接上的兴奋门槛的数值。如果对每一种同一类型的模式刺激，最终都能够形成各自一群细胞上稳定的兴奋阈值，这个系统就有了记忆。就是孺子可教。行话叫系统收敛了。反之，朽木不可雕也，行话叫系统发散。

将一个未知的模式给一个训练过了的电脑系统去看，如果能引起系统记忆中的兴奋（每一类型的可识别模式都对应一个已经记住了的兴奋模式），那么这个模式被识别了，反之，电脑便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以上是粗略地描述了传统的神经元网络用于模式识别的大体过程。但库柏的模型却不是这样的。

库柏模型也将神经元细胞分成了三层结构。第一层对应输入的模式特征，第二层也叫内部层，第三层对应输出模式结果。他们的文献里并未详细交待这三层是如何连接的。但内部层上的神经元细胞数量并不固定，可随整个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间无限增加。它的每一个中间层细胞上具有一个加权系数。模型的训练实际上在做两件事：修改加权系数，增加细胞个数。这的确是和PDP模型不大一样。（对于传统的PDP模型，每增加一个新的神经元细胞，往往就须再从头开始训练原有的每一个神经元上的“阈值”。）

仅读他们发表的论文，D仍不得要领。可读过公司内的产品源码，D不禁心中笑了起来。其实这个产品的基础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动态程序（Dynamic Programming）方法。与D所使用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这也是市场上大多数从事模式识别软件产品的厂家最常用的方法。所谓动态程序，就是在模型所选定的特征空间里，找出一个已从未知的输入模式的特征矢量出发，到任何一个已存储在这个空间里，已知的模式的特征矢量之间最短的距离。所谓“识别”，离谁最近，就算是谁！

然而仅是动态程序方法是不能解释成神经元网络的。神经元网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输入与输出之间非线性的关系。而传统的动态程序方法无法满足这一点。库柏模型的技巧之处就在于他在传统的动态程序方法中模式的特征矢量的每一个分量上都加上了一个权系数。由于权系数在训练过程中被修改与调整，使得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再是线性的了。

看到这里，D禁不住心里说，“老库柏，狡猾狡猾的有”。这样一种安排，使传统的神经元网络PDP模式的鼓吹者即便不愿意接受这个模式，可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更何况所谓“传统”的模型也还是处于简单的初创阶段。人类对自己思维过程的生理解剖知识其实也知之甚少，仍然有待开发。

这件事给了D一个很好的提示。一个可调整权系数的动态程序方法被看成神经元网络，并非仅仅是某种炒作。一种现象，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的启迪。

Nestor的产品当时主要的应用市场是欧洲与北美的银行界。部分银行使用他们的服务来识别呆帐、坏帐与行为不良的信用卡使用者。这个市场也使Nestor一直活到今天。

又到吃午饭“神侃”的时候，D便问汤姆：“你有没有觉得RCE模型（库柏模型正式的英文名，库柏是中间那个C）与传统的PDP模式的不一样？”

“传统的模式大多是向后反馈，RCE是向前反馈。”

D觉得汤姆说得也有道理，便又问：“你不觉得RCE更像‘动态程序’？”

汤姆半天没吭声。D又接着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把所有的权系数都固定同一个常数……””

这次汤姆笑了。D也笑了，心想，你汤姆兴许也能从这儿为你的博士论文找着点什么。

转眼便是圣诞节，在一个充满贵族气息的家庭式的小公司中，这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公司里早早就张灯结彩，立起了圣诞树，并要求员工一定要着盛装与全家来参加圣诞晚宴。D也有些好奇，就与d也尽可能地“盛装”出席公司的晚宴。一棵大大的圣诞树立在了会议室的一角，会议室的中央是铺上了台布、摆上了鲜花的三张长长的条桌。福克斯博士早早就来到了公司的大会议室。作为公司的总裁，他得主持今晚的晚会。他还得提前退席，赶回家去主持家中的团圆晚宴。福克斯家在康州，距罗德岛还有一百多公里。他是D在美国见到的惟一的一位天天开着私人飞机，早出晚归，飞上三百多公里来上下班的人。

为不影响各自家庭的聚会，宴会六点钟准时开始。D与其他“小兵们”已先行入座。接下来，库柏博士率领着一群教授们像一队企鹅般鱼贯入场。他们脖子上系着各式各样的领结，有的领结上还镶嵌着家族的勋徽，让人联想起那遥远的欧洲宫廷。

衣着整洁的侍者依次送上了一道道菜，悄然无声的从背后斟满了酒杯，这是由周围的酒店提供的职业服务。在同事们彬彬有礼的交谈中（比平时吃午饭可是规矩多了），惟一非白人的D与d总觉得有那么点刻板与不自在。看来还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致完了宴会辞的福克斯，与同事们一一打着招呼，他要告辞先走一步了。路过D身旁，聪明的在中国任过一年厂长的福克斯立刻感觉到什么。停了下来，向侍者要来两杯红酒。递一杯给D，举了下自己的杯子，说：“为D在Nestor的工作！”

喝了一小口，将杯子放到桌上，笑着转向D：“打算与库柏一起发表的论文写好了吗？他在等着读呢。”说着，他拍了拍D的肩膀，告辞了。望着他急匆匆的背影，D想，他怎么知道我要与库柏一起发文章呢？可又一想，在这么一个小的公司中，持25万美元的年薪，是应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才对。

在与汤姆探讨过RCE模型后不久，D有过一次与库柏先生“无意”中的谈话。大概是库柏每周一次的例行巡视。但这次，他路过D的“小格子”时停了下来。

“你好，D先生。”

D回头一看，急忙恭敬地站起身来。多少年的教育，都让D感觉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己心目中那块高大的丰碑。

“我已经听说你对RCE模型有某些看法，能说给我听一听吗？”

“当然，当然……”

于是，D在敬畏之余，向一位长者做了一点小小的“挑战”。正因为D是独立地创出了自己的算法，虽然它比RCE模型要粗糙得多，但他又的确有着自己独到之处。D向库柏先生毫无保留地介绍了自己在动态程序这样一个思路下，做过的与RCE模型相似的工作，并把这两个模型做了简单的类比。

库柏先生听着，微笑。D未能看出库柏心中的含意。库柏先生拿起了粉笔，走到白板面前画了两根矢量，然后向D讲解了，他觉得D对模型理解还不够深入之处。库柏建议D再对模型做些更深入的研究，并承诺他愿与D共同署名发表相关的文章。结束这场谈话之时，望着这位洋溢着贵族优雅气质的长者，D心中涌出一丝包括感动在内，稍有些复杂的心情。

然而，D最终也未能再发表论文。就在圣诞节过后不久，遥远的西海岸，西雅图市一位年轻许多的高中毕业生，也向D发出了邀请与呼吁。那就是正在电脑业里迅速攀升的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先生。

终于，D再次走进了福克斯的办公室。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福克斯并未感到意外。并未问D有何来意，他径直拿起一只粉笔也走到了白板边。白板上他写下了三行字：

金钱

名誉

权力

“你是否清楚？你究竟最想得到的是哪一项？”福克斯两眼直视着D。

D觉得这也实在是太直截了当了吧！D当然知道，福克斯博士读完了学位后，自己也成立了一间小的人工智能公司。短短几年后，他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IBM，远走中国广东去就任了集装箱厂长。接着，又杀了一个回马枪，选择Nestor落下了他的脚跟。他是否在暗示D，你不妨把你的东西卖给大公司，但选择什么地方落脚是另外一回事。这包含了他的人生经验，或许还有一个过来人对一个野心勃勃的来自中国的后来者的一丝善意。

D没能正面回答福克斯博士。可他也忽然想到，人除了能够生存以外，其实，分分秒秒再去追求的无非只是精神上的快意罢了。金钱、名誉、权力，说到底也还只是去追求快感的手段，就如同求知、助人、殉道与献身一样！

D向福克斯总裁辞去了工作，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也学了他应该学的。福克斯也未做任何挽留，D离开了Nestor。

山雨欲来

（一）认识新朋友

正当D与F先生到加拿大去打造公司，与汤姆在罗德岛埋头RCE模型时，美国IT工业界又掀起一波风起云涌的巨变。PC在不断地蜕变，每脱去一层壳，便长大了一圈。386 PC问世了。内存芯片与硬盘容量在迅速增长，价格直线下降。各式各样的外接设备的插件板与相关设备，在全球的厂商，特别是台湾、新加坡、南韩等东南亚厂商的热烈响应之下，蜂拥而来。与苹果机操作系统风格一样高雅的Windows在PC上面世了，这给用户带来更多的方便。虽然使用的还不是今天风靡了世界的TCP/IP网络协议，但网络在PC上也不再是瓶颈。

随着物美价廉PC的广受欢迎，IT业里又升起了一批新星。做操作系统的Microsoft，做CPU芯片的Intel，做局域网的Novel，做编程语言的Borland，群星都开始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自己并未赚到大钱，当初无心插柳的IBM，看着此刻群莺乱飞、百舸争流的局面，是要感慨万千了。

128公路边，众多的小型机公司，王安公司、Primer、Nova等等，一家接一家坍塌。终于，冲击波也扫到了波士顿最大的DEC公司。DEC是个全频谱的电脑公司。此刻在美国电脑界有着排行第一的规模，从大型机到工作站都生产，但在业界最为人称道的是它赖以起家的小型机。它的PDP 11系列，它的VAX系列，都在计算机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VAX机中使用的精巧设计的单一总线，在行家眼中堪称艺术品。可任何成就，一旦成了包袱，就面临被初生牛犊吞噬的危险。被PC大潮的冲击，准备不足的DEC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地裁员，以应付销售额的下降，力求渡过这一难关。事实上，从这一冲击开始，DEC便一蹶不振，几经挣扎之后，终于在90年代被以PC起家的Compaq吞并。

被DEC裁员的工程师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正在Nestor工作的D，再一次接到伍德博士从DEC公司打来的电话。他介绍两位资深的朋友与D相识。于是，在波士顿郊区128公路边上一间酒店大堂里，D结识了两位从DEC提前“下岗”的资深雇员。高大的金发北欧后裔约翰，是在DEC有37年工龄的市场经理。黑头发意大利后裔兰巴迪，律师，现任波士顿某律师楼的副总裁。一反过去，D常感觉到的白人的“居高临下”（格外冷漠或格外关照），两位绅士均显得格外谦恭、热情。简单地寒暄之后，他们就建议，以他们几位DEC的离职人员的经验与判断，D在手写字符电脑识别这一领域内的技术，应能代表美国工业界现有的水平。他们希望与D共同努力将该技术送进美国工业界的主流市场。

靠在沙发上，品着热咖啡，D笑着问：“你们是指DEC吗？”

“当然，……现在不是。”围着咖啡桌，他们也苦笑了。

一批老手，目标相同。酒店里，虽然什么协议也没签，但大家也大致谈妥了：“洋鬼子”出面，亮出Dtech的牌号，推销Dtech的技术，成交之后，他们提取销售额的10%。

于是，一边在Nestor打工，另一边，一周两次，与兰巴迪、约翰等人在128路边的酒店聚会一小时。从此，四星级酒店大堂咖啡厅成了Dtech公司的会议室。大家喝杯咖啡，观赏着出入的住客，交换一周IT业内新的动态。

通过每次聚会，大家都越发感到，PC在更猛烈地冲击着小型机，在“快行线”上更快地加速。同时，以笔为自然输入方式的PC，已经出现在PC的市场。他们兴奋地谈到，华尔街甚至开始预测，在近三年之内，基于笔输入的PC与PDA将会占到整个PC市场份额的35%。

事实上，PC上CPU（中心处理器）芯片速度又不断地取得快速的进展。在PC上使用自然方式，如语音输入与笔输入，从技术角度而言已成为可能。华尔街真的吹起了发展笔电脑的风（查查90年代初的美国IT出版物，便可发现这一论点比比皆是）。紧接着一批试探性的基于笔输入的PC问世了。硬件产品，在IBM PC系列中，GRID成了最出名的品牌。苹果机系列更保持着它的一贯优雅风格，为即将推出的笔电脑“牛顿”大做广告和大造舆论（大概寓意着苹果落在牛顿头上了吧，与PC相比，“牛顿”已更像今天最高档的PDA了）。笔电脑与PDA在美国IT工业界一时还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华尔街吹起的风，无论对错，都非比寻常。但作为笔电脑的基础技术，刚刚走出大学实验室的识别技术仍然十分娇嫩，它的实用性与准确性离市场的期望值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在这轮竞赛中唯恐落后的各大公司，未雨绸缪加大力度、紧张地研发着自己的技术，同时又用放大镜与望远镜在全球市场上搜寻能够导致他们在此领域内领先致胜的相关技术与关键人。就是这一刻，他们的工业情报系统，盯住了还躲在自己的小单元公寓中，不知深浅而又跃跃欲试的D。虽然，他们还只是盯着。他们不仅关心D所做工作在这一刻表现的好坏，他们更关心，D所做的工作搬到更优异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提升的潜力有多大？在激烈的市场斗争中，对高科技行业而言，“第二好”没有太大的意义。

约翰与兰巴迪，开始奉劝D，立即离开Nestor，全力以赴，开始冲刺，向美国最大的那些主流公司展示Dtech的笔输入技术了。否则，市场窗口稍纵即逝。

IBM纽约州总部研究院、AT&T在德国慕尼黑的分部纷纷发来了邀请，询问D是否愿访问该部，并做一次演讲（talk）？邀请的措辞虽客气有加，可D明白，无非是一群同行专家们聚在一起，掂量一下，看看这位既没有多少出版物，也名不见经传，突然在美国工业界这一领域内引人注目的中国人D，到底有多少货色和什么样的货色。邀请晚到一步，D失去了“自由之身”。被灵活的小公司Nestor，懂得中国人的福克斯，捷足先登网入壳内了。虽然D保有自己研发物的独立性，但美国的职业道德与公司习惯法均不允许雇员做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除非D以正在服务公司的名义去回应。兰巴迪与约翰再次强烈地怂恿D应立即适时辞去Nestor的工作，亮出Dtech的旗号，对诸多大公司一一做出响应。只有如此，才有真正大赢的机会。大家一致声称：机会！难得的机会！！！

D，包括一直在异域为生存而苦斗的全家，面临极为困难的抉择。摆在前面的，不过是一座座名震武林，难断输赢的“擂台”，但立刻要丢掉的，却是一份对一个新移民应当予以珍惜的，已经开始赢得尊重了的Nestor的工作。对贫穷线上徘徊了很久的家庭而言，这还意味着一份丰厚的、举足轻重的年薪收入。

年已过四十，作为家庭的男主人，挣扎在生存与发展之间，当然体会得到长期以来生活的压力。可D还是选择了辞职。这样的事他已经做过几次了——离开军队，离开中国科学院，离开了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仿佛冥冥的太空里一只无形的手，一次次推着他做出在那一时刻看来多少有点可惜的决定。也许正如他以前讲过的：一穷二白的好处就是做任何决定，钱的份量都不重要！

D没有德国旅行签证，由不需签证的美国公民兰巴迪代表Dtech去了慕尼黑。约翰呆在波士顿家里居中协调，安排大家的旅行的时间与顺序。D只身奔赴纽约州的IBM研究院。D要在他们设置的一系列讲台上，向那些给出问号的人讲清楚，他在做什么。

（二）地雷的秘密

那么，D到底做的是什么呢？

前文也已谈过，模式识别仅是人工智能中的一个分支。在模式识别中，早期使用得最为经常与成熟的，是基于概率论中的分类理论与矢量代数中的最小距离理论。以后又逐渐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语义法理论和神经元网络等理论。虽然D在工作中要涉及到如何灵活有效地使用以上这些理论。也写过一两篇文章，但D认为，他在上述理论上并未做出值得一述的有意义的发展。在D看来，与同行们值得一谈的是他对模式特征的提取与机器学习过程的一系列灵感与实践。

所谓特征的提取，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并且也要由此及彼的过程。用近代信息论的观点去看，就是一个熵的概念。对一般读者而言，熵要难懂一些。换一些非学术性的语言去讲，就是要找出你所关心的那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不同之处。包括双胞胎在内，天下没有两件事是一模一样的。不同之处发现得太少，不足以区别两件事的不同；太多，不仅仅是浪费资源，更让你眼花缭乱，反倒顾此失彼。

更重要的发展是，在D看来，人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个“自举”（boot up）的过程。人要去掌握下一步的知识，总是基于对前一步知识的掌握。比如说，人类的视觉，最初只有光明与黑暗，接下来有了颜色（婴儿床边多挂些五颜六色的玩具），再接下来才是花花世界。学习总是循序渐进的。“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古人早有论述。

但机器的学习过程，乃至接踵而来的机器识别过程，科学家们都更倾向于让它们一步到位，或者说“毕其功于一役”。在90年代初，D（有限的视野中）读过的论文大体如此。比如，在使用神经元网络的科学家看来，不必考虑中间阶段状态所存在的变数，从未知模式特征的输入端到结果模式的输出端，系统的训练过程一次完成。在各种各样计算 “距离”的算法中，往往计算的也是从原始矢量的出发点到最终目标矢量之间的距离。科学家们忽略了（至少是没有强调）其中各种各样的中间结果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其实，人类认知过程并非如此。比如认字，人总是先看到起点，再看到笔划，再认出偏旁部首，最终确认整字。当一个字迹模糊不清时，往往一个偏旁的确认，会导致识别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人的听觉也是如此，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你听到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其中你抓住的几个关键字往往决定了你对整句话的理解。

在众多的机器学习与识别模型中，知识结构的中间过程被忽略了，或者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强调。这是个在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不同的理论模型上都值得深挖的课题。离开校门后的D未再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未系统地用同行们的学术语言深入地阐述过上述观点。他还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他必须先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东西来谋生。对英文依旧勉强的他来说，用机器的行为来表达，去说服那些权威的公司，实在是好过任何语言。

在向各公司的报告中，D未加保留地强调了自己算法中的两点：

在信息特征的提取中，充分与自觉地使用“熵”（entropy）的概念。即，你在系统提取模式特征中所使用的规则，是否经得起“熵”理论的检验？

识别是分阶段进行的。即，先识别一系列中间结果，再从中间结果出发，识别出最终结果。这比一步到位要稳定得多。

D向同行们展示自己的工作时，乐于将一人的报告会变成同行们共同的探讨，放手让这些只隔着一层“窗户纸”的专家们上机做各式各样的定向测试。他不介意自己的系统还存在着众多的缺陷。探讨与测试均能使自己从这些高水平同行的反应中学到许多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众多大公司的邀请，Nestor短暂的工作经验，使D充满了自信：也许他还算不上该项目“奥运金牌”的得主，但至少在这一时刻，他离那一届“奥运金牌”的距离并不远了。

（三）周游“列国”

D刚刚回到家里，约翰送来了新的计划。微软公司，苹果公司和Go公司分别向Dtech发来了邀请。

在这一轮已经来临的笔电脑风潮中，这三家公司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位置。微软公司与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业中已各领风骚。苹果公司优雅的产品吸引着大批白领阶层与雅皮士用户。微软公司的表现直接关联着，价格更为低，应用程序更为丰富的IBM PC上的整个软、硬件集团，也关系着苹果与PC谁是个人电脑市场上最终胜利者的这场竞争。任何一个技术新动向，都会引起此时尚不分胜负的两大集团军又一轮新的角逐。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海岸的硅谷，IBM公司投资组建的Go公司突然异军突起。这让微软的比尔•盖茨先生感到了一个不祥的信号。

当Go公司跑到东海岸来展示它的产品时，还在Nestor打工的D也注意到，Go不仅宣布，它是一个笔电脑软件公司，它还同时强调，它是由IBM投资，定位在PC上的操作系统公司。业界的人都看出来，老谋深算的IBM，一面开始研发自己的独立于微软Windows 3.0的，名为OS/2的PC Windows操作系统；另一方面，又在公司以外，扶植一间PC操作系统公司Go。IBM开始从左右两面来夹击这间原本由它扶持长大的，现在却难以控制了的微软公司。可微软公司也不再是IBM那只老母鸡翅膀下的小鸡。盖茨先生应战了，他非常清楚，他必须把Go掐死在摇篮之中。随即，微软公司的相关部门动员了起来。

在这样的气候下，三间公司向D发来了邀请。他们都在关注着笔电脑中任何相关技术的任何最新发展。D决定与兰巴迪、约翰三人一起，共赴这一趟西海岸的“叩门”之旅。第一站是西雅图的微软公司。

西雅图市，如果把中国地图与美国地图重叠起来，类似于中国地图上伊犁的位置。这座美国本土西北部的一个边陲城市，毗邻太平洋，充满湖光山色。法国人最早发现了这个美丽的海湾，那时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西雅图就是个印地安语言的称呼。接下来的英国人又把这里当做从印地安人那里收购毛皮的货源集散地。但英国人并未在这里垦荒殖民，这使我们至今依然能感觉和享受这里蓝天、绿野、清澈的湖水、皑皑的雪山，数百年来天人合一的良辰美景。太平洋的暖流又沿海岸线从西北方向吹来，使得如此高纬度的一座城市四季如春，终年绿意盎然。

微软公司地处大西雅图地区的东部，一个叫瑞特蒙得（Redmond）的地方。公司园区与西雅图市中心隔华盛顿湖相望。在几块挺拔高大的红松林地包围之中，十座二层X型楼房相互联成一个圆环，形成了微软公司园区的中心。当Dtech一行三人沿园区公路驶进微软时，都不由惊叹这个园区犹如一座花园般的美丽。和这座悠闲的园区相比，6000位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员工，他们的忙出忙进又让这个园区显得来去匆匆。

老D三人的车停在了5号楼门口。1990年，这里是微软新成立不久的笔视窗研发组的所在地。有过与IBM等公司的交流经验之后，D在约翰与兰巴迪两位西服革履人高马大的“大鼻子”左右陪同之下，气定神闲地走进了微软公司。

两天的活动，从“笔视窗”这组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Dtech全体同仁都能感觉到，他们这一趟演示与报告（presentation）是成功的。回旅馆途中，西雅图的美景让D不由自主地小声哼起了《重返苏莲托》。兰巴迪忽然大呼了起来：“意大利歌，你在唱意大利歌！”

靠在后座的椅背上，兰巴迪大声地用意大利文也唱了起来。哈，兰巴迪也有一副好歌喉，标准的意大利男高音。他兴许也在惊诧一个中国人会唱他们的意大利民歌。

“你学过唱歌吗？”D开心地问。

“在意大利，人人都是歌唱家。”兰巴迪毫不含糊地回答。

不同肤色的几位中年人，可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这趟出游，24小时近距离地相处，让D有机会了解这两位蓝眼睛的洋同事工作之外的方方面面。

约翰，高头大马，一身金色的汗毛，典型的北欧人。人近60了，健壮得犹如一头牛。无论走到哪里，总比D与兰巴迪早一小时起床，到室外去跑一到两英里，汗流浃背再回到旅馆，开始一天的工作。下班后必不可少的，一定要跑到街上去找回一只大号的冰淇淋，大快口颐。兰巴迪便拿约翰开心，简直是个老小孩。每天一只冰淇淋，能量刚好抵消早上那两英里跑步所消耗的。约翰总是呵呵一笑了之。约翰是个老实人。大学一毕业便加入了DEC。工龄几乎和公司年龄一样长。可这也没挡住DEC一遇麻烦便请他失业下岗。约翰又是位典型的奉公守法的美国人。37年来为DEC做市场，使他的朋友遍美国。Dtech此行一路吃、住、车辆自然由他先行安排。

兰巴迪就不同了。用约翰的话讲，是纽约曼哈顿意大利街区上长大的“小混混”。但在D看来，兰巴迪绝对是位非常聪敏之士。当初家境贫寒的意大利移民，跑街的小混混，如今是波士顿律师楼的副总裁，想必是拼打了几十年。刚过50岁的副总裁觉得有点累了。美国的律师楼大多是合伙人制。累了，少接或不接新的案子就是了。歇了几个月，再一出山，便碰上了Dtech。他眼珠直转，聪明如兰巴迪，立马找上门来，欣然出任Dtech公司总经理，工资分文不取，但要提取公司10%的毛收入。看来，这两天的旅行让他觉得，他的眼光没错！人也又兴奋了许多。

首战告捷。约翰另有所忙，便决定先行返回波士顿。Go与苹果公司均在硅谷，机场分道扬镳，兰巴迪与D二人继续前行，再飞旧金山。

苹果公司的产品风格优雅，但苹果公司却显得门禁森严。与微软不同，Dtech访问过的每间会议室门口均站着一位手持步话机的保安人员。会议尚未开始，对方便送来了几张纸。D扫了一眼标题——“保密协议”，即，在苹果公司所见所谈均须保守机密。D笑了笑，转手递给了兰巴迪。心说，这回你律师有事干了。

和其他的公司也不一样，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苹果公司已有的产品，也并没有要求D介绍什么。然后他们就非常有兴趣地一个又一个走到D的系统面前做着各自的定向测试，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生涩的口音中，听得出，他们大多是俄国人。一年以后，D就明白了，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工作职务上的角度，他在苹果公司遇到的这些“苏联老大哥”，以前苏联科学院数学所院士斯迪潘•帕契科夫（Stepan Pachikov）为首的手写识别小组，都是他在微软期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已使用了他们的技术。把Dtech请来，不过是消息灵通的苹果公司在仔细掂量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竞争对手的份量。蒙在鼓里的Dtech送上门来让他们测试罢了。

会议结束时，这些老俄们还是勾起了D中学时代对“苏联老大哥”的憧憬。笑嘻嘻地，D向这些老俄背了一首他还记得起来的俄文诗（俄文倒基本忘光了）。望着老俄们略显好奇的表情，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又加了一句“大四维打你呀”（俄文“再见”），D带着一点莫名其妙的得意，与兰巴迪一起结束了苹果之行。大约三年之后，D作为主人，在微软公司接待了斯迪潘•帕契科夫院士的到访，也再次见到了这伙在苹果公司内有过一面之交的“苏联老大哥”。

Go公司里是和微软风格一样的一群极优秀的年轻人。访问中，他们同样与D交谈甚欢。然而，此时的Go其实已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三心二意的IBM不过是拿他们作为牵制微软的一粒棋子。而市场尚待培养，又使Go自身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公司的发展。初期优异的表现只不过将自己置于比他强大许多的微软公司的枪口和准星之下罢了。

结束了此行该做的工作，D的心情轻松了下来。犹如当年结束了高考，虽未发榜，却感到无事可做了。兰巴迪带D去逛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去吃意大利的海鲜。旧金山之行有点像旅游了。一边玩，两人一边海阔天空地神聊。

两人不知怎么又聊起了宗教。这是在美国的办公室里，同事间一般不深谈的、触及个人隐私的话题。D便说，如果去掉专政，更强调些阶级间的合作，那共产主义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人类理想。

兰巴迪又问D：“你信神吗？”

D笑了：“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灵魂大概是‘无可救药’。”

D又接着说：“你读过一位飞机驾驶员写的一本叫《沙鸥》的小说吗？据说那是70年代美国的一本畅销书。还记得书中的主人翁，那只小沙鸥？他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学飞。书中不是说嘛，他的上帝就是‘飞得更高，飞得更快’。”

“想起来了。”兰巴迪也是位喜欢读书的杂家。

D说：“如果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位上帝的话，那我的上帝就只剩下‘做出我最好的来（Do My Best）’。就是说，如果已尽力而为，那即便一事无成，其实也可心安理得了。反之，功成名就，尚不必陶醉，还大有更上一层楼的余地。”

“嗯，……”兰巴迪在琢磨。“Do My Best 也是许多美国人的信条。不过，你的解释似乎更带东方的色彩。”

回波士顿的路上，兰巴迪开始抱怨他那处豪宅的厨房该翻新了，那才分手的情人也要打发。看来，大家都闻到了钱的味道了。

走进微软

正如大家预感，一回到家里D便收到了微软公司的通知，希望尽早再到微软进行下一轮商业性谈判。不过，如何响应微软，Dtech内却揪起了一场“路线斗争”。

D觉得，应尽早与微软做商业接触。兰巴迪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再吊一吊微软的胃口为好。在兰巴迪等市场销售人员看来，一个大电脑软件公司，如微软，相中了某项新技术，它就应当付、也付得起与一个大公司身份相称的钱。从谈判战略上讲，过于主动，并不有利于自己的谈判地位。

D，一个技术人员，有过并行公司的反面经验，心中有个更重要的情结。他认定，一项技术发明，特别是工业应用技术，最好的结局是被工业界广为使用。只有这样，才使得一个技术人员的生命显得更有意义。D比旁人更明白，他正在做的课题，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可能比同行领先半个肩膀去撞线，但对一项技术而言，这远远不够。睡昏了头的兔子们一旦醒来（其实已经苏醒了），便会三步两步超过他。这不是一个实力均衡的竞赛。一个新生的果芽，必须找到一颗坚实的砧木，才能结出硕美的果实。在北美土地上，走访了许多公司后，D对朝气勃勃的微软公司情有独钟。

究竟哪种意见对呢？十几年后，仍然让人难以说清分歧的双方谁是“左倾盲动”，谁是“右倾机会”？

不管看法如何，大家还是决定，依照微软的安排，有劳D再跑一趟，探探虚实。无非是另一个二到三天的旅行。微软已在机场预置了机票，D直接登机就可以了。再到西雅图，下了飞机，对方也已备好了一切。在机场领到租好的汽车，照地图开到事先租好的酒店套房。晚上住定了，D才收到了笔视窗部门总经理克瑞克的电话。问候了旅途，克瑞克略带兴奋地说：“知道吗？这次邀请你是盖茨的决定。”

坦率地讲，D并不真的明白盖茨的邀请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早上，D自己开车再抵5号楼，笔视窗的主要骨干已在会议室里一字排开，准时等待着他的到来。热情简单地寒暄后，微软方面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图。D说这也是他再飞过来的目的。既如此，大家又移师到10号楼的会议室，坐定，一位和D年龄相仿的男士和一位衣着整齐的女士走进门来。男士热情地伸出了手，女士接着为每人送来一杯咖啡。上次未曾见过面的男士自我介绍，麦克•布朗（Mike Brown），负责与D洽谈收购Dtech的一切细节。女士是玛丽小姐，负责这件事的微软执行律师。事态的发展突然加快了速度。D的确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以为，对一个如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而言，所有一切还需等待不断地请示与汇报。其实，这一次，邀请他再访微软时，在微软内部，从比尔•盖茨开始，事情已经敲定了。以下，不过是执行盖茨先生的决心与意图罢了。

D只好抱歉地说，他并不知道事情的进程是这样的。他既没有携带所有的文件，也没有与同伴做任何最后的决定。布朗先生笑了，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是这个方向，那就让我们现在就来做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

“那我首先应把这里的情况与同伴做一个通报。”

“好，你可以使用这里的电话。”布朗指了一下会议室的一角，“我们将在办公室里等候。”说着，布朗与律师玛丽微笑着退出了会议室。

D拨通了电话，简述了微软这次大幅度的动作。

电话另一边，兰巴迪说：“好消息！但不要再谈什么，尽快回波士顿。”

犹豫片刻，D以为，目前的形势，不应该再将它放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D还是下定了决心，看来，自己得在西雅图多待两天了。

布朗笑了。其实，由盖茨先生执掌的强大的微软机器已对D本人、D发表过的文章，甚至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D的家庭，Dtech的公司组成、关系，法律状况，一切一切，了如指掌了。

“好，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首先，你需要一个能代表你的律师。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律师事务所的名单，你可挑选喜欢的一家。费用，我们先为你支付。以后从合同中扣除。”

一连几天紧张地工作后，合同草稿电传回波士顿。正在上高一、14岁的儿子wd却提出了合同中一串大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这又引起了布朗对D一家的兴趣。布朗决定请D的夫人与儿子wd从波士顿飞到西雅图来共进周末晚餐。wd与他妈妈倒是兴冲冲地从波士顿飞七八个小时赶了过来，不过wd只想到西雅图来玩一趟，不想去吃那顿饭。D与布朗也无可奈何。

D与微软的“谈判”却显得有些微妙。大多时间都是两位律师在草拟文本。D倒成了旁观者。笔视窗小组的那帮伙计们闻讯跑来，带他去游西雅图，百年历史的公共市场，与富士山一争风采的瑞宁雪山，科克兰得镇上的海鲜大餐……反正笔视窗部门电脑里这帮洋鬼子小青年大都是单身汉，微软也是个不考勤的公司，有的是时间，还可借机探讨一番模式识别的理论与技术。

一天，一位叫杰佛•瑞恩（Jeff Rainks），年仅三十来岁，高个子的小伙子，在克瑞克陪同下跑来看看D。克瑞克介绍说，杰佛是他的上司，负责笔电脑的副总裁，D有些吃惊。主持全球电脑业界一个如日中天的公司副总裁，竟然这样的年轻。东西南北的瞎扯了一通，瑞恩大概也感觉到，D谈判中并不懂如何讨价还价，分手时，就挨着D的耳边悄悄地：“盖茨已讲过了，x位数。”

说着，拍拍D的肩膀，神秘地笑了笑，告辞了。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的杰佛•瑞恩已是仅排在盖茨与鲍尔曼之后，位列第三，负责微软公司北美事务的老资格高级副总裁了。依然年轻，来日方长。

到底还是由布朗先生在已开出的价格中，自己再加到某一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像《镜花缘》中的君子国）。D虽觉得，离盖茨的“x位数”还有点距离，可又一想，留有余地，大家不都感觉舒服吗？便欣然拍板，成交。

老实说，除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D，还不知道这个有关个人利益的谈判应如何进行。他也从未想过，他的那点小聪明会值到x位数。这在他看来实在是个天文数字。仅这一点便解除了他在谈判中的心理武装。其次，D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人员，使得他不愿意去冒失掉微软公司的危险。在他相对简单的思想中，这里是一项新技术真正能够成长壮大起来的最好归宿。

不管怎样，或出于任何一种商业目的，x位数，作为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以及微软公司和盖茨本人对D所做工作所表现出的价值观，让D沉思良久。

在厚厚的一叠合同上一页一页地签过字以后，玛丽律师送来了一封布朗先生的信，短短的两行。信中说：近一个月来，其实他有许多比Dtech更重要的事要处理，……但他仍为与D相处的日子感到愉快……

从短信的签名中，D方明白，和他谈了这么久的麦克•布朗就是执掌着数百亿美元的微软公司法人代表、司库，主管财务的高级副总裁，麦克•布朗。

派这样一位高级别的主管来与他谈判？D才明白，“盖茨决定”的含义。

布朗很得意，一个月来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得很好。D也感叹，除了知道他是微软的谈判代表外，并不知道他还是谁，从而也不卑不亢，平等相处，一个月来，也就多了份工作之外的情谊。签完了字，D该回波士顿准备搬家了。分手时，布朗与D约好，搬过来之后，还是要一起吃那顿饭的。

1991年10月，D走进了微软公司5号楼那间属于他的办公室。

微软将款直接汇给了他们。兰巴迪、约翰等收到了按协议规定的款项后，也签字画押出局了。他们对西海岸与微软都没有更大的兴趣。他们做了应该做的，拿了应该拿的。虽然，微软与盖茨先生感兴趣的，更多是D这个人；虽然，最多两个月，平均每周两小时，或多或少，聊聊天而已。多少年后，D回想起来，仍觉得三七开大体是公平的。约翰与兰巴迪，他们过去在美国社会中的经历，犹如一套名牌西服（Suit）抬高了D的谈判位置。

在任何一个“成功”中，技术并不是惟一的东西。

注①：美国的公司法规定了三位法人代表：总经理、司库、秘书。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布朗先生已在数年前从微软退休。此后，担任了美国那斯达克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之一。

注②：另一本英文畅销书《Barbarians Led by Bill Gates—Microsoft from Inside》（《比尔•盖茨统领的一帮野蛮人——从内部看微软》），从第122页到126页，从微软方面记叙了为什么微软要求D加盟，并描述了D走进微软的过程。该书作者：Jennifer Edstrom & Marlin Eller；出版社：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第六章 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说IT与微软

先捡好听的

今天，如果你打开世界上任何一份IT报刊杂志，或者走进一家稍大的书店，你都能发现，有关微软的新闻报道、文章书籍，乃至政府的文件、法官的判词、券商的股评，五花八门，洋洋洒洒。D在微软里面打工时，偶有读到，也觉十分有趣。有的如隔靴搔痒，有的如瞎子摸象。以后，D没有机会走进，比如哈佛、斯坦福等等著名商学院，不知在做过专门研究的企业管理专家眼中，在一个个课堂案例分析中，是如何分析和论述这个依然被摆放在聚光灯下，让许多政府与同行看着“不顺眼”的微软公司。

尽管，微软的股票不断地在上下翻动；尽管，割不断，理还乱，联邦与地方、政府与同行层层包围，官司缠身。但，左突右杀，微软依然保持着上升之势，不顾.COM（互联网公司的代名词）的萧条，微软员工继续膨胀，几近五万人。软件业中，爱也罢，恨也罢，微软目前尚无敌手。

可，还是当年的微软吗？还是在盖茨统帅下的那群“野蛮人”吗？

20世纪90年代初，以资深软件设计师（Senior Software Architect）的身份，D走进了微软。在盖茨、瑞恩等人直接策划下，参与了微软击败Go的战役。这多少被美国IT业舆论指为“野蛮人”的行为。一眨眼的功夫，几年厮混下来，与这帮洋鬼子成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D多少对“野蛮人”有了一点体会，也难免沾上了一点“野蛮人”的习性。

1994年陪同友人参观西雅图湖东区名胜双峰瀑布时摄，D时任微软“高级软件结构师”

“野蛮人”当然不是“贵族”，他们不喜欢西服领带的捆绑与约束。老D（在微软，他的年龄可以称老了）走进美丽的瑞特蒙德园区，走进5号楼，走进他的那间办公室时，园子里一共六千多位微软员工。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整日里只穿牛仔裤休闲衫，不知几点钟上班，也不知几点钟下班，平均年龄仅27岁，绝大多数是白皮肤的洋鬼子。此外，数百名黄皮肤的假洋鬼子，大部分是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中国人。与黄色族群人数旗鼓相当的是棕色人群，在微软内算得上称霸一方的印度工程师。黑皮肤的同事凤毛麟角。那功夫，园子里的硕士博士还只算是“少数民族”。包括盖茨在内，各级骨干，高中生大有人在，并不稀罕！

注：“野蛮人”——Barbarians，英文中的典故。指欧洲历史上西哥特人，打垮了古罗马帝国的北方骑兵们，迁移到欧洲的匈奴人后裔。

创业的“野蛮人”不仅年轻，大多有些特别的经历。PC诞生之初，美国各大学教育及科学研究机构，都不认为是可登大雅之堂的精品利器。直至90年代初，除了用于文字处理，在这些部门中少有机会能见到PC的踪影。但价廉的PC从80年代起，从小企业、小机关开始，很快便找到它们的使用价值与位置。不知不觉又成了广大中产阶级家庭的宠儿。于是，就有了伴随着PC成长起来的一群群孩子。他们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在还没在课堂上学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之前，在家中，在各式各样的青少年电脑俱乐部，把PC早玩了个溜熟。其中的优秀分子不再满足PC软硬件厂商提供的有限能力。年轻人的朝气、好奇与野心让他们开始尝试一个个PC上还没有的东西。一年又一年，PC功能越来越强，孩子们也长成大人。微软公司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这批特定环境中长大的、练过一番“童子功”的群体，不断地走进微软队伍，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微软公司早期各个层面上的骨干（包括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在内，年轻时的他们只是将类似这样的过程提前到六七十年代的4位机和8位机上，早一代而已）。

除少数后期进入微软的员工外，在微软员工的名片上你是见不到博士硕士的头衔的，即便他们读完了博士。

D在微软的“八国联军”，右上角为小d，D为持相机者

正是这批构成早期骨干自身的经历与特点，形成了让人很容易便可感受到的、与IBM那批更早期电脑业龙头老大不尽相同的微软文化。随着微软如日中天，早期骨干的退休与再创业，这种文化在西海岸的软件业中弥漫开来，成为美国软件业中一股潮流。

混入了微软的D，当然也浸在这大潮中随波逐流。虽然大小也还是个“官”，可也难免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瞅着新鲜，也就努力用心揣摩。比起摸象的瞎子来，好在还是把眼睛睁得老大。于是乎，D就想起，不妨把所见所闻的几条象腿念叨念叨，以飨IT业的同行。无论如何，这也是来自内部的报告。

年轻人使园区内洋溢着朝气与野心

微软园区的人员组成与年龄结构非常像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不同的是，与那些“未出茅庐”的学子相比，这批年轻人的装备更加精良。

刚进微软没两天，一个简单的现象便引起了D的兴趣。微软公司的每一幢楼里都有一个委托给星级酒店经营并装潢优雅的职工食堂。一到中午吃饭，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工程师们都从各自的小屋子里钻了出来，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在各个食堂间窜来窜去，挑选着自己喜爱的食谱和美味。这是一天中微软大院里最热闹的时节。一群群的姑娘小伙围着一张张台子，边吃边聊，神采飞扬。初来乍到的D也很喜欢端上一盘食物，走到餐厅一角或花园的一边，来感受一番明媚的阳光与欢快的气氛。不必细听每桌都在争论或探讨着什么有趣的话题，你都非常容易地看到，所有餐桌上，每一位正在谈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表情，那就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从80年代末起，由于微软在PC软件市场上已占相当份额，特别是股票的飞扬，有过几年工龄的微软研发人员（Developer）大体上可以意味着拥有财富与荣誉。微软公司已经在IT业中树立起了耀眼的成功形象。微软变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一颗明星。众多希望加入微软的申请人，使得微软此时的新兵录取率变得仅有1%（每十张履历表有一人可获得面试的机会；每十个面试人，有一人可被录用）。不仅是喜欢张扬的美国小伙儿，就是相对内敛的中国留学生，在朋友聚会时，都不难感觉到“微软”二字给他们作为雇员带来的难以掩饰的自豪与喜悦。

微软对新员工的招聘过程在IT业的大公司中颇具特点。候选人大多来自名牌院校的高才生，电脑业的基础知识与教科书内容自然不在质疑之列。对市场上已广泛使用的软件研发工具有多少实际经验也非强调的重点。软件业知识的更新与淘汰实在是太快了。迷恋某些旧工具反倒会成为你向前迈进的负担与包袱。所以，仅就一个单兵的智能或者智商的测试而言，微软最关心的是：

你学习与掌握一项新知识有多快？

你对已读过的书面知识，使用它的实战能力如何？

你还不具备某项知识与技能，却又必须去完成某项相关任务，你的应变能力如何？

在前三项的基础上，你的创造性如何？

如果明白了微软的猎人目标，或许就不再会像某些媒体记者那样，对面试时，微软使用的某些与电脑毫无关系，比如，“密西西比河的流量是多少？”这一类的提问感到惊讶了。那些都是包括心理学专家在内，反复研究过的试题。

除了某些特别的职业，比如当兵，美国公司在招聘人员时，一般不得加上年龄与性别的限制（例如，35岁以上免谈等字样）。否则，便有歧视与违法之嫌。但从微软的用人取向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必然占有明显的优势。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事实上，从大部分头头脑脑到最前线的普通一兵，微软大院是数千名年轻人的天下。这样一个较少受到中、老年人制约的年轻人群体，却操控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个工业实体，他们的声音、形象、行为所构成的特色与影响就十分鲜明了。

别误会，这不是微软的官方文，这仅是D为官数年，招兵买马的经验小结。

这群人，不仅用BASIC语言，而且用DOS一统了PC软件的天下。当大学电脑系的美国教授们嘲讽着，MS-DOS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操作系统的时候，这批小青年又把Windows，以及以Windows为基础的全套工业标准，一个接一个地送上了全球PC市场。教授们可以批评这批人乳臭未干，所作所为并无学术价值，可也不得不接受一个又一个工业标准的既成事实。那两年，看着这个过程一遍遍重演，倒让D想起了中国文革时大字报栏上常用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年轻人的好胜心与“不怕虎”精神，被微软作为一种推动公司发展的动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教授们的批评，换个角度，也是有道理的！可以说，事出有因，却无可奈何。这也是欧美业内或多或少把微软人称作野蛮人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声音近年来听得不多了。微软也在变化。不少教授也已投入了微软的阵营。微软也开始“贵族”化了。依然多如牛毛的批评，多从另外的角度，换成了另一种声音。这些有待后文再细为分解。

个性张扬与Team Job

软件业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密集型产业。一个大的软件工程项目与一群工程师之间必须要有一个配合默契的集体努力，方可达到既定目标。英文习惯把它称做 Team Job（直译：团队工作）。优秀的Team Job是包括微软在内的所有美国公司都放在第一位去努力追求的。反过来讲，没有Team Job，就没有软件工业。

Team Job，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D从带上红领巾的年代起，饱受集体主义教育。在国内工作时，跟随过的、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领导们，都是“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的高手。这一群人，战争年代，正是因为调动了所属队伍的整体效率，才有可能将物质条件优越许多、甚至个人素质也不比八路军差的老蒋赶出大陆。和平年代，中国大陆“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也绝对是身为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傲的、高科技研发Team Job经典之作。

那时，强调的是集体的信仰，强调的是牺牲个人利益，强调的是奉献精神，强调的是个人的兴趣服从于集体的目标。而这一切也依赖于一个铁的纪律。

不过D在微软学到的Team Job却是另外一种风格。这里的Team Job更强调，调动每个人的兴趣与张扬每个人的个性。在他们看来，一支队伍，也只有个人兴趣与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解放，才是创造性赖以萌生与发展的环境与土壤。这么一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精神”，在任何一个探讨工作的过程中都是屡见不鲜。当过多年的“臭老九”，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D就任微软岗位之初，对这一套还真有些不大习惯。不仅不习惯自己做，也不习惯自己的部下这样做。每天上班，打开电子邮件，随时可见一篇篇“不知天高地厚”、针对时下工作的宏图大论。即便每次开会，年轻的美国佬也绝非跑到台前来应景。他们从上小学起就习惯了这种毫不客气地表现。每个人都可以来过一把瘾：这支队伍应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如果我是司令官该如何打这一仗？……

的确，领导一群“孙猴子”，要比领导一群“五分加绵羊”更具挑战。

D发现，他的研发队伍实际上是被仔细地划分为各种各样的岗位（Position）。每一个岗位又都赋予了非常明确的分工、定义、责任与要求。如果岗位的划分是合理的，那么构成一支好队伍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每一个岗位找到最合适的人选。让“白龙马”去做“孙悟空”的工作当然不合适；反过来，让“孙悟空”去做“白龙马”那一份工作可能更糟糕。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兴趣与个性可以得到张扬，前提是他在这支队伍中要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位置。

更广义地看，对每个人，自己的一生一世是否开心，最根本的，还是看你是否找到了那个不知藏在何处的，最适合你兴趣与个性的位置！至于说这个位置是“总统”还是“清洁工”倒无关紧要。

瑞特蒙得园区的产品研发部门，录取任何一位新兵，需要参与面试的人员全票通过。面试考官一般6到10人（本小组内有4到6人，外部门2到4人），有一票反对，剩下的就免谈。除了要搞清楚你的兴趣所在和你的能力以外，这也是要保障你的个性能与众人协调与合作。如果其中任一项有问号，无论智能面试多么优秀，都难逃被拒的厄运。同理，已经存在的一支队伍中，其中任何一员，不能与多数人马合作，包括领导本人，无所谓对错，主动或被动地离开队伍是惟一的前途。

那时，在瑞特蒙得园区，研发课题每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都会面临一次“队伍重组”。D切身感受到，这是一个吐故纳新、优化Team Job的有效措施。其中一个目的，便总是使得队伍合作默契，把不断滋生的内部摩擦与弊病消灭在初生阶段，也使得总是处于一个“新”队伍中的每一位员工，谁也没有“老本”好吃，虽然这对一支队伍中的“老弱病残”多少有些残酷。

每一只脚都应该找到一只合适的鞋！干嘛要改变你的兴趣呢？喜欢就留下来，不喜欢，自己不走，别人也会请你走。“削足适履”不被鼓励。在这样一个物质已极大丰富的社会，高智商的人群更是将劳动作为一个享受去追求。让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任何牺牲，除非没有选择，大多数人都会一声“Bye Bye”，另谋高就。

由着你的兴趣，并张扬你的个性，这不意味着队伍中的成员不必去约束自己。公司还是比你聪明，不过是用你自己的兴趣与理想，自己引导你自己去完成本职工作。让自己逼自己去玩命罢了。说句“闪光”的话，叫“变劳动为享受”。说难听些，就是“把自己卖给公司，再帮公司数钱”。不过，这一点上，连盖茨先生也不例外。他不过比别人的价码卖得更高罢了。

不惜牺牲个人的兴趣与利益，形成集体的力量，是只白猫；充分品尝个人的情趣，仔细权衡个人利益，形成一个团队，是只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今天的微软，在美国联邦政府法官的眼里，是只垄断了“老鼠”市场的超级大猫。）

愿者上钩的利益驱动

直到.COM热浪冲击美国的IT业之前，在美国电脑人才市场上，微软的低工资制颇为醒目。这种现象，越是级别高的员工越为明显。走进微软时D的工资，仅为硅谷同类工程师的一半略强。那一年，盖茨先生年薪也仅16万美元。其他同类公司的同级人物，工资大多在他的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今天，中国公司的老总比他工资高的也大有人在）。总体而言，微软的工资至少低于行业平均值10%（这里所说的工资，指的是美国本土内的正式工工资）。临时工与市场完全接轨，工资小时从25美元直到数百元以上，比正式工高出许多。但2000年时，微软输了一场以全体临时工为原告的官司。原来，临时工不要高工资，宁愿要正式工的低工资。输了官司的微软只好将全体临时工、合同工一律转正。微软的员工人数立刻从13000人变成了30000人（指输了官司的那一时刻）。

正式工与临时工相比，有两样东西令人羡慕。一是微软几乎提供全美最好的福利待遇，二是微软提供十分慷慨大方的认股权。好的福利待遇，只要公司有实力支付，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但究竟是选择高工资低认股权，还是选择低工资高认股权，相信公司与员工双方都会有所斟酌。前者立马兑现；后者，双方都要有更大的自信。微软先前的创业者选择了后者。

自信也意味着对公司前途的认同，财富在自己的手中！正是这种自信与认同，成长了数倍的微软股票（微软股票从不分红），不仅在短短的十年间推出了一位几乎是白手起家、仍是张娃娃脸的世界首富，而且也造就了数千计的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同一家公司，这么短的时间，给出了这么多“副产品”，这在工业史上兴许算个纪录吧。有好事者做了一个统计，公司创业时的门厅小姐，今天早已是千万富婆了。

市场驱动的研发取向

在一个公司内，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究竟是由市场驱动，还是由技术驱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众说纷纭，争论已久。不过微软自成立以来，在产品的研制上，始终是以市场的需求作为自己的产品取向。

盖茨先生丢掉了哈佛的学业，伙同保罗•艾伦跑到德克萨斯成立了微软公司。一个诱因是4位台式机问世了。盖茨要将在小型机上已广泛使用的BASIC语言搬到新机器上来。在他看来，这是实现“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的第一步。BASIC语言在小型机上已经很成熟了，并非盖茨或微软的发明，但搬到台式机上都是新东西。它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从此以后，微软做的所有东西均没有逃出这一思路。如前文所述，微软早期骨干大多是年轻的电脑迷，他们熟知已有的技术。切身的体会告诉他们，在现存技术的基础上，在PC以至于今天的因特网上，下一个最该有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微软该做的！也是他们最想做的（与没有改型前的IBM公司相比，这一点明显不同）。

因而，直到今天为止，微软的产品从不介意使用的是多新或多旧的电脑技术（市场炒作时如何宣称是另外一回事），但微软的产品，恨不得能包罗所有的功能（这惹出了许多麻烦，比如至今无法应付的垄断官司）。

功能（Feature）永远是微软产品设计思想中的第一位。紧跟在功能后面，设计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则自然就是使用方便与人性化。电脑要走进每一个家庭，每一张桌子，每一件上衣口袋，那就必须让非专业人士的老人与小孩都会使用。今天已有人仅用两个字“点击”来概括电脑的使用方法。

其实，在微软大院里，各个产品研发部门，与其说在研究什么新技术，不如说在研究将已有的技术如何捆绑与包装，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有机体，甚至于形成一些新概念作用于市场（或者说“一不小心”就垄断了市场）。

大院里的工程师们很精明，急市场之所急。“高、精、尖”离市场太远的东西还是请研究院去研究吧。

不过也有反常。例如D最初的部门，短时间内他们没打算卖什么，但该部门的市场目标也极为明确：打垮Go公司，阻断IBM的包抄。总之，还是为了市场的布局。

颇有争议的市场策略

市场策略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足以让专业市场人士写下许多篇论文去反复论述。D虽然从未真正深入过，哪怕是自己部门的市场实际操作，但身在园区之内，天天关心着公司股票的涨落，依旧能呼吸到其间弥漫着的市场空气。

创业初期，微软的市场策略，还颇为原始。说白了，“大树底下好乘凉”。那时的产品，无论是BASIC语言，还是MS-DOS，都是仰仗IBM支持。一个IBM公司就足以让微软活得十分滋润。不过，盖茨的野心并未到此为止。在与IBM结成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旗帜之下（那时大家面临共同的家庭电脑竞争对手苹果公司），盖茨没有一天忘记队伍的独立自主与发展壮大。

注①：但还远远不够。电脑与人类，离直接对话与交流不远了。目前在世的这代人应该看得见。

注②：微软公司有个研究院，它所做之事与产品并无太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个转折点，随着Windows 3.0的上市，微软终于在IBM的屋檐下伸出了自己的头。一方面，微软依旧按照合同为IBM研制新的Windows操作系统。另一方面，微软集中精兵强将，开始独立地开发16位的Windows 3.1。此时，IBM惊回首，如梦方醒，气急之下，中断了OS/2的合作。OS/2就成了由微软与IBM共同开始，而由IBM单独结束的另一个PC Windows系列。从此，这一对“父子”公司分道扬镳，开始了在PC 16位Windows操作系统上激烈的对抗与竞争。

提到市场，就不得不提全面负责微软市场营销的副总裁鲍尔曼先生，他是盖茨在哈佛读书时的高班校友，一位头顶微秃、身材健硕的市场天才。每次开会演讲，他在台上总是站无站像，坐无坐像，手舞足蹈，声嘶力竭，汗流浃背。D想，如果微软是中国如此规模的国营企业，大概轮不到他来坐第一把交椅。用D的经验来看，鲍尔曼先生既无官之像，估计也不懂“中庸之道”。无论上级还是下级，大概都会给他一个“太不沉稳”的评语。然而正是他，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精神，将微软的市场扩展到今天全球的规模。

D未曾做过研究，软件的“捆绑销售”在微软之前的工业史上是什么样的历史。但至少鲍尔曼将这个“捆绑销售”的概念演绎到了创纪录的淋漓尽致。D无缘了解商家间谈判的狡诈与诡秘。但看着微软步步为营，从Compaq、Gateway、Dell……，充分利用灵活的价格杠杆，微软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阵线。直到Intel、AMD，这些CPU芯片生产厂商，本处于PC业上游的生产厂家，也不得不开始接受微软，一个下游软件生产厂家的影响。最后发展到，IBM公司自己的PC硬件整机生产线放弃了IBM的OS/2，转而采用微软的Windows 3.1配装出厂。这从IBM自己背后刺来的一刀，彻底宣告了OS/2的失败。IBM不得不宣布OS/2退出市场。此时，Linux尚在芬兰实验室里。一时间，PC用户端操作系统的商品市场上，微软公司可真是独步江湖，渺无对手了。

作为微软的一位资深员工，D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在一次次内部会议上，听着一场场不带任何外交辞令、爱憎分明、极富煽动性的讲话，D总隐隐约约地感觉着，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果然，公司的对手没有了，轮到政府出手了。

尽可能地扩大战略同盟，是微软一个屡试不爽的锦囊妙计。战略同盟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市场接受由该同盟确立的工业标准。谁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市场霸主的地位。这与金庸笔下的“华山派”、“武当派”的武林之争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IBM、Intel结盟确立了DOS的工业标准与历史地位。

与Compaq、Gateway、Dell等结盟打造了今日Windows的工业标准与一统天下。

……

故事当然不会到此为止。在任何一个尚未完全得手的战场上，比如，因特网上的工业标准，微软始终也没有停止过物色或培养自己的“同盟军”。这也应该不是什么秘密。

和武林的盟派一样，商场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时至今日，微软与IBM，昔日赖以起家的盟友，早已分手。虽未成仇，却已反目。

但多年的对手，苹果公司，倒由微软注入了大笔资金，成为了被投资的对象。盖茨先生还亲自上阵为苹果机做了一片电视广告。同样地，多年来，微软Office产品最强劲的市场竞争对手WordPerfect终于败下阵来，面临危机之时，微软却又向其公司出手注资，“看在党国的份上，拉了兄弟一把”。

微软公司比谁都明白，这些公司的产品都是极优秀的。既然对方已在市场上认输，那么微软的“野蛮人”也是有“骑士风度”的。

如果战略同盟一时还未建起，捆绑销售还未成格局，接下来的一招，英文称作“Buy In”。就是说，针对某一个市场，选中一个该市场中已有一定影响的公司，以重金参股，打进一个楔子。扔下的重金虽不打算对该公司控股，但都附有一个条件：该公司必须使用微软在这一领域和市场上的相关产品。

1998年，微软投资12亿美元购买了AT&T的有线电视公司部分股份，条件就是AT&T的机顶盒必须使用Windows CE。

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却又有一个与美国的软件市场非常不同的软件市场。微软会耐心地等待时机与条件，当然也会努力寻找适合与熟悉这个市场上游戏规则的“带头羊”。就在笔者写这一段文字的同时，中关村里不是又成立了一间微软的合资公司吗？说“又”，是因为这已不是微软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了。区区两百万美元，微软“拔了一毛”。故事尚未来得及演绎，且看回报率如何。

在产品的研发方面，策划与完成一个大型软件工程，的确是微软的一技之长。可微软在市场的开拓与占有方面更为成功，却也最富争议。

拿来主义与后发先至

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微软因垄断了行业而引起很大争议，其中一些现象也颇耐人寻味。如前所述，微软公司的产品研制基本上是“拿来主义”。

BASIC，从小型机上搬过来的。

DOS，五万美元，从西雅图买来的。

Windows的概念，开始于施乐，再传到苹果，最后传进微软。

Word，买来的。

Excel，从苹果机上搬过来的。

FoxBASE，买来的。

Windows NT，从设计思想到全队人马，DEC公司不知哪根筋错了，不想要了。微软接过来，搬上PC，发扬光大，成就了NT。Windows 98“去世”之后，这个系列进化成了微软PC上惟一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个市场上颇具影响的产品，小产品更不计其数。拿来主义，并非照搬照抄。微软的绝活就在“消化”二字，并使其面貌一新。微软在技术上很少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再看微软的各级干部与技术骨干，不少都是“高官厚禄”从其他公司挖过来。在这方面，盖茨极其大方，颇具战略眼光。这批干部在微软从“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的历史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另一批重要的干部来源是那些被打垮了的前竞争对手。“俘虏兵”干部有时还会喧宾夺主。前些日，D走回微软公司一看，笔电脑的那些部门骨干们，竟然都是当年手下败将Go公司的主力。想想十分有趣。

微软公司在市场的开拓上，也很少第一个下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以逸待劳，让别人先趟混水也没什么不好。第一个吃螃蟹当然鲜美无比，第一个尝砒霜，可就有死而后已的危险。微软已经颇具规模，等大家都知道螃蟹鲜美，再将螃蟹一网打尽，也为时不晚。如前文所述，在微软的眼中，出手不在早晚，谁最后拿到这个项目的工业标准，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后发先至，微软屡战屡胜。可这是否也能成为其他公司的灵丹妙药，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微软操控市场的实力了。

优秀的产品与“松弛”的管理

微软公司如何去做一个软件产品呢？

产品，最初来自一个大家认同的好主意

就D在瑞特蒙得园区数年来的经验而言，对一位高级软件设计师来说，任何一个研发新产品的设想与建议都是受公司鼓励的，哪怕一时还没有用。如果你又能纠集几位与你差不多的同事认同你的设想，同时也能在公司整个市场战略中找到你设想产品的位置的话，你拿到预算经费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

一个好主意当然也要来自群众。因此，在早期的微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将小组内全体人马集中到“与世隔绝”的风景名胜之地。好吃，好喝，好玩，然后便“胡思乱想，畅所欲言”。每个人都要求到台上来畅想一番，你心中的产品应该是个何等模样？其目的无非是一个：集思广益。好主意，当然是“宁肯错抓千，不可放过一个”，有过此种经验的微软人都会对这种极认真的“玩”记忆犹新。

一个好的产品，起始于一个好的Spec

光有一个好主意不足以使你心目中的产品形象化，更不能组织生产。虽然有几个同事认同了你的主意，但你还必须把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向方方面面交待清楚。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做你的Spec。

Spec是英文 Specification（软件详细加工说明书）的缩写字头，行内人已习惯只说这前四个字母。反正，越简单越好。

一个完善的Spec是美国任何一个大型软件项目最为重要的一步。这在美国软件业同行中恐怕也是全民共识。就如同你要造一辆汽车，总要先把一张张蓝图一丝不苟地画清楚。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软件工程师在动手做自己想做的软件项目时，并不真的从写Spec开始。比如D吧，直到加入微软前，都没写过Spec。那时候，D所编写的大多是功能单一的程序。一般是搞明白了每一个程序的输入输出要求，便动手干起来再说。边写边改，十分灵活。一个程序跑通了，结果出来了，也就大功告成了。今天，就算在美国大学里或某些科研机构中，许多人也还是这样做。但程序大，或者作为一个工业产品，这种干起来再说的办法显然不行了。

实际上，做软件又不同于造汽车。汽车必须一辆一辆地造。软件却只要做一套，如果想批量生产，只拷贝就可以了。有过十几年的软件生涯，在微软又浸泡过几年之后，D倒是觉得，做一项软件工程可能更像拍一部电影。而Spec则更像是拍电影用的剧本，一剧之本。

到东京去出差，D曾有机会读过日本人为某个软件项目写的Spec。在这一套Spec中，对该软件产品应该包含的一切，事无巨细，一一定义罗列。计划中的每一个文件与函数都用自己定义的伪语言（一种接近自然语言的算法语言）写出来了。翻着翻着，D便想，虽然按这本Spec来写程序的程序员，理论上只需将函数中一行行伪码，用写程序时的真实电脑语言置换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其一，程序员一定少不了那种被牵着牛鼻子走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其二，编写这样一本详细的Spec，几乎相当于用伪码将这个软件写了一遍。这样做，不是将直接写软件会遇到的问题转移到写Spec中来了吗？效率高吗？这个Spec肯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写。日本人的确是在拿做汽车的精神在做软件。日本人有他们的道理与风格。

但在D看来，一个好的电影剧本，有一个故事，有一系列人物和一系列故事发生与展开的时间地点等场景。但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从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到一部电影，又给导演、演员、摄影、音乐服装等留下了许多发挥的余地与创造的空间。

就像一个好的剧本一样，软件的Spec也是从一系列Features（功能，特色）开始的。Feature这个字应该是指，软件包括哪些功能与特征、软件将要做哪些事情、事情与事情之间的关系、事情与软件用户间的关系。功能多少有点像剧本中的故事与人物。

有了功能的准确定义与描述，接着要设计用户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即，你的软件会涉及哪些输入输出设备，比如鼠标、键盘，电脑屏幕与打印机。这就又涉及到，软件产品的各种功能在这些设备上的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在软件业内习惯称为界面。也就是说，软件用户为了使用这些功能，与这些功能交流对话时用的界面。界面的设计，关系到软件产品是否方便使用，是否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界面反映了你的软件是否具备某种人性。打开PC的电源，你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就是Windows最开始的界面。从一个电影剧本的角度看，界面多少有点类似故事与人物活动时的场景。

过去的20年，年复一年，电脑的界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初，电脑的输入手段只限于拨盘开关、穿孔卡片与纸带，最豪华的装备也不过是台电传打字机罢了。输出设备只有一台宽行打印机或者绘图仪。电脑的CRT终端还只能算大型机上尚未普及的奢侈品。因而，“界面设计”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软件设计中的主要问题。那时开发人员主要的注意力都在算法上，他们要考虑如何用小得可怜的机器内存与慢得让人焦急的CPU来完成计划中的工作。80年代，图形屏幕终端开始普及，界面设计提上了日程。一门新的学科，软件心理学也随之诞生。今天，在已走进千家万户，甚至人们衣服口袋中的各种电脑中，商业软件的界面已变成了软件设计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

注：如果分得更细致一点，界面应包括电脑总线面对外部设备的界面与电脑整体面对用户的界面。这里强调的是面对用户的各种界面，泛称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简称UI。而电脑总线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界面，将由电脑工程师处理，不是此处论述的重点。

功能与界面设计这两个过程，并不一定需要电脑编程人员介入，就如同写剧本并不一定要有导演和演员参与一样。功能与界面设计，甚至须电脑专业的人员介入，但设计人员要对该软件所应用的领域有充分的了解，对该领域如何使用电脑要有充分的想象力与创意。设计人员还须对市场上已有相关产品胸中有数，并找准自己的设计在市场上的位置，扬长避短。这其中也应包括了对正在设计的软件与其他市场上同类软件是否“兼容”的一系列技术上与商业上的考虑。公司大到如微软，设计人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人际交流与协调能力，使自己的设计得到市场上大部分同业厂商中潜在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认同的能力。

功能与界面的设计完成之后，才是Coding设计开始之时

完成了上述过程，接下来的设计工作要交给软件工程师来做了。这有点像电影开拍前还需要准确的分镜头剧本一样。工程师们现在要设计和制定一个技术规则了。这个技术规则包括，采用哪些软件技术，用什么样的软件工具语言，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与平台上，如何将整个项目分割为一块块的子任务，详细的子任务清单等等细节。这个过程当然也要强调想象力与创造性，但更重要的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子任务间相互配合与协调的高效率，以及完成整个功能与界面设计的准确与无误。

一方面，照这样做出来的Spec，对每一个子任务如何完成并未给出更详细的约束。另一方面，所有的界面与产品应该包含的功能，都通过演示程序在电脑上实时演示过了。设计中的问题，也通过这些演示看得清清楚楚了。在你的产品设计真正定稿之前，以上过程会反复几次。这是公司里产品研制过程中最民主的阶段。全体人员“没大没小”，“横挑鼻子竖挑眼”，畅所欲言，直到大部分同仁认可止。

以上步骤，是D在微软公司工作时，完成一个软件工程Spec的过程（如果更详细的话，就要变成专题论文了）。到此为止，产品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这样，一个Spec可以成文，人手一份了。

有了一个Spec，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是一张抵达目标的时间表，从整个大组，直到每个工程师都要遵循。这张表，大家习惯称为“Milestone”，也就是公路边那一块块标志着离下一站还有多少公里数的小石碑。这张表，以及将其分解到的每一个小组与个人，（针对个人，又可称做每人的日程表（Schedule））虽然这主要是大小头目的任务，但如果工程师自己有兴趣的话仍有足够的权力参与。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全组反复参与下做出的Spec，那么这个时间表的产生，也就很清晰明了，并无太大困难的工作了。但时间表一经确立，就变成约束你自己的纪律了。再说一遍，这是微软公司内最重要的纪律！

目标有了，路线有了，走完每一站的时间也有了，就该轮到一个个自命不凡的研发工程师们上阵了。在一个个的Milestone之间，微软风格的Spec，是留下了足够的余地给他们在编程过程中去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了网络，研发管理变得十分“松弛”

瑞特蒙得园区内，研发队伍的管理其实是非常松弛的。除了极少数临时工（Contractor），每位员工单独拥有自己一间十余平米的办公室，均有一套价值千元、高低任意调节、按人体功能设计的工作台与工作椅。书架、文件柜、白板、至少两套PC，这些都是标准配置。许多人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贴满各自心爱的照片、卡通，摆放或悬挂花草、盆栽、风铃……。将沙发床、健身器、音响设备搬进房间的也不在少数。

看到别人有趣，D也将70年代戴着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军人半身标准照放得老大，端挂在墙上。照片之下再标上一行大字：中国军人占领了美国 （Chinese Soldier Takes Over USA）！

除不考勤上下班时间之外，公司还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一小时一趟的班车，在园区内与园区边设备豪华的健身俱乐部间穿梭。公司支付健身的一切费用，员工可游泳，或网球……，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一年四季，或小组，或大组，或整个公司，二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美食美酒，Party不断；新上档的电影、热门棒球赛、NBA篮球赛、橄榄球大赛、歌星演唱会……公司赠票给员工全家，请你务必赏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公司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进修课程，鼓励诸位踊跃参加。如诸位能大体上不影响日常工作，而学校又肯收你，读博士、读硕士，公司均乐于为你支付学费。听起来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微软公司一年一度的盛大嘉年华会

其实也不只是“听起来”。头一回参加全公司每年一次的Party，D还真的小有震撼。在西雅图湖东区的一个大农场，幸亏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容得下这么多人和车。那时公司还只有7000人，但7000辆车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就已经是很大一片了。那一天，几英里之外，便站满了值勤的警察。一辆辆贴着微软特别通行证的车辆，打扮如嘉年华会。方圆数百英亩的会场上早已搭起了一座座各色帐篷，摆满中国的春卷、日本的生鱼片、比利时的巧克力、美国的烤牛排、老俄的鱼子酱……，几乎全球的各色食品应有尽有。所有人，一律免费自助。不怕你肚子大，就怕你吃不下。所有饮料，包括低度数酒，当然也是无限制供应。各种各样的音乐，混杂着烧烤的焦香在农场上空飘荡。加拿大国家马术队在做着精彩的跳跃。一架架飞机拖着彩带在天上盘旋，一朵朵花伞从天而降直落靶心。这是前来助兴的奥林匹克跳伞队。今天还有吗？五万人了，一天又要吃掉多少吨美食呢？D还真有点怀念这让微软人自豪的华宴。

不过，公司终究不是疗养院，公司更不可能养“大爷”。任务已经明确了。Spec已交到你手中，Milestone已清清楚楚。好酒好饭无非是让你上阵时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罢了。就如同那第一流的奶牛场，请你听音乐，给你做按摩，为的是请你多出牛奶。

既然公司已待诸位如上宾，吃饱喝足之后，就轮到把诸位的“牵出来溜一溜”了。公司也必须对诸位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方不为过。因此，每天，诸位从使用Card Key（身份证兼开门的电子钥匙）进入办公大楼开始，你打过的每一个电话，你每一次访问源码库和数据库（作为可选项，你在办公室内电脑上每敲下的一个键），其时间、地点都记录在案。如有必要，均可查询。

一般而言，在你决定要结束一天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前，应给小组的每一位同事发一个日报告（Daily Report），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这样，同事们相互间知道你今天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进展，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求助？再加上周报告与月报告，这是不可偷懒的“琐事”。各级头目基本上靠这些电子邮件来了解和掌握工程的进展。（聪明如中国人，便有人也有这个本事，一天便干完预计三天的工作，然后写上三份Daily Report 定时发出，乐得赚来两天假期。多好的管理都有漏洞，但这是以你完成任务为前提的。当头儿的知道不知道也都睁一眼闭一眼了。）

每天三五成群、共进午餐通常是大家一个非正式讨论工作的时候。此外，除非公司有活动，小组通常每周仅有一次例会，探讨那些E-mail中不容易说清楚和解决的问题。

公司内部不仅是省掉了许多会议，员工所有的公司布告与通知、出差购票与报销、领取杂物、查找资料、借阅图书，微软公司的网络将这些都包办了。行政后勤人员在前方第一线无事可做了。因此，比如D的部门，除一位为全体人员服务的秘书外，百分之百，包括总经理在内，全部是为第一线干活的工程师。

一张企业网（Intranet），将一个个不考勤、不开会、整天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紧紧地网在一起，成为一支协调一致的队伍。也使得拼杀在第一线的队伍，将自己的行政与后勤，统统甩给了公司内的少数直属部门。微软创造了在美国也是极高的前后方人数比。网络，用盖茨先生的话讲，是公司的神经系统！

产品的按时完成，源于雷打不动的Milestone

“Deliver, Deliver And Deliver”，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说：一是按时出货，二是按时出货，三还是按时出货。这是在微软瑞特蒙得园区工作的，任何一个研发队伍的大小头目，都要牢记在心的最重要的一句话。相信这也是美国任何一间软件公司都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虽然每一个大的软件项目，比如在微软，从Windows 95到Windows XP，几乎每一次都比预计的时间延后投放市场，虽然理想与实际总是有一段距离，但理想总是要追求的。相对而言，对完成Windows这类规模已达几百兆字节、又要涵盖数以万计的PC硬件厂家的底层系统软件，微软还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在微软大院中休闲的微软员工

员工各自的Milestone，是从每位工程师到大小头目最重要、也最醒目的目标。花香鸟语的微软园区里，前面讲了那么多事，都可以请随尊便，都是为了在诸位的Milestone上，容不得半点含糊。Milestone，可以说是微软公司软件产品项目管理中的核心。坦率地讲，90年代初，直到D离开岗位（以后，就不便妄言了），微软的进度管理是相当苛刻的。新老员工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你是新加入的员工给你更多的学习时间。在一群自命不凡的聪明人中，别人可以完成，你都不能，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个年头，无论几点钟走进微软园区，停车场上永远停着一片片的车辆。加班加点是普遍的事情。所以，不考勤的好处就是不必付加班费。将沙发床搬进办公室，连跑回家睡觉的时间都省了。无怪乎，法官大人对垄断案的判词中要指责微软每周平均60小时的工作时间。

除了电子邮件中乃至会议上就事论事的争论外，美式的日常管理中较少听得到对哪位员工正式的批评意见。会议上听到的大多是“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正面鼓励。打工的诸位要想发现与自己相关的问题，就看听话的诸位能否敏感地直觉到，你好我好中的奥妙与异同。

如果老弟真的糊里糊涂，完不成任务，而又自我感觉良好，那么，一年两次的评审（review）就是毫不含糊地与你清账的时候了：你自己给出一番自我鉴定，你的顶头上司也会给你一个鉴定，一项一项为你打出一个分数来。这次不再会是“你好我好他也好”，这关系到你这半年的奖金、股票、工资乃至你是否还干得下去。因为这也关系到你上司，他的奖金、股票、工资乃至他是否还干得下去。

坦率地讲，无论公司为你准备了多么优秀的工作条件，提供了多好的福利待遇，努力为你营造一个松弛的环境，早期员工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无须掩饰的事实。压力就是来自不太容易“滥竽”的Team Job 和雷打不动的Milestone。

在D的微软岁月中，D未解雇过自己的员工，也未见过开除员工的现象。但用不着多久，完不成任务的员工大多选择自动辞职。以下随便检出几个实例：

1992年，D曾从加州硅谷聘请了一位已有5年软件工作经验的台湾同胞加盟D的部门。但上班仅一周，这位同胞便跑来向D辞职。他抱怨，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给切入时间便得立即上阵的压力。他没有信心按时完成任务，这与他过去5年的经验不相符合。三十六计，走为上。

1993年，Visual Basic未能按时出货，该部门从上到下正职领导全部辞职。

1995年，一位毕业于中国名校，加入微软前又曾在北京某知名软件企业工作过数年的北京老乡，跑来向D投诉：他在自己工作部门内受到洋鬼子无法忍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D利用自己的位置给予申诉与帮助。D费尽了力气，才发现，这位自视甚高的老弟实在是忍受不了Milestone的压力，精神开始变得恍惚了。虽然D为此事，求助了许多公司中包括其他中国人在内的同事，也包括今天任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的唐骏能否为他更换个压力相对轻微些的位置，均未能解决他的问题。公司毕竟是公司，何况众矢之的的微软公司。

1996年，D深感自己三板斧已经耍尽，“宝刀”已老，已无法胜任微软公司高级软件设计师的重压，乘着公司尚未讨厌自己之时，向盖茨先生递出辞呈，飘然而去，实也一例。虽然形式不同，其本质一样。

对员工的充实与培训是公司的责任。但在美国，照顾弱者通常是社会与各级政府的任务。在战场上，冲不上去的士兵，无论在哪个军队里日子都不好过。

细致的源码管理，严格的质量控制

Milestone与按时出货，关系着每位员工在公司内的“生死存亡”。但还有更重要的，关系着公司自己的生死存亡，那就是产品的质量！

在美国，不仅是微软，任何一间真正的公司，在他们的“多快好省”总路线中，“好”字永远是摆在首位的。有人说，老美有钱，可以把钱往里砸。但也有人说，这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看看上海外滩上那一排排百年沧桑的花岗石大厦，的确是一种文化。再看看北京故宫那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那是更古老的文化。无论各路专家如何诠释这些文化，这里都包含着一件共同的组成部分，让人叹服的质量。

微软研发产品，的确不吝惜金钱。他已花了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做市场的调查，去琢磨产品的Features（功能、特色），去反复完善产品的设计。在程序员开始动手Coding（编写程序）之后，公司还要组织几乎和研发人员人数1∶1的测试人员反复测试设计中所有的功能。这是一支千万人的庞大的队伍（如果算上微软外承担了贝塔测试的数千家公司，人数将多达几十万人）。从产品的第一次合成（Build）开始，到阿尔发（α）出货，到β出货，直到投放市场前最后一分钟（已经是数千次合成过了），这支队伍数年如一日，一直都在做着永不停歇的质量测试，不停地寻找一个又一个各式各样的问题。即使是这样，由于一个大型软件的特殊性，它的所有功能间排列组合所产生的近天文数字的不同情况还是难以完全覆盖。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微软的Windows产品投放市场之后，仍能发现其中某些问题的原因。庆幸的是，至今为止，尚未发现过严重的弊病。试想，几千万份软件在上亿台PC上运转，如果也像某些公司的某些做法，将大部分测试交由市场去完成，这样大规模的产品，待到问题“百花齐放”，那垮台的就不仅是微软，一时间，会为全球的PC业造成难以估计的灾难。

人们常说，股票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微软公司，除了几千个聪明的脑袋就没有什么了（园区虽然漂亮，那几幢楼可值不了这些钱）。脑袋值多少钱，多少有点虚。从这些脑袋里写出的一串串源码才是微软看得见的财产。

微软公司当然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与措施。在这套措施的管理之下，你写的每行码，都会保存得十分妥当和有序。每个程序员的源码都要、也必须定期存档（Check In），这是你创造的财富，也是你的工作纪录。无论什么原因毁坏了你的硬盘，或损毁了某个文件，你自己再也无法挽救时，打个电话，就会有人在一个新硬盘上恢复你昨天下班前所做过的一切。

就D的部门而言，事前对每位程序员的源码风格不做硬性规定。但每一阶段，小组都会对全组的源码做一次统一的整理（Code Review）。签上各自的姓名，补上必要的说明，并使全组程序简明、易读，书写风格大体一致。一套仔细有序的源码保存与查询体制，不仅仅是质量控制的必要保证（大大加速发现和修改错误的过程），也同时保障了产品的连续性。一个公司才有可能，“走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才能应上那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源码还必须有一套无懈可击的保护系统。源码在软件公司，犹如钞票在银行。Windows NT 4.0中文投放市场前夕，北京某个著名电脑公司向微软派来了4位得力干将，作为OEM代表，在微软提供的园区内办公室，由微软协助共同解决该公司预装NT4.0有可能出现的硬件兼容性等技术问题。4位老弟，刚一上班，网上一转，大概是颇有发现，立刻将余事扔到一边，找来软盘，捡其所好，先下载再说。未料到，文件尚未拷完，公司保安人员已站在了办公室门口。幸亏该北京公司反应及时，立即将4人调回中国，息事宁人，未酿成不必要的风波。1994年，D陪同盖茨先生访问北京。访问中，有人当面指出：微软公司的软件价格太高，不符中国国情。盖茨先生回答：既然中国能够接受彩色电视的价格，为什么不能接受电脑软件的价格呢？软件靠进口，当然越便宜越好。软件若能出口，那可能就是另一种考虑了。

香格里拉

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着陆时，已经是深夜12点钟了。盖茨问：“从东京到北京为什么飞了这么久？”

D想了一下：“飞机可能是按航管区域规定，从上海绕了下，虽然没有着陆。”

登机廊伸了过来，机门打开了。D朝盖茨点了一下头说：“我先下去。”便径直先朝机门走去。1994年3月18日，D陪同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先生第一次访问北京。

和IBM、HP等电脑公司相比，微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只能算是一个后来者。大约在1992年，微软公司收购了在台湾的一间小软件公司。这间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为微软公司的软件操作系统DOS和Windows配制各种市场上常见类型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该公司的打印机驱动程序做得比微软公司自己的好，那就把它买下来。从DOS开始，“拿来主义”是微软公司的老传统了。该小公司的老板Z先生带着一帮台湾人举家搬到西雅图，履行技术转移的合同义务。留在台湾的另一部分变成了微软分公司最早的员工。

1993年，微软公司又挖来了原HP公司中国办事处的总经理Y先生。以台湾为基地，“微软公司大中国地区”（Great China Division）这块牌子便挂了出来。然而，在“大中国”与微软总部之间还隔着一个日本。微软公司的远东总部当时设在东京。也就是说，由日本居中，与总部协调，统领亚太地区非英文版本的文字上的本地化与市场营销（若干年过去了，这种格局今天已有所变化）。

Y先生上任伊始，在台湾的小组刚好完成了Windows 3.0和Windows 3.1的汉化版本。香港、台湾卖得好，自然就想到了大陆。不知道Y先生在HP时经验如何，此次，Y先生在中国卖微软的软件，把即将面对的问题考虑得过于简单了。

虽然微软公司为Y先生在中国大陆配备了全套的生活设施，但Y还是以呆在台湾的时候居多。Y先生便又请了一位T先生作为他的代表，在北京新世纪酒店租了房子，扎了下来。趁出差的机会，闻讯来看看北京办公室的D便认识了新来乍到的T先生。

T先生30岁左右。一眼看上去，便让人觉得是那种精明强干的人。言谈中更知，早在台湾新竹工业开发园区工作时，台湾第一块286的PC母板，便是经他手而出。想到台湾PC母板今天在全球市场上所占巨大份额，D对年轻他许多的T先生也肃然起了一丝敬意。

注：驱动程序，是指每一个电脑的外部设备与电脑主机相衔接时，能保证该外围设备作为一个“硬件”，在电脑主机操作系统的统一管理之下正常工作的一种程序。

T先生的行李尚在海关仓库之内，Windows 3.1中文版的测试工作已借中关村某地，依靠大陆相对便宜的劳工，紧锣密鼓地铺了开来。看着T先生首尾无法相顾的万事开头难，D便找来了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北京某公司总裁的Li先生来帮T先生处理这些安家和与新闻界打交道的各种琐事。同时，T先生也在北京登出了招兵买马的广告。

被微软公司在中国本土招聘的第一位正式员工，也是一位女士。她的身世，倒是比日后做过微软大陆地区总经理的护士出身的吴女士要显赫许多。她应聘时，已是中央某部委的一位副处长。

姗姗来迟的微软，终于走进了北京。北京电脑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短短一周时间，D便从北京电脑界的老同事老朋友处，体会到大家感情上的复杂和利害上的权衡。

喜的是，中国的电脑界需要和当时美国一个如此朝气蓬勃的软件公司打交道，特别是近距离打交道。忧的是，这样一个在美国电脑界中横冲直撞的公司，一旦进入中国，会对中国软件工业造成何等伤害？

当微软走进中国时，Windows 3.1已在全球PC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至少，在美国市场上，在PC上惟一

与Windows 3.1相争的，出自IBM公司的同类产品OS/2，是垂死挣扎了。

注：一般，在美国的电脑业界，IBM的个人电脑简称PC。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则简称“苹果”。以下，作者也按习惯了的方式如此简称。

当时，中国在各科研机构的实验室中的软件水平也并不太低，但在PC软件市场上，大体停留在DOS的汉化水平上。面向市场的软件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沿袭了实验室中的方式。坦率地讲，作为一项工业，中国的软件尚在“幼儿园”的阶段。中国同行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在那一时刻，除了WPS文字处理软件和几套中国特定的，如财会等应用软件之外，市场上最红火的便是DOS与Windows 3.x的汉化软件。无论众多的中国电脑公司台面上的态度如何，据D的观察，实质上，对微软走进中国，可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微软的进入，对他们现在的生意冲击不大。他们更看重微软能带给他们的更多的商机。这些公司关心的是如何以更好的条件拿到微软公司的商业合同，譬如，成为独家代理、培训中心，承揽微软公司自己开发的汉化程序的测试任务，或成为微软公司软件工程的承包商。而一些搞汉字输入方法或汉字输出字符的公司则憧憬，如果搭上了Windows这辆车，与微软捆绑销售，便可以“无往不胜”了。

另一类在市场上当红的汉化公司，他们担心，微软这么一个洪水猛兽对他们市场既得利益的巨大冲击。他们在寻找着新形势之下的生存之道。

说起当时中国的汉化技术，就不得不称赞中国工程师的聪明。早在80年代初，中国的工程师便开始了这项工作。那时，工程师们和美国的这些软件厂商还没有太多的联系，也拿不到要汉化的这些软件的源代码。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于所有送往屏幕上去显示和送往打印机上去打印的文字（text）数据流，先让它通过由中国工程师额外添加上去的一个监视部件。如果监视部件发现，这个数据流使用的是美国标准码，就按英文显示。如果是中国国标码，再通过中国工程师添加的另一个中文显示或打印的部件去执行中文的显示与打印。在实施的技术细节上，或许中国不同的单位“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但大体上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办法。

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也是在那个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无可奈何的办法。但不管怎样，中国的用户在没有美国厂商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使用中文了！而且，在用户某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一个这样的软件，就应该可用于大多数市场上已有的英文应用软件。不过，由于并不掌握汉化软件的底层工作平台，经常死机，或在屏幕上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也是免不了的。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

“土法炼钢”虽然不尽人意，但比没有钢好。

现在，微软的已经汉化的版本将直接走进中国了。由于微软公司是DOS和Windows技术的拥有者，微软的汉化是从操作系统的最底层开始做起，是一个彻底地汉化。虽然在当时，其他的应用软件也还需一个个地去汉化，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作法，从纯技术角度上讲，等于废了现有国内汉化厂商的“武功”。

注：微软公司的Windows 2000以后的文本，已将全球占主要地位的语言统一在一个文本之中了。换句话说，“汉化”已经没有必要了。

不过，微软送进中国的第一个版本，却是一个没有考虑过中国大陆已经有了10年汉化历史的电脑业，大体上是一个台湾表达习惯的版本。“程序”被称为“程式”，“文件”叫做“文档”。更荒唐的，输入一个“共”字居然还会联想出一个“匪”字来。国内用户的失望之余，又给国内的汉化厂商带来了兴奋与机会。媒体自然也众说纷纭，热热闹闹。

电脑业的主管部门，当然也和任何其他政府的电脑主管部门一样，正在琢磨，如何在引进新的技术、资金和商机的同时，又能最好地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

这些便是D在一周之内看到的和听到的，是Y先生和T先生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中的一部分。看来，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今天，微软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主管也会面对上文中所提到的类似问题。）

一个年龄只有20岁的超级软件公司，跳进了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老的市场，他还会碰到过去的好运气吗？

回到美国，除本职工作之外，D开始比较认真地关注微软在中国的一举一动。

几年的微软生涯，D切身地感受到，在公司里，有一个几乎都由年轻人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团队，一整套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独特的软件工程管理办法，一个极富侵略性的不屈不挠的市场开拓机制。微软能赢，当然是运气；可微软在全球的软件世界里能赢得这么快，绝不只是运气！

D过去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同事，绝不比今天白皮肤、黄头发的同事不聪明。在D看来，过去同事们缺少的，就是这么一套文化与环境！

微软的文化也能走进中国去开花结果吗？

D有机会陪同自己的大老板访问故国，缘于D曾给他写了一份报告。D对盖茨说：无论是以什么样的一种（盗版和非盗版）方式，微软在PC的操作系统上，事实上已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市场。如果，再在中国的市场上摆出一番气势汹汹、舍我其谁的架势，其实对微软走进中国并没有多大的正面意义。

微软在中国的行为，是应该使中国的同行认识到，从正门走进来的微软，事实上是为中国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快速车道，或者说一个高速发展的运载工具（Vehicle）。如果能够从这个意义上，得到中国同行的共鸣，在中国的市场上能团结一批有实力的同盟军，那就有可能在微软与中国的软件业之间构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就在D将报告送出不久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D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正在播放盖茨先生接受美国ABC电视新闻一位华裔女主播的专题采访节目。一个特写镜头，D豁然发现，盖茨先生面对的电脑屏幕上，竟然显示着是自己的大名。盖茨一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一面用鼠标打开D的报告……

第二天一上班，也看了这个节目的同事跑来好奇地问：“嘿，你在和盖茨说什么？”

果然，D立刻收到了盖茨的回信及对报告的批复。盖茨大体上同意D的看法，并同意D依照这个意见去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不久，D又收到了盖茨的E-mail，要D作为他的随员，访问中国。

登上飞机时发现，D是盖茨先生从总部出发时惟一的一个随员。看着比自己高出一截的盖茨先生，心说，就咱们俩人，你可是世界首富，这一路上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是我护着你还是你护着我呢？

甭管是真首富，还是假首富，比尔•盖茨挤在商务舱中，占据了一个靠窗的普通座位。一个小小的提包里塞的是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小小的提包里，便是永不离身的笔记本电脑。盖茨将一件灰色针织的连着帽斗的夹克穿在身上。D就仿佛跟着一位纽约街头上的流浪汉走下了飞机，开始了北京之旅。

微软大中国地区的负责人Y先生，负责远东区的副总裁理查德•费特先生，作为主人的中国主管单位的迎宾人员也已在机门外一字排开。

两辆三排座的奔驰轿车将这一行人送进地处北京西三环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时，已是午夜1点多钟了。然而，微软关于盖茨北京之旅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反正时差还在那，只相当西雅图时间早上8点。

水也没有喝一口。盖茨、费特、Y先生、即将上任的大陆地区总经理JB先生，连同D，放下行李，立刻围坐在总统套房的圆桌边。Y先生开始报告这一周的日程安排，再次确认盖茨先生第一次中国之旅的任务与策略。

日程排得很紧。盖茨先生将从国家主席开始，走访电子部、中科院等相关部门。内容一项又一项，D听下来，重点其实只有一个：Y等人希望利用盖茨先生亲自出马的机会，突破电子部对微软公司的“层层设防”（国家中文标准平台等等）。

D听着，觉得Y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如果盖茨真的如一门重炮轰开电子部的大门，当然很好！那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了。如果盖茨也碰了钉子，那Y自然也有理由做交待了。

接下来，Y又汇报，根据盖茨先生“要在中国市场上结成同盟军”的指示，Y已经开始做了许多的工作。Y说：为了对付电子部计算机司与国家标准局共同出面对Windows中文版的阻击，他们正在做XX公司的工作。XX公司是中国的最大PC生产厂商之一。XX公司的总裁w先生对与微软结盟已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与Y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w先生的父亲正是中国的一位首长，足以撼动电子部的人物。因此请盖茨先生此行在正式活动外务必接待w先生一次。

第一天上任的JB先生没有多说话，但感觉得出他是认同Y先生的做法。这早已是作为美商代理人员在台湾屡试不爽的经验了。但第一次在桌面上探讨这些，D还不习惯。针对第二天的活动，D还是婉转地建议：“微软与中国目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都是预想得到的，并没有那么严重。为此，请盖茨来担当一门大炮不一定合适，也不是盖茨先生此次中国之行中的一个很好的位置。盖茨早已是中国年轻一代心中的传奇，还是请盖茨在中国之行中继续扮演一个超级明星的角色好。对盖茨的认同，其实就是对微软的认同。如果一定要有人去解释‘中文平台标准’这类有点不协调的问题，最好还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只要把问题交待清楚，中国的官员是会明白如何制定标准才是真正地符合中国电脑技术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周围几个小公司的眼前利益。微软产品中文版在技术上的作法，与中国电脑技术的长远利益应该说是一致的。相信他们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给他们留有余地为好。”

盖茨笑了笑。看得出，他觉得这个建议是恰如其分的。至于，作为电子部直属的XX公司或者w本人能否替微软去反对他的直接上司电子部，D没有说什么。他宁愿私下里与盖茨谈谈个人的看法。

接近黎明时分，会议结束，大家各自睡觉。

第二天，大戏正式开演。“微软走进中国的风风雨雨”、“盖茨先生第一次访华”已被中国媒体炒得热火朝天了。“世界首富”，“电脑神童”，盖茨也果然是位“超级明星”。聚光灯下，人头簇拥。跑龙套的D，鞍前马后当然也忙了个底朝天。直到第四天，做完了公开活动中非做不可的事，D离开了盖茨的大队人马，开始了他个人的出访活动。

D的本职工作与微软中国，或者中国市场本无关系，在微软亚太分支的链条上也无他的位置。此行队伍中，D大概是一位没有任何职务的队员，单纯是应盖茨个人之命的“个人行为”。在微软的词汇表中称为“自愿者”。有这样一个机会陪同世界电脑业中如此重要的一位人士走访故国，是D的人生中难得的一种经历。作为微软的雇员，D的任务就是配合盖茨的活动，开拓与维护微软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作为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会让D有机会正面地关注中国的软件业，也会让D想起在国内任电脑工程师的那些日子。D的经验与视野均告诉他，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开拓微软的利益与振兴中国的软件工业，是可以作为一件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事情的。出发之前，针对此行，D再一次向盖茨先生陈述了自己的上述意见。

D在中国所看到的，如果透过热热闹闹的表面现象，不难观察到两个基本事实：

除操作系统（Windows）以外，电脑语言（C++）、数据/软件等其他软件产品，微软显然都还有竞争对手，但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软件市场上，一系列针对外国软件的汉化公司和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应用软件公司正在兴起，但都还不是现代工业意义上的软件企业。换句话说，在这一特定的时刻，能与微软竞争的中国软件公司尚未诞生。

盗版才是微软公司在中国最大的敌人，不仅是微软的敌人，更是整个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企业共同的敌人。关于盗版，中国的法律已经写上了几乎与美国法律一样的条文，但执法是政府的工作。微软能做的，就是与所有的受害者一道，大力地声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早晚都得采取行动。因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盗版软件最终的受害者，其实还是处于萌芽态的中国自己的软件工业。

因此，从一开始D便建议，在中国，微软公司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正面的形象，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登场与亮相，扶植中国真正的软件企业。这也正是培养客户群，建立游戏规则（大家认同的有利于软件业发展的企业管理与市场文化），扩大市场份额与寻找同盟军的过程。因为这也是微软公司在中国同业中已经具备，或心理上所期待着的角色。商场上当然免不了利益冲突，即使是同盟军内部也是一样。微软在美国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如何处理，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些近似于常识性的原则，相信微软中国部的Y先生等人也都是知道的。

然而，从传回总部的简报来看，微软的中国部门倒是被几间汉化小公司的鼓噪而搞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些公司本来都很小，小到微软如果打算“消化”他们，办法实在是许多许多。真正让微软中国部感到难受的，是这几间小公司背后站着的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和他们所做的保护中国汉化软件公司的利益的努力。作为中国人，D当然理解政府部门在设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但在微软公司内部，D也很难对中国相关部门的一些具体规定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比如有关中文标准平台的规定。规定作为一个中国的国家标准，要求所有公司只能在外文底层软件上加中文的外壳，如汉化公司已经采用的那种得不到源码时无可奈何的办法。这是否不准外国公司从底层起做中文软件呢？比如微软Windows中文版。盖茨本人几次都在质疑这一点，实在忍不住，想与电子部探讨。

先不必说这样的标准在技术上是否合理，出这个主意的人，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没有自己的底层技术，这种标准根本就无法执行。微软内就有人半开玩笑、半恼火地说：干脆在底层就把你的“标准”封掉，看你还有什么牌好打。反过来讲，真的非做壳不可，这样简单的技术对微软又有什么难呢？能真的保护那几个做壳的小公司吗？作为一项严肃的法规，是否也同样不许中国人自己从底层做中文软件呢？

D当然无法代国内的决策人回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标准实际上也未执行过。然而，这确是盖茨第一次出访中国前，做预案时，要处理的最主要矛盾之一。

另一项标准，也颇耐人寻味。同一机构，也几乎在大体相同的时刻宣布：中国的PC将采用IBM的OS/2为PC操作系统。如果前一个标准尚有保护民族工业的意向，这个标准就更像是以夷制夷了。无奈，IBM已经放弃了OS/2，这个标准也就无疾而终了。

对于那些不具备D这种中国大陆感情色彩的人，即便客观地站在中国国家立场上，也不大容易理解这些标准的出台。有台湾经验的微软中国主管们立刻联想到官员的个人品质，立刻制定了设想中投其所好的行动方案。美国的法律不允许美国的公司行贿与受贿，这也包括美国本土之外，但合法的办法也多得是。于是就有人想，将对标准提倡最力的某位主管的“公子爷”请来做微软（中国）的高级雇员。刚要下手，却又发现早被另一家同样著名的外国同行公司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及，只好另想高招。

闻讯后的D不同意这些“设想中的”做法。D认为，微软这种靠扎扎实实的努力成就的公司，强大到今日，走进中国时，作为公司的中国部主管更应爱惜公司的羽毛。D用电子邮件向亚太区最高级主管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见解。D认为，对这些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官员，更多的或许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民族情绪与知识结构。虽然他们制定的这些标准，不乏显示有他们这一级政府机构存在的意义在内，但更多的恐怕还是那几家小公司包围与游说的结果。不要一上来便怀疑他们在寻求个人利益。这既对这些官员个人并不公平，也不应是微软中国政策的基础。

D当然明白，这些议论与“高见”，在微软亚太系统内部的看起来，真是“狗拿耗子”！虽然嘴上仍然客客气气，但心中恼火透了。D并不以为然。穷光蛋时都没有与命运做过太多的妥协，现在更不必为“五斗米”而瞻前顾后。既然他认为，他的意见符合微软公司的利益，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既然盖茨越过了层层系统，命他同行，他就应该向盖茨提供一个有关微软进入中国的可操作的意见。

D首先去看看那几位汉化小公司的总经理们，又拜访了XX公司的总裁w先生。当然，最后还须晋见制定标准的主管官员。

汉化公司的总经理是比D年轻许多，文革后教育出的小青年。能让微软这般庞然大物不得安宁，自然也算得上是一方人物。这帮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在那里拼命鼓噪，在受过资本主义洗礼的人看来实属正常，都能理解。D感兴趣的是，在他们“民族利益”的大旗之下，真的认为底层软件加壳的国家标准最符合中华民族的软件利益吗？还是他们在想着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w先生，电子部的前官员，身为总裁，仍是电子部的直辖干部。D只想明白，在微软中国部的简报中有关他的评论有多少是真实的。作为同龄人，D也很想知道w先生的见解：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真正符合发展中国软件工业的长远利益。

主管标准的官员论年龄是D的老师辈。在讲究辈份的地方，D持谦恭的姿态。请客吃饭当然是少不了的。餐桌上，D说：他不代表微软官方，也没有任何人授权，纯属个人行为（虽然梅地亚餐厅包房的昂贵餐费将由微软支付）。作为微软的雇员要维护公司的利益；作为一个中国软件工程师，他也关心中国软件工业的发展。他坦言，无论是作为微软的员工，还是作为中国工程师，他都不赞同最近宣布的这些标准。D婉转地分析了这些标准在Windows平台中真正的技术含义。他又说，他愿作为一个电脑界的晚辈，与前辈们探讨，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他表示，他们探讨的所有意见，他都可以越过一切层次直达微软公司的最高决策层。

注：多少年后，看看国内前仆后继涌现出的“成克杰”们，D也想，当年自己一上来便认为官员们并非为个人利益，也过于武断了。

好事总是要多磨几下。盖茨带队，亚太区中国部全力以赴，不久也就达成了协议。原中文版中所用的汉字体一律换掉，改为由微软提供技术，请w先生的XX公司来重新完成（TrueType Font）。Windows 3.1中文版可以卖了。看来，那个汉化小公司还是谈判经验不足。

结束任务，返回美国的前一天，远东区副总裁理查德约好了D在香格里拉大堂餐厅共进早餐。虽然出了不少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总算完成了任务，大家还都是一阵轻松。理查德边吃边说：“如果我们早一个月出行，那么任命你来做中国部的总经理还是很合适的。”

大家都想起了即将上任的JB先生。D便笑着答道：“我要真的做了你的总经理，第一年的销售额就会让你大失所望！”

“为什么？”

D没急着回答什么。但他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犹豫，也有所考虑。专门征求过朋友普尔蒂普•辛格先生的意见。辛格在印度时也是个软件工程师，辗转跑到美国读过哈佛MBA后改行干了市场。在微软一晃9年，如今也熬到了移动视窗（Mobile Win）的总经理。他摇摇头：“你不合适，你不合适！你基本上是个技术人员，没有市场与销售的经验。这个位置，要求的是‘销售，销售，再销售’。至于中国，你比我知道得多。但如果要求我出任印度这个职务，我不会干的，仅盗版一项便让我束手无策。”

这一席话还真的立刻打消了D的非分之想。是啊，感情终究代替不了政策。微软已经大到美国政府都看着不顺眼了。任何一个带有中国大陆感情色彩的人来出任这个位置，都会发现自己将置身于中国政府与微软公司这两个巨大的磨盘之中无法自处。辛格先生这一预言果然被后来的事实一一验证。

和理查德一起喝着咖啡，D的心情也不错，就说：“就让JB干吧，将来有一天你打算在中国搞个研发中心可别忘了我，这我有兴趣。”

回美国不久，费德便调离了亚太区副总裁的位置，出任了主管Office 98产品研发的副总裁。待到Office 98投放市场，费德老弟完成了任务，五十岁不到，拍拍屁股不干了，退休去也！对他，D有一事是忘不了的。在一起访问过中国后，微软中国的几位主要大陆本地员工终于拿到了美国微软职工才享有的微软期权股（Stock Option）。这是费德先生颇具开创性的决定。时至今日，这几位中国小同事如果都适时地售出他们的微软股票的话，都应该是年纪轻轻的千万富翁/婆（人民币）了。再见面，别忘了和老D打个招呼，这里也有老D一份功劳啊。

哈哈……，香格里拉！

相逢与相识

马林•艾勒（Marlin Eller），皮肤不那么白，华盛顿州土生土长的美国鬼子。他不算高大，却十分魁梧，一年四季戴一顶贝雷帽，T恤也穿得五彩缤纷、与众不同。天气稍凉时，他又喜欢披上一件中间穿个洞，和一条毛毯没两样的斗篷。说起话来也是嗓门极大，老远便让人知道艾勒驾到了。此君一言一行，与其说像位工程师不如说更像位艺术家。D听过他的吉他演奏，确实可以与职业音乐家媲美。这位老兄便是今天行销全球的微软Windows系统，最古老的版本，Windows 1.0的倡导者与项目主管。

80年代初，盖茨将微软从德克萨斯搬回西雅图老家后，艾勒先生是最初的百十号研发人员之一，称之微软的元老当之无愧。1995年，艾勒退出了微软（微软的行话叫 retire，即退休），1998年艾勒伙同珍妮芙•爱德丝（Jennifer Edstrom）写了本书，就是前文提到的《比尔•盖茨统领的一帮野蛮人——从内部看微软》。珍妮芙•爱德丝的母亲也是负责微软公关的副总裁，这么一来，这本书就成了，或许是第一本，由微软内部资深人士出版的有关微软如何“打家劫舍”、“攻城掠地”的书。那时，恰逢微软的垄断官司正在兴起。这本书激起了好奇人的兴趣，变成了窥探微软内幕的绝好资料。书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也第一次公开了D走进微软的过程。书出版了许久，直到有中国同事来问：“你是否是书中那位？”D才知道还有这事。

注：微软人从官方到民间都喜欢用研发人员Developer这个词来定义，而很少用Programmer这个词来描述自己。

艾勒是D走进微软时认识的第一位老微软人。D第一次被请到微软去做报告时，D在台上一圈圈地讲，而笔视窗小组里的战将们一个个上来问。惟有一人坐在会议室最后一角，笑而不语。到中午请客吃饭，D才知道，他就是这帮人的主帅，那时候，艾勒先生是笔视窗的技术主任。等D真的来到微软，报到上班，却发现艾勒先生已交班，跑到日本去了。

D参加微软的全过程中，艾勒当然是位关键人物。到这时D才明白，微软把D找来，原是为了做艾勒的“替死鬼”，他方可脱身到微软（日本）去逍遥自在。艾勒的日本之行其实亦是故技重演。早在5年前，做完了Windows 1.0，他也是拍拍屁股跑到东京去弹吉它去了。一弹就是三年，真算得上是一位对日本文化着迷的老美。

一年以后，D到东京出差，算是与艾勒“有缘万里来相会”。D住在市中心新太谷饭店，五星级，算得上豪华舒适。当地的日本同事已将大部分工作都张罗得差不多了，D并不太忙。艾勒也将要结束一年的又一轮访日旅程了（他的工作是指导笔视窗3.1日文版，D也为此而来）。两人总算有机会有心情聊聊闲天了。艾勒说：“隔洋远望，发现你也是一位难以管理的管理人员。”

D心说，笔视窗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是你的老部下，你自然消息灵通。没等D接腔，艾勒接着又讲：“我当然也是，连比尔•盖茨其实都是。”艾勒的口气里，几分自嘲，几分得意。

D想，艾勒说得有些道理。有所创新的人，大都喜欢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但大部分人的心态往往是，自己虽要独立思考，但部下还是听话为好。这甚至是个永远都难以摆平的矛盾。

“你为什么对日本这么感兴趣？”D不想多谈刚上任一年里发生的事，也避免评价艾勒的老部下们，便换了个话题。

“啊，这真是个极具特色的国家！你看过日本的歌舞妓吗？有意思。相扑、茶道，还有，日本人的家庭与伦理，有意思，很有意思。”

艾勒边说边点着头。D却费了半天劲才听明白英文中歌舞妓等日本名词的说法，不禁就说：“这些大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你去过中国吗？为什么不到中国去看看呢？”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是我还是愿意谈谈我的意见。”艾勒笑容里透着点狡猾。

“唐宋文化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高峰，但在中国已经所剩不多。今天的中国大多是满清文化的延续。比如说，中国的普通话，就是满文（Mandarin）嘛。你不同意？我专门去过一次西安，除了城墙只有坟墓。唐朝的宫殿只有在日本奈良才看得见。非常美丽！”

“难道你没去看兵马俑吗？”D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却又没有专门知识来反驳。

“棒极了！可那也只是坟墓的部分。既然坟墓都如此美观，那么秦国的皇家园林应该更漂亮，可惜都让中国人烧掉了。”

D琢磨着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艾勒接着讲道：“日本民族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唐宋时代，学习中国非常彻底。19世纪到二战之后，学习西方同样彻底。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自身原有的文化均保持得十分完好。没有因为一个‘彻底’而丢掉另一个‘彻底’，却把它们熔成了日本文化，颇具魅力。D，难道这你也不同意吗？”

这最后几句，D想想，觉得较难反驳，也觉得艾勒的想法很有点意思。泱泱大国，中国人历来是强调传统的。到了被八国联军逼得订“城下之盟”，到了实在要学习西方的时候，也没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传统当然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但，历朝历代，“翻烧饼”的事也层出不穷。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诸子百家”就被牺牲了不少。中国又讲究“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这么一来，新旧文化就有点互不相容了。有时候为个头发式样，还要闹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会涉及千万条人命。每一次改朝换代，战火烧杀，的确都少不了对旧有文化的一次次摧残。

但D回答说：“其实中国人是对自己的文化保持得最好的民族。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在几千年里，经历过无数天灾人祸，依然能够保持着一个稳定民族的凝聚力。你跑到中国一转，或许找颜色肃穆的唐故宫要费一点功夫，但金碧辉煌、更为宏伟的明故宫不就在北京城里吗？你不觉得唐故宫就活在明故宫里面吗？中国经历过的战火的确太多。烧掉圆明园的不也包括八国联军吗？当然，日本作为一名学生的表现的确还不错。”

艾勒笑了：“D，你很聪明（You are very smart）。”

从日本回来，艾勒又跑到了新组建的研究院，再拉了一帮子人，他的兴趣转到了影像的压缩上。这恰好也是D在中国的空间中心地面部研究卫星图片时曾经摸索过一阵子的题目，两人又多了一个探讨的话题。终于，又过了不久，艾勒算是彻底地从微软“退休”了。从艾勒后来出版的那本书中不难看出，他对当时主持研究院的内森（Nathan Myhrvold）博士是烦透了。

内森博士是英国剑桥大学那位瘫痪在轮椅内，除了眼珠和几个手指还能动以外，连话都无法说了的霍金教授的博士生。霍金教授残而不废，在理论物理学界大名鼎鼎。他因对“黑洞”以及时间由来的研究而被誉为爱因斯坦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名师的威望当然也会照亮自己的学生。内森被盖茨请来主持微软的科研工作，创建微软的研究院。一时间，内森在微软公司内外十分抢眼，是盖茨先生最为重要的学术顾问。

对创立研究院，并坚定地推动盖茨从头研发Windows NT操作系统（今日的XP），内森应该都有他的贡献。但微软的高级干部，无论主管研发还是市场，包括盖茨在内，多是一批实战中从底层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换句话讲，微软基本上是“行伍出身”人的天下。学院派的女士和先生们安心在研究院里写论文自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倘若要过问产品的研制，那还要看你除了博士教授的头衔外，还有多少真功夫。从艾勒在书中对内森的反感不难看出这其间的鸿沟之深。内森几乎和D前后脚走进微软。D亲睹内森的得意与烦恼。作为他的下级，艾勒不想忍受了，自己一走了之。与同级的副总裁们的关系那就得内森自己来维系了。终于，就在D“离休”后不久，就听到内森也宣布“离休”了的消息。带着亿万富豪的身价，内森在不到四十岁时，离开了对他格外倚重的盖茨。

内森不是D的工作上级，但与D也有过一次打交道的经验。访华时，参观完中科院，盖茨对D讲：他发现，在模式识别、图像处理和语言的机器理解这些领域，中美两地的华人都做得很出色。

听者有心，D便与中科院的老上司探讨微软在中关村也设立研究院的可能性。回美国后，便在E-mail中向盖茨提出了在中国设立一个研究院的建议。盖茨立即回信赞赏这个主意，并具体地提出了可先由D集结6到8人的骨干开始此事。D兴冲冲地转而向主管科研的内森探讨具体的操作。但E-mail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经研究院其他华人同事当面提醒，这是盖茨正在过问的事，内森总算回复了一封不置可否、不得要领的E-mail。内森正忙着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斥资十亿美元建微软第一个海外研究院。接着又逢D自己部门欧洲文版要出货（对每个产品部门，这都是压倒一切的），D只好将此事暂时搁了下来。

未“趁热打铁”，未找到可依托的基地，肯定是D在这一问题上犯的错误。D砍了第一斧，却未办成事，根本原因还是个“井水，河水”的问题。D未结束博士学业的全过程，戴上那顶方帽子；更重要的，未发表过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而来插手“学术研究”，也同样不会被这个圈子中的人所接受（出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D自己也多少觉得底气不足。几年以后，后来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教授，李开复先生终于在北京成功地设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现任，中国研究院的大旗已改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又交到了同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年仅三十几岁的小学弟张亚勤手中。据说仍很成功。离开微软后的D，经常来往北京，却一次也没有踏进过中关村希格玛大厦微软研究院的大门。他宁愿脑海里保持着他与盖茨讨论过的那个纸上的中国研究院的形象。（D多少有点阿Q！）

扯远了。再说艾勒离开了微软，卖掉十年的股票，口袋里有了钱，甩掉了一切“骑”在头上的老板们。终于组织了一间自己的音乐软件的公司。音乐，鱼，艾勒所欲；软件，熊掌，亦艾勒所欲。而音乐软件公司，则鱼与熊掌终可兼得矣！如此美好的设计，实让两千年前的庄子先生也有所不及。但人算不如天算。几年过去了，艾勒研发的将五线谱自动扫描进电脑并用MIDI自动演奏的软件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起初，朋友见面，艾勒的自尊心将一切都掩盖在嘻嘻哈哈的玩笑之中。前年，与D在贝尔威的豪园中餐厅又共进午餐（俩人隔段时间碰个头），艾勒终于道出了当“老板”的苦恼：在微软花盖茨的钱，只要自己有创意，其他一切自有人料理。自己当老板，首先要掏自己的腰包，其次，事无巨细都需亲自打理，不厌其烦。

这话听下来，倒符合D心中关于艾勒的形象。

在北美研发软件是一定需要一段周期的。但从1997年开始的在北美掀起了.COM的热潮，确实让人发烧。禁不住共同投资人的怂恿，艾勒将公司的方向转向了MP3音乐网站。摊子还铺得挺大。公司在美国、前苏联与菲律宾各雇了30人。D听了，心中替艾勒叫苦不迭，忙劝艾勒，刹车，刹车，快刹车。

或许这次“吃饭”艾勒本想向D进一步融资，还不容开口就听到一串“刹车”声，颇有失望。但这是最及时不过的警告！事后，D接连发E-mail认真地劝他赶快动作，均未见回音。随即而来的.COM退潮，想必已使艾勒骑虎难下，进退均不甘心了。

才华横溢，个性倜傥的马林•艾勒甩掉了小老板，结果套上了个更大的老板，那就是客户与市场。鱼也熊掌也，万物乾坤还是藏在老庄的袖子里。着实了得，艾勒还是少算了一步！

D认识印度人辛格时，辛格尚任移动视窗部门的市场主任。没两天，部门重组，辛格升任了总经理，D仍做他的技术主任。就这么着，D算交了一位印度朋友。印度人与中国人是微软公司中最主要的两大亚裔力量，人数大体相当。但截止D离开微软时，就算今天，微软公司最重要的产品组，如Windows XP中，印度人的骨干力量依然无人可以否认。

辛格有9年的微软工龄，那9年正是微软打天下最重要的9年。辛格又属哈佛帮，自然在微软内朋友满天下。但他的总经理只做了一年，他也要辞职了。开欢送会前，D与辛格单独在草坪上坐了一会。辛格抽着烟，笑嘻嘻地盯着D：“你是不是也想退休了。”

“我可没你那么多股票。”

“我知道你有多少。”

“你有这么好的英文，这么好的人缘，干嘛非辞职呢？”

“你没有体会吗？到底还是印度人嘛。”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掐灭了烟头，9年了，做到了他这一步，依然感慨。

辛格属于印度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族人的前程是当兵。辛格的父亲行伍起家，退休时官拜准将。大学一毕业，辛格跑到沙特阿拉伯担任了一个电脑工程师的角色。攒足了必须的钱，跳到了哈佛大学。

出了哈佛，辛格钻进了德州仪器公司。80年代初，从年薪6万的位置上跳槽就任年薪仅3万的微软新职。步步为营，每一步均有算计，也均需眼光。

这次，辛格的母亲坚决反对辛格辞职，但辛格又有他自己的算计。作为新移民，他比艾勒谨慎得多。辞职前他已联系好了微软内Visual Basic语言的客户技术支持业务。事实上，辞职的第二天，辛格的新公司便开始工作。从此，微软的Visual Basic客户提出的相关技术问题自动转到了印度。印度工程师完成了相应服务后再经微软中转送到客户手中。在客户那边，他们不会感觉到这些回答是来自印度的。辛格公司的利润来自印美两边工程师的人力差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构成了印度软件出口的一部分。

发展软件工业，并出口软件，中印两国在80年代几乎同时起步。中国同行们也不讳言吧？就软件业而言，现在印度已远远地超出了中国。D和辛格两人都离开微软后，D曾几次与辛格从各自了解的中印两边，来探讨这一问题。他们两人发现：

中国人与印度人都有很好的数理逻辑思维。

双方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国际市场上大体处于同一水平。

两边软件盗版的技术能力与激烈程度大体相同。

不必管在印度大街上你看见的是什么，只要走进了印度的软件公司大门之后，无论文化氛围还是管理方式与美国公司没有太多差异。相比之下，中国软件公司的“中国特色”，还是相当明显的。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包括“海归”留学生在内，大多没有美国软件公司的生产管理经验。好乎？坏乎？见仁见智。就软件生产的特殊性而言（前文已述，它不同于造汽车），中国公司如果也为美国的主流市场生产软件的话，“接轨”的成本会增加是肯定的。

印度人，虽然低调，但在美国软件业中所掌握的资源多过中国人。

英语，软件业中交流通信的共同语言是印度人的教育母语。他们整体水平好过中国人。

作为软件出口必不可少的国际通信专线，中印两边表面上成本大体相当，但实际成本，印度低于中国，办公场地的租赁成本也低于中国。

IT业生产研发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水平高过印度，特别是在硬件方面。

中国有比印度大得多的PC与网络用户群体。

中国政府在IT工业领域的“宏观调控”能力大于印度。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干预，且方法正确的话，这是不容忽视的利好因素。

还是回到辛格头上。仅依赖微软老关系，犹如一把双刃剑。果然两年后，辛格碰到了麻烦。微软突然决定中断合同（估计他原来的老朋友离开了某个关键岗位）。虽然微软赔偿了辛格合同中一切损失，可也让辛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起步时还是赢来了两年的缓冲期。以后的几年，又看着辛格在印美间来回穿梭与挣扎，不断地变换着公司的课题。但命运不负努力之人，辛格终于找到了最佳切入点，迎来了最佳的市场窗口。2001年再见面时，D发现辛格的办公室搬进了科克兰德镇最豪华的写字楼。他那帮印度弟兄研发的，有着自己软件技术与品牌的（不再是单纯的高级劳务输出了）ERM/CRM软件产品终于打进了美国最大的，包括微软、通用、惠普在内的一系列公司。尽管辛格先生（这回是CEO了）仍然向D诉说着随之而来的更大的风险，但D看得出，这回他是站住了脚。虽然微软的朋友们还在帮忙，但这回的成就，更多的，是靠的自己！他的公司2001年的营业额已排到了美国同行公司中的第3位。从微软退休9年之后，他的照片又忽然飞上了“微软退休老干部协会”（Microsoft Alum Net）的2002年网页封面之上，又成了明星。正在壮年的辛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他。

路易丝•塔那伟拉，小小的个子，十分健硕，黑黑的皮肤上长满了长长的汗毛。走起路来连跑带跳，手臂又喜欢张得开开的。他就有了一个与黑炭团形象不大一致的外号——“蝴蝶”。路易丝，比前述两位年轻许多，墨西哥人。他高中毕业后，到美国著名的南加州大学LA分校读完的大学。从学校一毕业又投入了微软的大院。D认识他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是5年工龄的资深研发人员了。路易丝由艾勒招募而来，而且很快就成了艾勒小组最得力的干将。待到D接手时，D立刻发现他是这个小组中技术上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他以及他周围的七八个人构成了这个小组的技术核心。D也发现这个生性活泼，乐于助人，人缘又极佳的墨西哥小伙还是一位典型的野心勃勃的微软人。

刚上任的D，一时间，被微软看做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一半是源于微软那些创业者自己曾走过的路，另一半便是他们的想象与他们对D的期望值。中国人的背景，笨拙的英文又为想象中的形象增加了一些神秘感。不仅D自己的部门，公司的其他部门也添油加醋地描绘着盖茨新收购的那个小公司的故事。这些故事，又通过西雅图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全美（部分吧）中国留学生中有意无意地传播。80年代末，留学生大都还处于一个专心做学问的阶段。D的经历充满了异数，微软的垂青又为这个异数增加了一些传奇色彩。一个简单的蚂蚁，虽未成大象，可多少像只兔子了。于是，远在美东刚刚成立的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发函请D就任董事会顾问。D一看其他的董事顾问的名单，“吓”得立刻回函谢绝。哪有资格与这等名人为伍呢？还有自知之明的D领教了“传说”的威力。作凡人，D喜欢好名声，尽管那年月还不懂，真假好坏的名声都是可以用来赚一时之钱。但作为中年人，久经“阶级斗争”考验，D却相信，不符实的名声，无论好坏，终归会毁掉这位名声的背负者！D希望冷一冷，还事情的本来面貌。

再则，艾勒跑到日本去逍遥，留下了他的全班人马，一批优秀的干将（多少年后的记录表示，这一判断基本正确）。尽管过去素不相识，但D是这批人“抬轿子”抬进来的。于公，需要这批人，于私，有知遇之情。已经到位的“菩萨”，何必再挡后来者修行之路呢。

其三，在D看来，他还不具备能力接替艾勒留下的空缺。D属于那种“一参加革命便骑马”的干部，比抱怨“玻璃天花板”的华裔干才，幸运许多。不过，D却想，未具其能，而居其位，福兮，祸兮？

D不觉得他具备了对这样一个位置所要领导的群体的彻底了解，以及对这样一个群体有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操控能力。D在完成了合同要求的技术转移之后，开始了“退避三舍”的过程。

落花有意，流水有情。年轻许多的路易丝接替了D作为技术领导的职务，登上了他在微软内部生涯中颇为关键的一档。超脱了日常的行政琐事，D有了机会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让人觉得“海阔天空”。聪明的路易丝，依旧处处来找D商讨。这又让D感到做一个“太上主任”还是很舒服的。他们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技术问题。一天，谈完了日常工作，路易丝忽然说：“我琢磨过一段时间你的模型之后，发现你的算法中整体观念（overview）非常强。”

D想了一下：“你的说法可能有些道理。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做学问，分析问题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从上到下（top.down），或者从下到上（bottom-up）。至少在20世纪近代科学走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问题习惯于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国人喜欢从阴阳五行的理论出发去研究世间万物，去分析理解人体的生理与健康现象，气候与天象的变迁，甚至军事与政治等等。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处可能就是较为重视事务的整体观念，以及各个局部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和相互间的相关性，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坏处也很明显，往往最后大而化之，不了了知。中国的中医对一系列疾病都行之有效，可至今也找不到近代科学的生理解剖基础。”

“你讲得很有意思。”

D又接着讲：“中国人也有许多非常出色地从下到上的科研案例。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数学家，或许你也听说过，叫祖冲之。他从研究圆内接正多边形出发，不断地增加边数，早西方人近千年，就求出了高精确度的圆周率近似值。但先从一个具体现象开始的研究方法，往往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祖冲之当然让中国人骄傲，但他未能从多边形逼近圆的过程，导出“极限”这个更一般的理论，更没有推出微积分。只能把这些留给西方的科学家来做。”

更多的时候是D在听路易丝讲墨西哥的故事，讲起他的父母乡亲。路易丝也常以自己的墨西哥血统为骄傲。D便开玩笑：“你也不是真正的墨西哥玛雅人，你只能算是跑到墨西哥来抢金子的西班牙人后代……”

与路易丝、辛格合作是D在微软生涯中最开心与最轻松的一段日子。偌大一个部门，几个主要头目都是新移民，也无所谓什么“玻璃天花板”。可不久，辛格辞职了，没几个月，路易丝又窜到另一个部门去出任研发主任。又不久，路易丝又找到了更好的机会。微软收购了地处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软图（SoftImage）公司，那是个冬天极冷的法语区，微软得派个人去做新任总经理。有人想到了路易丝。年轻的路易丝完成了他高速三级跳。作为“过来人”，D当然理解路易丝的雄心，甚至也陪他一起去请VP（副总裁）吃饭拉关系。不过D也不时的暗示，在能人辈出的微软公司，爬得太快了并不见得是件太好的事。果然，在收购了SoftImage一年之后，微软又决定出售该公司。一时半时，很难再找一个总经理的位置，30岁不到的路易丝只好退休了。路易丝连同也在微软某部任测试经理的塔那伟拉太太，前苏联移民，一起迁到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相信在蒙特利尔，他们已学了一年的法语了）。他们有了足够的微软股票，可以悠闲地享受地中海的阳光。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娃娃，可路易丝夫妇都毕竟太年轻了。几年来，经常与路易丝在网上聊着天的D相信，他们还在寻找与等待下一个机遇。

5年的微软生涯让老D有机会认识了许多曾在美国电脑业界名震一时的“大人物”。5年真的走过来，D却认识到真正撑着微软公司脊梁的倒是上述这些朋友们。正是这帮人一个又一个的创意，一行又一行的Code，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才托起了微软的今天。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D在内，这些朋友都离开了微软。更多的新微软人填充了他们留下的位置。作为创业期的微软团队有着创业的兴奋，守成的后来者更有着守成的艰难。留在风口浪尖上的微软里，无论旧人新人，用不着发愁没有挑战的机会。

再见，微软

1996年秋，告别了闪着金光的工资、可以吹牛的级别、令人羡慕的福利，D离开了微软。来时，曾掀起过一池涟漪（全微软内）；走时，又荡起了一阵微波（仅中国人吧）。那时，微软内闻讯的中国大陆人一阵惊诧，国内IT业界相识的朋友纷纷问候。大家难免也有不少猜测，最后只好说：大概是钱挣够了呗！

钱有够吗？

不为五斗米折腰，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墨客的遐想。可上有老下有小，责任与洒脱之间有时也不得不找出一个可接受的妥协出来。更何况还有多少“读书人”为几粒茴香豆也不得不赊账，不得不“窃”书而折断双腿。呜呼！真能“不折腰”已为之不易。感谢上苍，D是个幸运儿！

5年，不止可以读一个MBA学位。5年，到底让人看明白了，一个软件工程应如何开始与完成。5年，乘坐在全球IT业中一辆横冲直撞的重型坦克之上，一路驶来，所到之处，阅尽业界的波澜起伏。

可恰恰是这5年的微软生涯，看着周围渐渐远去了的朋友与同事，D真的感到了人世间的浩瀚与广袤，人生处处都有芬芳。来日虽方长，人生又苦短，既然上帝把微软的十字架交给盖茨先生去背负，D实在没有必要只在这一座玫瑰园中往返荡漾。

D离开了令他骄傲过、留下了一段人生的微软。选择离开的具体时间，当然与具体的原因相关。但其更根本的，还是在微软他做完了自己的“三板斧”，走之无愧了。当然他可以继续呆下去，天复一天，年复一年。但，那对生命又有什么更新的意义呢？选择“再见”，才更像一路走过来的D。

同为微软工程师的d在她的NT研发小组办公室中

家仍在西雅图。近水楼台，当了“离休干部”的D，当然仍关注着微软的一举一动。至今为止，微软仍处在软件业顶峰，无人可以取代。“前老板”盖茨先生不得不依然满世界里飞来飞去，不得停息。然而微软却也在悄悄地变化着，一片片高大的松林被砍倒了。微软园区变得更大了，园区内的楼号也排到50以上了。员工已直逼5万人，可当年一幢幢大楼内彻夜的灯火通明似乎也消失了。曾经总是排得满满的停车场，月色下也变得空荡荡的了。不由让人心中多了一份惆怅。

这些年来，那些最具创业激情的老微软人大部分都离开了。.COM狂潮，更干扰了微软新兵的招募。对优秀的人才新血，微软也不得不降格以求。输掉了临时工的官司，微软更得安排接受它原本只想作为临时工使用的、人数超过正式职工的一万余人。队伍明显臃肿起来；而同时，反垄断的官司紧紧地缠绕着微软。

在技术上，由Windows 3.1演变而来、不断地“贴膏药”向上堆的Windows 98系列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寿终正寝了。重新设计的NT系列演变成了今天的Windows XP，较好地适应了PC外接设备与网络向图像、音乐、影视等多媒体方向的延伸，表现出诱人的魅力，从而也延伸了微软在PC软件上的霸业。相信，随着技术上更进一步向下及周边延伸，终端设备乃至家电设备的无线与有线连接也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

但对微软而言，技术发展的环境与舞台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向上延伸，PC成为今天覆盖全球的因特网中的一个个节点，成为网络的一个有机组成。毫无疑问，网络已经成了今天IT业中更大的主角。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心网上的数据如何安全地共享，简便地交换。

因此，操作系统也不再是仅对一部电脑所涉及资源的集中管理，而是更关注且需管理网上分布式的资源。于是有人开始说，从此，操作系统将是面对网络的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所对应的人机界面不再仅是本机的Windows，更多的将成为网上的“页面”。

编写程序的语言将不得不考虑能跨越网上不同的硬件平台而运转。

包含这些最主要的考虑，世界互联网联盟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工业新标准，称作XML（可扩展的标识语言）。这个标准一经推出，立刻就是IT业下一个战略至高点。此情此景，微软还能独占鳌头吗？

9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SUN MICRO公司，本为家电设计的Java语言迎合了网络市场提出的跨越平台的要求，便有人引出了一个“中间件”的概念。所谓中间件，用非学术性的语言去解释：它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软件操作系统或某一类特定的硬件平台，而是提供了一种为“虚拟的平台”准备的语言标准。用这种语言写出的程序，不同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环境将针对自身的特点给出“解释”，使其运作。这类语言又被简单地称做跨平台语言。正因为如此，Java一经推出便声名大噪。（上述这些名词或许过于专业化了，目的只是说，IT技术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如果读着费劲，就跳过去。）

拥有硬件工作站，UNIX家族的软件操作系统，再加上可以跨越平台的Java语言，SUN为因特网跨越平台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SUN宣布在争夺下一轮工业标准之战中拔得头筹。IBM，甲骨文（Oracle）等等公司立刻表示加入Java阵营。有树旗杆的，就有摇旗呐喊的。看客自然明白，其矛头就是再一次指向微软的霸业。

微软很少第一个“吃螃蟹”，因此也在IT业的互动中已有过一时的被动。1996年当网景（Netscape）公司携第一个商品意义上的网络浏览器“导航者（Navigator）”登上IT业舞台之时，刚集中精力忙完Windows 95的微软公司，一时间还真有些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一轮震撼，微软立刻暂停了Windows 96的研制，该组人马集体转向网络浏览器的开发。网络浏览器是一个并不具备私人技术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早在网景的“导航者”问世之前，科教界早已存在数种包括源码在内，可免费下载使用的浏览器。在这个基础上研制产品对微软当然不是难事。不仅如此，微软公司借Windows操作系统的优势，再将网络浏览技术嵌入其中，免费提供给用户。如此一来，微软刚一出拳，未成回合，网景就败下阵去。但此次不同以往。一场新斗争只不过才开始而已。摘下招牌的网景投奔了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AOL）。美国在线（AOL）+ SUN＋IBM＋甲骨文（Oracle），“不约”而同向微软挑战，一个新的巨大的敌对阵线已经形成。面对多个州政府垄断官司的司法斗争与Java集团的技术竞赛，盖茨此刻要以一敌二了。这将是微软公司自Windows 3.1以来，第一次真正面临一场胜负难料的征战。

过去，微软曾宣称自己的Visual Basic完全可以成为跨平台语言，接下来又推出微软版的Java，这些小的战术动作并未对两军阵容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为微软摸索最终的对策争取时间。一阵忙乱之后，微软终于亮出了旗号。提出了针对XML标准抢占制高点的一揽子计划，微软称之为.NET。在.NET的号角声中，盖茨摆出了两军对峙真正的阵式。

在微软服役期间，D有数次被要求越级直接向盖茨做工作汇报，也曾陪同盖茨一起访问中国。工作中直接的接触与近距离的观察，使人有机会透过弥漫在社会上套在他头上的“电脑神童”的光环，以及由各级公关人员包装过的、熟人听起来多少有些千篇一律的公开讲话，来看一个作为普通人和同事的比尔•盖茨。

虽然在聚光灯下，摄影机前他也是滔滔不绝，但在D眼中，盖茨属于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却又不太善于言辞的那一类人。然而，盖茨肯定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一点不难从汇报工作时发现，他跟进你的汇报极其迅速，他问出的问题让你明确地感觉到，他听懂了每一个技术细节。

盖茨仅仅是一个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对电脑科学的直觉与使命感驱使他一步步走到今天。除此之外，在担当一个如此巨大的软件公司一把手的同时，还能对一系列软件产品的技术细节了如指掌，盖茨确实又是一个非常善于聆听的人。第一次访华时，在餐桌上回答中国教授李三立提的同一问题时他说过：“在我周围总是有一群最优秀的教师。”

微软公司善于“消化”别家技术的绝活，多少也来源于盖茨本人的“消化”功能。在一些不公开的场合，盖茨批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毫无情面。但几乎在任何场合，对技术人员他又总是平等相待，尊重有加。盖茨是个敢于冒险的人。他敢于辞去哈佛的学业，他敢于在手上几乎还不具备操作系统技术的情况下接下IBM的订单。盖茨又极其谨慎。他永远在银行中保留够员工一年工资的现金。几乎没有任何一间美国大公司在财政上如此“保守”。大会小会，他念念不忘恐龙公司衰败的教训，不停提醒员工与自己。在全球IT业剧烈的竞争与司法诉讼中他都表现得极为强硬。在公司内部，D又觉得他小心翼翼，总是如履薄冰。从旁观察他这种咄咄逼人而又谨小慎微的风格，D不禁猜测，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他的公司早已强大到足以敌国的地步了呢？不仅一系列小国的年国民总产值敌不过微软，即便大如中国，在盖茨第一次访华时，全国软件的总产值也远不敌微软一间公司。盖茨越是出色地操控着微软，倒也越让人担心着一个问题：没有盖茨的微软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离50岁，他自己规定的退休年龄并不太遥远了。

尽管盖茨在努力把微软当作当年那间小公司般去小心地经营。但，即使D还在微软时的岁月，便已让人感到了官僚主义的滋生与盖茨本人的无奈。从保罗•艾伦开始，创业伙伴的离去与人才的流失更让盖茨头痛不已。长期跟踪与观察便不难发现，多少有创业激情的干才受微软成功的鼓舞而离开微软，非要再亲自试一回身手不可，而又增添了多少“乐不思蜀”的阿斗来微软“滥竽”呢？防不胜防。

微软XP操作系统的核心人物，戴维•卡特勒（Dave Cutler）当年从DEC公司带着他的NT梦想，转换门庭，投奔微软，10年已过，他仍在艰苦奋斗，统兵鏖战。可从NT到XP，要在服务器端以明显优势真正战胜UNIX，还有待于又一次技术上的飞跃。“江郎才尽”否？

亦为Borland降将的安德森•海斯伯格（Anders Hejlsberg）此刻正领风骚。当初效忠Borland时，一曲Turbo Pascal（编程语言）和Delphi（相应的研发环境）让程序开发人员肃然起敬，而今领军微软又成了C＃语言（.NET中对抗JAVA语言的一个核心部件）的灵魂人物。一代鬼才，无可置疑。

但Windows 2000服务器，Windows XP加上Visual Studio.Net真能战胜Java集团吗？诸位读者还真的要拭目以待。

软件生涯

如果我们暂时把老祖宗的“算盘”放到一边，而将二战末期当作现代电脑的生日的话，那么电脑几乎与D这拨人一般大小，不过五十几岁罢了，其发展之迅猛让人惊叹。

不像其他的圈子，电脑界很难说清楚谁是现代电脑无可争议的发明人。但提到现代电脑，却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与匈牙利的数学家冯•诺依曼（Von Nouma）。图灵先生在30年代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关于可计算数（On Computable Number）”。文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图灵机理论。此后电脑技术的发展证明了，当初并非是完全针对电子计算机的这一数学理论奠定了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种类电脑的理论基础。而冯•诺依曼先生则在40年代提出了带存储器的计算机设想，并在他的实际参与下，研制了美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从而也奠定了今天几乎所有正在使用的电脑的基本结构。两位天才却都英年早逝。冯•诺依曼在50年代中，50岁出头死于癌症。而图灵先生不仅在30年代奠定了今日计算机的理论基础，更在随后的二次大战中英军破译纳粹德国的军事密码做出了无法取代的卓越贡献。可1954年，他的同性恋倾向无法被英国社会接受。一代英才服毒自杀，时年仅42岁。时至今日，人们到底认识到还有比同性恋更重要的东西，“图灵”的名字终于用来为全球数学与IT领域中最重要的奖项命名，用来填补诺贝尔奖的空缺。

作为一个电脑工程师，在D看来，电脑的50多岁中，软件的发展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从电脑的诞生到70年代末，是电脑软件从无到有长大成“人”的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伴随着工作站的出现与个人电脑的普及，软件业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妨看成软件业发展的第二阶段。90年代中到现在，随着因特网步入了IT业的舞台中心，软件业走入了革命性的第三个阶段。

最初的电脑，只有硬件，也只用于军事与科学的计算，这也是电脑的英文名字叫“计算机”的原因。那时的电脑工程师其实也只是数学家加上电子工程师。如果还有什么可称作“软件”的话，那大概应该算如何将实际问题转换为计算机可执行的算法，以及算法如何变成计算机能“读”的一叠“指令穿孔卡”罢了。这太不方便了。为提高与电脑交流的效率，科学家首先将对应于每张穿孔卡的每条指令，从一串二进制数码转换成用英文字母可以表示的符号串。这便有了今天称作汇编语言的第一批计算机语言。有了这一步，科学家当然会想，如果计算机语言更接近人类的自然语言岂不更好？于是有了以后的从Fortran、BASIC到C的众多计算机语言。计算机内外部设备不断地发展与增加，使得如何有效地管理电脑的自身资源成了问题，又催生了电脑的操作系统。电脑越是走进实用状态，越是有更多的数据需要在电脑上存储与处理。数据库提上了日程。有了电脑语言，操作系统与数据库这三大块，现代意义上的不同于电脑硬件的软件与软件工程的概念诞生了。不过，真到70年代末，作为软件发展的第一阶段，已经十分发达的众多繁杂电脑语言、操作系统还是使业内软件工程师颇为困扰。每一次更换工作与环境，都不得不重新学习一个可能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与电脑语言。于是有人感慨，期待着一位像牛顿或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来统一电脑软件，结束这春秋战国的分割局面。

80年代开始，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与工作站的问世，软件业走进了它蓬勃辉煌的第二阶段。这阶段大体又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沿着传统电脑业发展轨道的电脑工作站阵营，二是个人电脑的广阔天地。

在工作站阵营，从一开始便公布了源码的UNIX 操作系统联同它的C语言让人耳目一新。工作站生产厂家迅速地“团结在以UNIX为领导核心的操作系统周围”。C语言无可争议地变成电脑业最通用的语言。工作站软件的前景变得清晰了。在这个阵营里，AT&T实验室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卓越成就与慷慨贡献不应被人忘记。

个人电脑的普及，使软件不再只是科研机构才能把玩的宠物，也不再是拥有传统电脑的公司机构所能垄断的产业。研发软件的门坎大大下降了，这使得一大堆Startup的软件公司可以应运而生，其中便有微软。不仅如此，更多的如D这样的“个体户”也可随时参加进来。这一阵营中，软件的工业结构被改变了。个人电脑的软件的研发变成了“人民战争”。由此而来，不仅大量的专门软件工具库填补了上述操作系统、电脑语言、数据库中的种种空白，使之更为方便好用，而且众多如天文数字般的应用软件涌上了市场，真正开创了电脑应用的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计算机”可以称作为“脑”了。电脑变成了寻常百姓可用的工具，时势也顺便造就了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英雄。这一阶段的软件业“核心”当然是非微软莫属了。

犹如第一阶段的核心IBM曾受联邦政府反垄断起诉一样，第二阶段的核心微软公司也正遭此命运。但在D看来，这不过是那些对IT技术不甚了了的美国政府官僚们的杞人忧天之举罢了。IT业是美国工业界中技术更新最快的行业。市场的迁移与技术的变化让IBM的垄断官司持续了十几年后不了了之。而对微软官司的第一份法官判词出笼之日，竟成了美国高科技纳斯达克股市下滑之时，时至今日未见抬头。微软公司并未伤到元气，那些声称“要被保护”的小公司却因股票缩水而一个个应声倒地。不知法官与检察官先生们做何感想。

技术与市场本有自己的规律。.COM的泡沫消失了，这个由网景公司始掀起的泡沫本来就带有人为的痕迹。但网络迁移到了IT业舞台的中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迁移不仅真正动摇了微软作为软件业核心的位置，也掀开了软件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如前一节中所述，用不着政府干预，软件业实际上已开始重新“洗牌”。一场角逐重新开始，鹿死谁手还难下论断。

第一阶段的发展为软件工业留下了许多遗产。电脑操作系统的格局相对集中了，电脑语言、数据库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脑在数值计算以外的领域被大大地开拓了。

更值得称道的，一股奇兵，以Linux（UNIX操作系统在PC上的版本）为典型代表的自由软件正式地登上了业界的舞台。不仅对以微软为代表的商业软件已构成了威胁，而且对软件业如何进一步发展也带来了微妙的变化。

变软件产品为软件服务的新商业模式开始走上了舞台，得到了众多商家的认同与尝试。作为软件工业商业模式的一个探索也在影响着它的未来。

软件业的变化，带来了软件从业者的变化。

与软件业同龄的D，从故国开始穿越了软件在传统电脑上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来到北美新大陆又几乎从头到尾走完软件业的第二阶段。在PC软件与网络软件重叠转换之时“告老还乡”离开了微软。近三十年的软件生涯，使得D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科研队伍中的一位软件工作者，演变成一个“自由散漫”的软件个体户，从而也有幸成为微软公司内的一位“弄潮儿”“排头兵”。不仅如此，他的儿子wd，除了大学毕业也没有更高的学历。从小就是一位软件“个体户”。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今天美国IT业中轻易便可从书刊杂志，乃至众多网页上找到名字的电脑密码专家，虽“小”，但确有一席之地的专家。软件业显示出了与其他高科技行当不尽相同的职业特点。

在D看来，电脑上的系统软件，或称底层软件，既未涉及任何近代物理，也与化学并不相关。即便开发人员不懂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等知识也无妨。作为一个好的软件从业者，你当然也需要学习一系列电脑基本理论和相关的数学知识。但它的知识结构比起其他高科技领域，比如高能物理、量子化学，要简单得多。但世间的万物也都是一分为二的。你一旦上了软件业这条“贼船”，并想以它为职业，你就须做一辈子的学生。这一行业的知识和使用工具的更新之快也是有目共睹。

如果你目前是位下岗职工，一时还找不到令你满意的工作，如果你年龄在15岁与60之间，还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学过一点英文，还能再背100个左右的英文单词与符号，如果你也喜欢有逻辑的思维，那D就建议你可试试下三个月的苦功，然后在软件行里找份工作。至少眼前收入还不错。仅就一个软件程序员来说，很像一位棋手。除了“马走日，相走田……”，小小的棋盘上，并不一定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你就可以走起来。但其间的奥妙与乾坤却又无穷。你也大可不必担心聪明过人而无用武之地。当年走进微软公司最强的技术队伍，Windows技术研发小组中，不过几百人而已，高中生大有人在，便是其中的道理。任何一个行当，当然都深不可测，要想炉火纯青并非易事。但软件业对初学者却是个门坎极低的行当，除了一台PC，再要的就是你的兴趣与学习的愿望而已。一门电脑语言，比如Visual Basic，那几条简单的语法不比“马走日，象走田”复杂太多，有三个月苦工，应能掌握，如此而已。有了一台电脑，初步掌握了一门语言如C++，你绝对可以找饭吃了。（而有了兴趣，并沿着兴趣不断地走下去，那就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了，说不定下一个“爱因斯坦”就有可能是你了。）门坎低，变化连续且发展无穷，各行各业都有需求，是软件行业的一大特点。

1996年，D参观初建的“亚信”，Chinanet 骨干网模拟调试

当D走过北京的街头巷尾，望着槐荫树下围成一圈圈、摇着芭蕉扇下棋的老汉们，便想，那中国的软件业呢？

70年代末，D还在中国时，便有同行凭着有限的资料在分析 Algo、Fortran 等计算机语言，就有人在剖析 RDOS、RT-11 等操作系统。还有一伙D的同龄人，文革后的研究生，硬是把刚出世不久的UNIX做过一番分析。D读过他们的分析报告。一晃20年，再见面，UNIX换成了LINUX，当年的研究生成了今天中国软件科学的中流砥柱。但中国自己的软件呢？

改革开放使外国公司比如微软的任何新软件产品，包括盗版，上市一个月后便可传遍中国。中国的应用软件，特别是那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应用领域中使用的应用软件开始发展了起来。许多软件公司也得以上市，自然也成就了许多新贵。但还有人在剖析C++、XP或者是 Oracle吗？

和中国自己的“两弹一星”相比（这是比软件复杂许多的领域），中国拥有自己产权的软件业明显落后了。和印度的软件业相比，中国的应用软件基本上还处在“内战内行”的阶段。当D听到中国业界的“权威”人物已做出放弃在操作系统、电脑语言等底层软件上再做努力的传说之时，颇感惶惑。D真心地希望这个传说不是真的！倘若是真，那就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考虑。那还意味着在软件业最重要的一系列领域中，对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软件界将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这本不是D该评头论足的话题，可他血管中的中国血又不得不让他想：难道在一个门坎并不高的产业中，举国之力还敌不过微软公司几百人的题目组吗？舍去商业上的考虑，当年吃透了UNIX，而今又领导着XX研究所众多的精英们，为什么不敌一个推出了LINUX的芬兰在校研究生呢？国内的同行不也在讲跨越式发展吗？赶上来的机会处处都是。软件业进入了网络时代，又一个新标准XML出现了，又是一条新起跑线。精英朋友们可曾抓住？

在中国的应用软件中，也有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比如汉字电脑识别技术。但在极需此类技术的日本与北美市场，作为一个曾经领导了微软这一领域的专家，D均未见到中国软件势力的扩张。

中国专家们当然明白自己的问题，于是，一系列新的利好政策开始朝软件工业倾斜。统计数字也表明中国的应用软件业在一年年飞速的增长。无论如何这都是让人振奋的消息。至少中国的队伍在练兵，在前进。但是，如果去掉这些“中国特色”，犹如中国足球队，拿到世界杯赛场上又会如何呢？

“中国特色”固然可以阻止外国的应用软件长驱直入，而中国特色的应用软件也同样难以打进那些不讲中国特色的市场。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的“井水”正在大量地做着“河水”的事情。

注：这里“井水”指学术界，“河水”指企业界。

由纳税人支持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办起了大规模的赢利公司。这或许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同样在D看来，井水还是有必要保持自己的清澈与甘甜。在一个最容易赚钱的领域里，也应该“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众多的利好政策中，除了功利主义的刺激外，还应该有功利之外对科研人员兴趣上的鼓励。求知的兴趣才是千百年来科技得以发展最原始和最根本的动力。中国人在底层软件与软件理论的研究上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还读得懂电脑论文的D，真希望能读到来自中国本土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论文，更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Made In China”的软件产品，而不仅仅是新闻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报道。

在中国，D曾在“井水”中泡过。在微软公司，D基本上属于“河水”的范畴，但有时为了充实自己，也去喝两口“井水”。美国的“井水”是另外一拨人，一拨也很有意思的人。

1995年春天，D收到了第×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的邀请函，会议在法国南部高科技重镇图伦兹召开。一想自己还未去过欧洲，D便欣然允诺前往与会。邀请交给秘书，D便去料理别的事，只等届时出发便是了。会期一到正待启程，秘书传来消息：D持中国护照，被法国领事馆拒签。D心说，这么麻烦，不去也罢，便打电话通知图伦兹会议举办小组的负责人，表示遗憾。

未想到，电话惹恼了这帮“井水”：法国政府居然妨碍高贵的学术自由，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与会的美国代表立刻联系美国国务院，美国务院再与法领事馆联系。法国领馆换了一副腔调。领事的电话随即打到了D的桌上，并十万火急办完签证。D觉得这帮“井水”确实有点意思。尽管会已开始两天，还是拿了签证与机票，一路赶到图伦兹。会议组织者十分满意D的到来。虽然迟了点，但这终究是他们所推崇原则的胜利。

会议实际上是在图伦兹南部的一个古堡中举行。从图伦兹机场要花200美元的出租车费方可赶到。这是会议组织者之一西蒙教授的祖业，被一大片葡萄园环抱的一座孤零零的花岗石城堡。西蒙的祖上兴许是个什么侯，什么爵之类的贵族。西蒙教授在巴黎大学打工，估计不到暑假这个地方也不常来。现在拿来开会却也不错。会议便在当年的饭厅中举行。高高的天花板，大大的吊灯，虽已颇有些岁月，倒也不减当年的气派。

上午、下午都用来宣读论文。听了两篇，D就倒了胃口，都是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你知道的他说了不少，你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不过，圈外的读者也不必惊讶。无论什么会议，其论文大多如此。本来就是沙里淘金。十篇中，一篇有用，就算你大大地丰收了！所以，凡媒体报道，某某权威在某某国际会议或杂志上发表过多少论文，先别急着钦佩，把文章拿来，看看有多少“真货”再说。

国际会议往往也是一个个小圈子。小小的地球，合得来的同行，各自单位里已小有成就，便隔段时间聚一聚，就便成了会议的理事会。各位理事的学生、朋党、部下，或对以往会议中的某篇文章真有兴趣的人，就成了其他与会者。会议是将这个小圈子的人一年来自认为拿得出手的论文汇集成册的地方，更是个交朋友、游山水的地方。D之所以对这个会有了点兴趣，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个国内同行常来参加的会。国内也很有几位院士、所长名列此会的理事。到了古堡，D有些失望，此次法国会议国内人物一个也没来。

与会者人数并不太多，多是欧洲与日本的教授。把会选在古堡里进行，更似老朋友聚会。晚上也不点电灯，古堡里只有蜡烛。这帮教授在这儿追思中世纪法国爵爷们的幽情，颇有点浪漫色彩。不过在D看来，这古堡周围黑漆漆的田野，这跳动的烛光，倒更像在国内生产队里下乡劳动之情景。

算了，“河水”也不必犯“井水”。至少在北美，以人数而言，最聪明的人群还是聚集在各大学的教授队伍中。他们不喜欢公司的纪律与约束，也不介意公司中诱人的股票认购权，他们更乐意追随自己的兴趣与理念。他们之中当然有“滥竽”之辈，但是就如同那深深的钻石矿井，淘掉了成百吨、成千吨的沙石，一个巨钻现于人世，那就是光彩夺目，傲视群雄。

即便现代软件业里，“微核心”操作系统、面向对象的电脑语言、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分布式的信息处理、中间件等等，这一系列重要的概念都是理论界教授们首先提出，推动着电脑科学向前坚实地迈进。理论圈里，打得一口好井，“井水”就比“河水”甜。

第七章 日出江花红似火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是D当年读过的一条毛泽东1956年在莫斯科看望中国留学生时的即兴讲话，一条颇有人情味、与阶级斗争不甚相关的毛泽东语录。在文革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日子里，D还为它谱写过一条新疆味的，为男低音准备的语录歌。那时候，每当读到这条语录，或唱起自己写的歌，常使D忘乎所以，仿佛自己真的如一轮朝阳喷薄直射，冉冉升起，一种自豪与自信在心中油然而生，也暂时忘了自己还不是“红五类”、党团员。

英雄辈出，各领风骚的IT业中，D终于感到了一丝疲劳。不过，一浪逝去，便有一浪涌来。在D小小的电脑之家里，又走出一位新IT人。

wd出生在1976年的上海，那时离四人帮倒台只有几个月。

9岁，妈妈专程接他到了美国时，他已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插进了美国的五年级，但英语要从ABC开始。淘气的美国孩子嘲笑他全身的中国衣服，也嘲笑他优异的数学成绩。在他们眼中，他是从中国来的一个数学怪物。长大以后他才与大家谈起过这些遭遇。作为孩子，他几乎没有任何玩具。但他一到美国，家里的桌子上便摆放着不止一台电脑。不懂英文，他玩不了电脑上的智力游戏。这倒使他一开始便学着爸爸妈妈在电脑上写程序。10岁时，wd帮助来美做访问学者的舅舅，在PC上完成了分析化学上一个数学公式运算结果的图形输出打印程序，令舅舅赞叹不已。

随着父母的再次搬家，wd转入了波士顿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布如克兰（Brookline）中学。一考核，跳了一级。接下来的一件事让D吃了一惊。他参加了波士顿公立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拿了个初中年级的第一名，文章登上了报纸。此前，wd兴高采烈地拿回全市中小学生电脑比赛的小奖杯时，D挺高兴，但也并未让人太过惊奇。可从ABC开始学英文不足3年，与美国初一的孩子同场比赛英文短文，获第一名，倒让D与d跌破了眼镜。

比赛的命题是，写一个你熟悉的人。比赛时间，40分钟。这张试卷d保留至今：

My Mother

"The phone call is from your mother!" yelled my uncle from outside the house. I ran right out the door when I heard that. After thirty seconds, I was at a public phone talking to my mother. Tears came out of my eyes as I spoke into the telephone. She was at the airport, ready to go to American. She also cried as she said goodbye. I was six years old then. Three years passed before I saw her again.

My mother's name is Xiao Ying. She was born in a large family in Shanghai, China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he was very smart and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in China. She was very good at math and used to dream becoming a teacher.

Just after Xiao Ying finished collag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in China. She worked from a farm, to a radio factory, to 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and finally to the Space Center.

After eight years at the Space Center, my mother decided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 her education. Although my father was already there, my mother still had to work for a year to have enough money for her to go to an university. She found a work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as a waitress. She had to work twelve hours a day and was underpaid. Xiao Ying finally earned enough money, and my farther finished his education and found a good job. But life was still hard. My mother's English wasn't very good, and she never touched a computer in China, which she was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This was where her hard work and intelligence paid off. After one year, she caught up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and after another year, she was the best in almost all her classes.

After five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now has a good education, a good job, and a good home. If you say she is confident, hard working, and intelligent, that's right. She came to America when she didn't have money;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and on a farm; and she was always the best student in her classes. But most of all, she loves her family. And I love you too, mother.

中文译文：

我的母亲

作者：wd

“你妈打来的电话！”我舅舅从屋外喊着。我一听，赶紧朝门外跑去。30秒后，跑到了妈妈打来电话的那个公用电话前。我捧着电话，眼泪却夺眶而出。她正在机场准备飞往美国。她说着再见，也在哭。那时我6岁。再见到她时，3年过去了。

我母亲的名字叫小英。她出生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上海的一个大家庭之中。她非常聪明，并在中国受过很好的教育。她的数学非常好，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教师。

小英从大学毕业时，恰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她的工作便从农场，到无线电厂，到天文台，最后到了太空中心。

在太空中心工作了8年之后①，我母亲决定到美国去继续她的学业。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在那儿，可我母亲仍不得不再工作一年，以便挣到足够入学的钱。在中国餐馆里她找到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每天要在低于合理的工资之下工作12小时。小英总算挣到了足够的钱，同时我父亲也结束了他的学业并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日子依然艰难。我母亲的英文并不非常好，在中国读大学时也未接触过电脑，这成了她知识的欠缺和艰难之处。但一年之后，她赶上了所有的学生，再一年，她已几乎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了。

注：应是科学院的天文台加上科学院的空间中心共8年，孩子没有大人记得清楚。

wd在宣读他的得奖作文

在美国5年之后，她现在有了好的教育，好的工作和一个好的家庭。如果说她自信、努力和聪敏，这没错。她曾在没钱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她曾在餐馆和农场中工作，并且她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但比所有这些都更重要的是，她爱她的家。而且，我也爱你，妈妈。

坦率地说，和见过的作文神童相比，这篇短文算不了什么。英文还算流畅（译成中文，失色许多），内容却过于简洁，可能受考场时间限制。但一个6岁孩子与母亲告别时的情景刻画得十分生动。一个第一代移民之家所经历过的困苦被一个11岁的孩子虽然简单却十分准确地记录下来了。在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里，这是极容易引起共鸣的共同经历。这篇短文也让D与d都感到了，wd已不是早上要来亲亲妈妈再去赶校车的那个小孩子了。d倍受感动，大人所做的一切，孩子历历在目。

初中二年级暑假，wd与美国大多数孩子一样，开始了暑期的打工生涯。这或许是美式教育体系与中式教育体系颇不相同的一块，更像大老虎开始教小老虎如何扑食。大多数美国孩子在这个年龄还只是选择在社区内送报纸、擦汽车这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wd跑到了妈妈正在工作的，一个为全球几大石油公司提供油井数据分析的石油软件公司要当程序员。老板看着这个比白人同龄孩子更显瘦小的wd，将信将疑。公司明白中学生暑期打工的真实意义，也就慷慨允诺，并随他任选可以胜任的题目。小家伙将资料浏览一番之后，不声不响地自选了一个题目：用C语言写一个子程序，将公司软件产品中正在使用的，因不同类的客户机器而使用的不同格式的浮点数据转换成由IEEE（国际电气工程师协会）规定的标准格式的浮点数据。这将使本公司产品与其他公司产品的数据衔接更为方便。D不禁感慨，小wd出手不凡。电脑内，浮点数据的格式转换，这对成人程序员也有一定难度。两周之后，当wd的子程序通过了测试并放入了公司产品时，大人们为他鼓掌。作为wd同事的妈妈当然骄傲。D心中也充满了欣慰，这孩子不愁在美国找饭吃了。

高一，学校推荐wd赴哈佛大学计算机系选修课程。所有选修的课程均会计入哈佛大学的学分记录。这就是说，在理论上，wd可以在布如克兰高中毕业的同时也在哈佛大学毕业，并由中学（实际上是州政府）支付学费。一切安排好了，即将开车送他到剑桥上课的那天下午，从来与D是“铁哥们”的wd忽然不干了。好说歹说wd无动于衷，最后竟要夺门而出。急得D只得死死地抓住他的双手堵在门口。虽未破“绝不打孩子”的信条，可心里也恨得只咬牙。僵持了几十分钟，眼看都要迟到了，wd终于宣布：“你赢了！”

在哈佛的课堂上，高一的学生wd依然名列前茅。但多少年后，这对父子也依然争论着当初送上哈佛的“对”与“错”：“你的中学既然向家长建议，推荐你去哈佛，就是说从教育专家的观点来看，你有能力学习大学的课程，你也应该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

“可这种安排剥夺了我在那个年龄段本应该有的业余时间。”

D觉得此种说法也还算有点理由，但仍接着说：“那是因为，仅高中那点东西，你们老师看你业余时间太多了，才安排你开始上大学。”

“为什么这个业余时间就不能由我自己来安排呢？其实那些本该大学才上的课，大学里再学更轻松，时间的使用效率也更高。”

似乎也有道理。D想起自己的母校中国科大办起的少年班，不知那些孩子们有何感想。

刚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天，wd跑来问D：“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D随口答道：“对社会有所贡献啊。”

“为什么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wd继续追问。D开始有所警惕。从中国到美国不同的教育系统，孩子自己感觉到，教学中的价值观念变了。

细一想，人类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群体，都要教育其中下一代。至少要教其谋生，使其能够自立于群体之中，也要将孩子培养成对这个群体有用的人。这大概都是相同的。

wd刚刚转入美国学校时，校方便双管齐下。一方面告诫家长，要尊重儿童的教学规律，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向孩子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直截了当地告诉孩子，家长的要求不一定是对的，一切听从学校的安排。这让D感到，一上来，便与中国学校不一样。或许校方早对大部分中国家长的“成龙”教育有所耳闻，先打上一剂预防针。这也引起了D的兴趣：且看美式的中小学教育有何不同。

除非你想上私立学校，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完全免费的。这包括学费，接送孩子的校车、教科书、还有午餐等。甚至如wd上哈佛，既然是由中学推荐，并由中学做的决定，哈佛的学费也由中学支付了。这待遇对居住在美国境内的孩子一视同仁，哪怕你是非法移民。美国中小学校舍、图书馆、电脑室等和中国各大城市新建的学校相差不多。但体育场馆，大部分中国学校就比不了了，突现美国人对全民体育是很上瘾的。在D看来，美国小学的教育方针或许就一个字：玩，教师带着学生玩。寓教于玩，这和D当年上过的小学可真是大不一样。

一旦开起家长会，每一位家长听到的绝对都是你的孩子如何聪明，如何美丽，如何能干等等令人愉快与舒心的评语。最后也会轻描淡写，如果再在某些地方做少许努力，那就更聪明，更美丽。

教师的敬业，让D颇为感激。五年级的wd完全不懂英文。一位美国老太太硬是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到校，一对一，为wd一人上特别英文课。这位老教师坚持了一整年。六年级，wd的数学远超出了同龄孩子。又一位老师找来中学课本，再次对着一个学生，单独教了又一年数学。

wd的高中是四年制，无论波士顿两年，还是西雅图两年，D从未见他在家里做过任何家庭作业。有数的作业在放学前都抢在校内做完了，这比同龄的中国学生幸福得多。

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基本上是启发式的，交互式的。课程的安排，除数学物理外，艺术、体育、人文科学都摆在极重要的地位。作业考试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课堂上更注重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做课题（project）研究的训练，美国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

除了法律与道德教育外，在课堂上灌入政治与宗教信仰均为法律所不允许。诚信，被摆在一切道德标准的首位①。学生被鼓励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公益社会活动。这也是能否升入名牌大学重要评估条件之一。

注：在美国，一个人的档案中有说过谎的记录，的确在社会上较难混了。贵为总统，尼克松与克林顿均被美国律师协会吊销了律师执照，理由就是说谎。当然，没抓着是另一回事。

学生的各种业余兴趣，如属正当，学校都愿意努力倡导，甚至额外拨款相助。

“满分加绵羊”的教育体系，往往可以把中国孩子的“青春反叛期”消灭在萌芽状态。“夹着尾巴做人”更是两千年来学堂里、社会上不断灌入的修身养性的精髓。然而，没有“师道尊严”，没有约束与规范，鼓励个性张扬的美国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孩子成长中的青春反叛期似乎还是美式体系仍须研究的一个问题。吸毒、校园暴力、辍学出走……，均严重地困扰着美国的校长与家长们。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对天资优秀的孩子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积极活跃的氛围，充分地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性，协助他们不断地向上冲击。对天资有些欠缺的孩子又提供了一个宽松愉悦的学习环境，耐心地培育孩子们的自信心，使身心与知识都尽可能正常的发展。但对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孩子，对那些“戒尺”下本可以成才的孩子，美式教育或许过于放任了。

wd搬到西雅图，中断了哈佛大学的功课。他的高中生涯变得更为轻松与超脱。他充分利用遍布全美的图书馆，博览群书。与wd就各种题目展开辩论，是父子间一项经常的乐趣。开车出门远游，父子间的答辩就成了解决长途驾驶疲倦的良药。正是这种经常的探讨，让同是电脑工程师的D感到，wd的知识结构已经开始超越自己了。

注：作为政府对纳税人的服务，在美国，你可以通过网络免费借阅全美任何一间已上网的公用图书馆的书籍。图书馆会通过邮局免费寄给你。读完后，还给本地图书馆就可以了。

全额奖学金，加上兼职工作的微软公司近在身旁，wd轻松地走进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电脑系。这是美国大学电脑系中，科研与教学水平排在前十名之内的学校。学校就守在西雅图家边，这当然为d与D所乐见。wd学习依旧轻松。wd利用了大一的业余时间，用C++语言做完了一个涵盖已公开发表过的主要加密与解密算法的软件库，并把它作为自由软件放在网上，成为了北美第一个被全民共享，而且至今仍被全世界（包括中国）广泛使用的用于文件加密和解密的C++语言免费的源代码库。这个源码库也被美国和欧洲许多本电脑书籍和论文不断引用。绝大多数人都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大一学生的作为。正是在大一，奠定了wd在美国电脑界有着相当知名度的密码软件工程师的位置。

忘记了是大学哪一年，wd代表华盛顿大学参加美国某个机构举办的电脑与经济学比赛。州预选赛，wd两项都取得了第一名，但全国决赛只能选其中一项。wd将电脑赛让给了同校好友。他也竟然以电脑系的学生资格在经济学专项比赛中获得了全国比赛的银牌。

中学起，每逢暑假，wd均在微软研究院密码小组内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美国该领域内许多最著名或最出色的专家（许多专家也是利用暑期来做客座研究），担当过他们的助手。城府不深的wd曾当众指出世界级大权威论文中概念性错误（事后让D顿足不已）。直到大学毕业，发表过了一系列论文，注册过了若干项专利后（均微软公司操刀办理，若wd自己，大概也懒得去料理这些繁文缛节），wd似乎看穿了这些顶尖级科研机构的奥秘。他既不再读博士，也拒绝了微软研究院再而三的挽留，受原莲花（Lotus，一个国际著名软件品牌，已卖给IBM）老板之邀，做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去了。

wd仍然孜孜不倦地十年如一日维护与更新他的免费电脑密码生成与破译C++语言源码库（Crypto C++ Class Library），并以大量精力投入IEEE在他们这个领域内各种标准协议的制定。D起初确对wd如此积极地投入这种既无商业利益，也本该由大公司或大学校去参与的公益行为颇感迷惑，可wd一笑了之，并不作答。

wd毫不犹豫地放弃本可轻易取得的研究生学位，起初D也十分慨叹。d 却说：“你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不都是照你的样子在做吗！”

这话并不完全对。和wd做了二十几年的“铁哥们”，D醒悟到wd 其实是另一代全新的IT人——还在悄悄发展，但或许对未来IT业的走向最终带来变化的又一代IT人。与自己的个人电脑一起长大，这些人从小没有为吃穿过于发愁。他们都很努力地学习，学课本，更多地是学课本之外他们喜爱的题目。无论在学校，还是走进了社会，他们都喜爱追求一个舒适和高效的工作环境与平台。他们却又不为世俗所动，仍热衷于沿着自己的兴趣，去追求令自己兴奋的各种挑战。但是，他们并不打算仿夸父去追赶那永远够不着的太阳。他们更感兴趣自己视野内的猎物，从“老虎”到“兔子”，一枪一个……

在他们眼中，名誉或者地位，有一点也不坏，至于更多，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既然所做的一切都只为忠于自己的感受，那么任何虚假与投机当然也被这个群体所不齿。老一代的英雄，比如说，盖茨或其他什么人的成功，当然也钦佩，却并非他们的楷模。操纵一个庞大的机构，固然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可这个机构同样会操纵你。为什么要失去自我而成为一个符号呢？“人在江湖，身仍由己”，才是他们的理想。

这些人，也打工，也成立公司，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经常将他们得意之作直接放到网上，彻底开放，自由使用。Linux 便是此类作品中最为著名者之一。藏在他们那副清高面孔之后的虚荣心在于，到底有多少人在用我的东西？那些喜欢骄傲地“到此一游”的黑客是这个社区内更引人注目，已为普通人知晓的这个大群体中的一个子集罢了。更多的人似乎还躲在传统社会的视野之外，过着各自逍遥而不被干扰的日子。

过去20年，随着PC与因特网走进千家万户，在欧美，这个群体如雨后春笋迅速地萌发起来。在物质相对很丰富了的社会，对一个高智商的群体，“吃饭”本不是什么问题。劳动，更多的是为了体现自我，为了享受。一种真正的享受！这使D常想到当年他们这代人所描绘过的那个共产主义理想。

大学起，wd发表了许多论文，但他连自己的父母都懒于告知。其理由是：“反正你们也不会认真去读，论文是为想读它的人准备的。”

wd谢绝了微软研究院在他大学毕业时正式加盟的邀请，邀请的条件中甚至允许他就在家中工作。人虽已退休，但对微软依旧关注的D就劝wd：“你看，中国的媒体已将微软中国研究院抬到了何种地步！”

wd一笑。他已在微软研究院（虽然是大学实习生的名义）工作过4年了，他不介意是以何种名义工作的。不是已经发表过若干论文，也以个人名义注册了许多微软专利了吗？微软在用就很好！他更乐意去寻找新的环境与新的内容。

利用他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开发表的概念，一伙圈内洋鬼子找来1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起了一间名叫Zeroknowlogy的软件公司。因为公司要打造的产品是为因特网提供隐身服务器，公司一成立便引起媒体与相关部门的注意。于私，北美老百姓关心上网时的隐私；于公，这或许是打网络战的利器。拿到了钱而又踌躇满志的公司领导人回过头来聘请wd为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小小年纪，也有三分得意的wd跑到蒙特利尔玩了一趟，却不想上任。他坦率地告诉朋友，他的概念虽然正确，但现有的技术条件在短期内还并不真能将概念变成产品。烧别人的钱，也不是他的愿望。

最后，wd又从西雅图跑回了波士顿，接受了原莲花公司老板的邀请。他们在因特网上Peer To Peer的观念又吸引了wd。

wd平时懒得去逛商店。他们这一拨人，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早一批电子商务的身体力行者，当然也是网上商家最早瞄准的一批客户。衣食住行，他们总能在网上找到令人满意的物美价廉之物。凡事以逸待劳，总有人把东西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在美国，这个“懒汉”队伍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正在加入他们的行列。商家似乎也开始找到了网上赚钱的感觉。

已经二十几岁了的wd，平常难得有什么朋友来访问他。但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首先处理几十封，甚至更多的电子邮件。他有一个网上交往了十几年、遍布全球的朋友群体。每访问一个大城市，他都能联系到自己的朋友。不过，这往往也是他们交往若干年来第一次见面。他还有更大的，多至数千人的另一个mailing list 群体，那是10年来在免费使用他那个电脑密码生成与破译源码库的用户们。

wd依旧与d住在一起。他依旧像一个孩子而令人担心的是，仍然经常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后，才记起，今天尚未吃饭。

而当他眯着眼躺在环绕立体声家庭影院的长沙发上静听着他心爱的钢琴协奏曲时，D与d都会悄悄地把这个空间留给他，难得的忘我与沉醉。

wd他们那个“社区”的成员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似虚也实的网境里，独来独往，又群而乐之。让D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游侠的童话世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对欧美IT业的影响，在欧美社会中已初见端倪。

吃晚饭是全家相聚的时刻。通常也会花点时间去聊聊各自所见所读的异闻趣事。前不久，wd介绍了他的朋友们在网上讨论的未来“纳米雾”的故事（所谓纳米，0.000000001米）：

“纳米雾”，就是一群纳米级尺寸的电脑和纳米级尺寸的电脑外部设备。随着纳米技术在美国的一系列突破性发展，今天已有风险投资公司开始投资简单纳米电脑的研制了。这就是说，纳米电脑已开始走入可实用状态了（虽然功能尚简单）。今后的20年，纳米电脑达到和超过今天电脑已有的功能，或许不再是痴心妄想。纳米技术的特征与纳米技术的发展，应该使得纳米电脑的复制相对简便或几乎“没有成本”。那么二三十年后，每个人都拥有千、万、几十、几百万“台”纳米电脑应是可能的。小如分子的纳米电脑和纳米外围设备都悬浮在空气之中，这便是纳米雾。纳米雾跟随着主人，无处不在。荒郊野岭，爬山累了吗？纳米雾会自动组合成一台临时的坐椅供你休息。饿了吗？纳米雾会立即采摘路旁的树叶或野草并改变其分子结构，烹调成美食供你享用。啊，阿拉伯的那盏大名鼎鼎的神灯，只肯为幸运的主人提供三次神奇的服务。纳米雾可就不知疲倦任你驱使了。不过仍令wd的朋友们担心的是，如果纳米雾根据人的DNA特征发动进攻，攻入人的体内，破坏一个个分子和细胞，纳米雾便成了几乎无法防御的纳米病毒。而要研制能够抵御纳米病毒的纳米疫苗远比单纯破坏性的纳米病毒困难许多。

但愿纳米疫苗早纳米病毒而诞生。

第八章 将相本无种

如果你是从本书的第一行开始读起，那么到此为止，你会发现50年过去了。多快，“弹指一挥间”。是吗？

D常想，构成世间万物的，无非是碳、氢、氧，再加上氮、磷，钾等门捷列夫周期表上的一堆元素罢了。但同样一堆元素构成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条有活性的生命，事情就显得有点特别了。这个特别之中就包含了一个因素——偶然的机遇。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来世上活一遭，不容易！

蚂蚁也是一条生命。你看它东爬爬，西爬爬，碰到感兴趣的地方就多停留一段时间或多转两圈。遇到可吃的就拖进洞里，周而复始，直到终其一生。

人，当然不是蚂蚁。但作为生命，也必有它的共同之处。当你回顾若干年中自己生命的轨迹，不也是东试一试，西试一试，一路过来的吗？已经走过了半生的D，自己倒是觉得很像一只爬来爬去的“大蚂蚁”，一只爬过了太平洋，爬过了大半个地球的“大蚂蚁”。

21世纪，“退休”后的D与倪光南等人在北京CoreTech公司参观访问

人，都期望着好日子。D也当然如此。既然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不呢？你注意过吗？一粒压在石头下的种子，它也要试着发芽，也要拼命地将自己的叶片从石缝中伸出来。伸向新鲜的空气，伸向明媚的阳光，它同样渴望着成长。这便是生命。

当D一行一行地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人生时，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上苍送给他的不服输的生命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生态环境里，D是个弱者。奔赴美国后，正因为D有机会认识了许多“天才”，D就更明白，即便当年他在中国科大当过“白专分子”，他在业务上的天分与造诣充其量只是个“中等人才”。如果说D在美国还有过成功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这前半辈子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已。写完这本书，D只想把自己的感触与体验告诉朋友们：无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也无论出在穷家还是富户，追求成功的人们，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执着，做得到的！

将相本无种，但成功却永远都是相对的。成功虽然大体上有个当时社会上承认的标准，如“出将入相”，“成名成家”，“洞房花烛”，“腰缠万贯”，“入党做官”……但成功最重要的标准还是与你的昨天相比。与你心中那个目标相比，你大可不必为别人心中那个成功去奋斗，因为那不是你的生命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人都能抵达他自己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快乐人生，也是生命的本来意义。

过好每一个今天。这是通往明天，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立足于今天的一点一滴，辨明通往明天的每一个方向，敏捷地抓住每一个很可能擦肩而过的机会，踮起脚尖去努力。努力，某种意义上是生命中的一切！有过努力，不必为“白了少年头”而悲哀。没有努力，纵然“天上掉下个馅饼”，也一定索然无味。凡是有过“成功”经验的人一定记得，每一次成功之后，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他一路过来的努力。至于“成功”本身，似乎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明天”又摆在了眼前。

D当然希望上苍还会给他另外半个世纪，那他就有更多可以数来数去的“明天”。这就是说还有不少失败等着他去品尝。有过前半生的经验，D的手脚早就练就了厚厚的老茧，D自信可以对付。何况每战胜一次失败，不就又是一次成功吗！或许D无法使自己的四肢仍如过去那般强健，D却自信，他的心依旧年轻！

Finally, I know

The earth is giobal,

Not only pieces of plate.

Finally, I know,

The mankind is as a rainbow.

Not only a line of the yellow.

To drive onto a high way.

Don't say it is tar away.

The evergreen is just under your feet.

Have your proud,

Be into this family,

Do our best,

With the friendship.

这是D以前学习英文时的习作，现在D将其放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尽管它的文字粗浅幼稚，可它依然表达了一个过来人的感慨和依然期盼着去迎接挑战的年轻人的心，这就没有什么可自惭形秽的了。

2002年6月于北京亚运村

后记

本书付印时间距成稿有一年之久，书中有些新闻或许已成旧事，不过对一本内容跨越达五十余年的图书，经得起时间考验也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这些零乱的散文成书过程中，家人及诸多朋友均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与指正。在此，特别感谢蒋涛、郭立、孟迎霞等编辑朋友们的共同努力。

作者

2003年4月于北京亚运村